“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是江西第一次出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

从秋收起义，到踏上长征路，毛泽东人生中的整整7年时间都战斗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诗中的“修铜”，指的是江西的修水和铜鼓二县。

铜鼓，位于湘鄂赣边，因城东有一石，色如铜，型似鼓，因而得名。铜鼓县内有个月形湾，群山环绕，树林茂密，溪流淙淙，山上长满了翠竹、灌木与茅草。

1927年，轰动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前夕，34岁的毛泽东在这里遭遇了人生第一次被捕，命悬一线，九死一生才逃出虎口。

1927年，中华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从长江到湘江，从上海到南昌，从城市到乡村，都被无处不在的“白色恐怖”所包裹。

反动派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的心理，对共产党人高高举起了屠刀。

处在革命中心的湘赣一带，土豪劣绅、乡匪民团飞扬跋扈，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共产党人被枪决的噩耗。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冒着巨大危险回到湖南，肩负起了领导秋收起义的重任。

当年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也是他领兵挂帅的开端。为尽快了解驻铜鼓、修水部队的情况，毛泽东在会后从安源马不停蹄赶赴铜鼓。当时陪着他的，还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地下党员易子义。

安源到铜鼓，相距200多里，途经湖南浏阳。

当时，湖南反动当局大搞“铲共”、“清乡”运动，在交通要道上加岗设哨，严厉盘查，搜捕共产党人。所以他们这一路，注定不会太平。

9月5日早晨，曙光待升。

毛泽东一行人迎着清凉的秋风，乔装成伙计的模样，悄悄地离开了安源，朝铜鼓方向前进。

易子义挑着货担、哼着小调走在前面，毛泽东和潘心源在后面跟行。

他们刻意避开行人较多的大道，进入了峰峦起伏的万载山区。由于长时间在山路行走，毛泽东的脚上起了很多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一天晚上，他们到达了地处浏阳、铜鼓两县边界的张家坊。

张家坊，是湘赣两省交通要冲。这里关卡盘查严密，流动哨随处可见。

毛泽东嗅到了空气中的危险气息，决定先不赶路，在附近一家客栈里暂时住下来。

果不其然，他们第二天早上坐在店里吃饭的时候，遭到了团丁的盘查。

潘心源知道毛泽东讲的是湘潭话，怕团丁怀疑，便抢先一步用本地话说：“老总，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桐油。乡里乡亲的，行个方便。”

那团丁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别来这一套，就是天王老子，也得检查。 ”

潘心源赶紧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递上，讨好地说：“这是矿上的证明信。”

团丁反复盯着证明信看了两遍，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就出门走了。

还没等毛泽东心里的大石头落下来，对方就去而复返，指着他们说：“看你们不像是矿工，到团防局走一趟。”

潘心源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绷紧了，他大声问道：“不是检查过了么，怎么又要带人啊？ ”

一个团丁厉声喝道：“别多废话，惹火了老子，就用绳子绑着你们走。”

毛泽东害怕弄僵了反而要吃苦头，连忙给潘心源使了个眼色，说：“走就走吧，无非是耽误一些时间。”

店老板眼看着自己的客人被抓走，忍不住连连感叹：“哪有几多共党、赤匪哟！团防局横行乡里，胡作非为，真是作孽啊！”

等毛泽东走出客店一看，民团已经抓了一大批人，要一起带回团防局去。

其实这些人大部分是小商小贩和平头百姓，但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刻，他们都莫名其妙被当成了 “共党嫌疑犯”，用绳子捆绑着押往团防局审问。

而毛泽东、潘心源等人，也成了队伍中的一员。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

此时此刻，民团还并不知道他们抓的嫌犯中有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如果那帮凶神恶煞的团丁知道眼前这位两颊瘦削的年轻人就是国民党高价悬赏的毛泽东，肯定会迫不及待地交上去邀功请赏。

刚上路时，团丁们盯得很紧，生怕“犯人”逃掉。走了一段路以后，他们就放松了许多，还开始抽烟、聊天。

可是随着离团防局越来越近，毛泽东心里越来越着急，他深知这一去凶多吉少，一旦牺牲，起义计划就将付诸东流。

毛泽东边走边想脱身之策。

他突然想起，自己和潘心源身上，还带着几块银元。

这些团丁都是“雇佣兵”，穷得很，肯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不如用银元贿赂他们，说不定能逃出去。

于是，毛泽东快步走近潘心源，低声问道：“钱好拿吗？”

潘心源摇了摇头：“捆在里面了，一下子拿不出来。”

“那就算了，团防局千万进不得，否则会耽误大事。你们加快脚步，走在前头，我垫后，分成两伙行动，到时在铜鼓会合。

潘心源心领神会，赶紧走快些，故意让毛泽东落在后头。

团丁见状，大声斥责毛泽东加快步伐，跟上队伍。

毛泽东忙说：“老哥，我脚痛。”

说完，他晃动了一下身子，故意使口袋里的银元和铜板发出响声来。

果然，团丁听到声音后，死死盯着他装钱的口袋。

毛泽东见他贪财，趁热打铁问道：“老哥贵姓，家住哪里，生活可好？”

团丁一改刚才的凶恶：“我姓黄，湘潭人，一家老小全靠我卖命挣几块钱过活……”

毛泽东偷偷从口袋里抓出两块银元塞到团丁手里，轻声说：“黄大哥，这点钱，莫要嫌弃，拿去买碗茶喝。”

团丁迅速接过钱塞在衣服里，然后装作没事的样子继续聊天。

等他们来到一边是山林，一边是稻田的弯路上，团丁朝山林方向一努嘴，示意毛泽东可以往那边跑了。

毛泽东道了一声谢，撒腿就跑。

剩下的那些团丁们发现有犯人逃跑，连声大叫：“有人跑了，快追啊！”

民团队长手持土枪，口吹哨子，下令赶紧追捕。

毛泽东急中生智，从衣袋里抓出剩下的银元往路边一抛。

团丁们看到银元果然两眼发光，只顾着捡钱，给了毛泽东趁乱逃跑的机会。

而潘心源则单独往大路走去，故意将团丁引到自己这个方向，结果被捉住。

不过在押解县城的途中，潘心源抓住了机会，借机逃脱。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记得潘心源曾说过“铜鼓在浏阳东北角”，于是一口气往东北方向跑见山就翻，逢岭就越。

跑到一片灌木丛生的开阔地后，毛泽东才意识到这里没有藏身之地。

情急之时，他突然发现山脚下有一条深水沟，沟两边的茅草长得又高又密，毫不犹豫就跳了下去，将整个身体隐藏在密集的茅草下面。

直到很多年以后，毛泽东还对在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心有余悸，他曾经在陕北向美国记者斯诺细致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据毛泽东回忆，当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有好多次，追捕的人已经离他很近了，几乎一伸手就可以碰到。毛泽东几乎放弃了逃跑的希望，觉得自己肯定会被抓到，但是冥冥之中似有神助，这些人到最后居然还是没发现他。等到天近黄昏了，民团又饥又渴，疲惫不堪，终于放弃了追捕，怏怏下山去了。

毛泽东等到团丁们走光以后，从水塘草丛中悄悄走出来。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暮色将至。

毛泽东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光着两只脚，满身都是泥，衣服也被扯破了。由于没有鞋，脚上的伤口鲜血直流，疼痛难忍。

他坐在路旁的石头上，感到又饥又累，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挑柴的农夫从山上下来。

毛泽东像遇到了救兵，连忙迎上前去打招呼：“请问老哥，此地归哪个县管，叫么子地名？”

樵夫放下担子，回答道：“你怎么走到这山坞里来啦，这就是铜鼓的地盘喽，叫月形湾。 ”

毛泽东看对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后，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个大概。

樵夫把毛泽东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感觉不像是坏人，便朝山口指着说：“前面冒烟的地方就是我住的村子，你沿这条路慢慢往前走，我把柴挑到家就回来接你。我们村子很僻静，不是民团出没的地方。”

毛泽东连声说道：“谢谢老哥，谢谢老哥。”

在这个好心的樵夫家里，毛泽东吃了一顿饭，歇了一晚，还拖樵夫帮忙买了一双草鞋和一把雨伞。

第二天一早，樵夫带着毛泽东来到一个叫“交车岭”的三岔路口，指着前方说：“这条路通往铜鼓县城，翻过那座山就是排埠，从排埠到县城只有二十来里路。”

两人在三岔路口分了手，毛泽东踏上了去铜鼓县城的路。

他只知道救命恩人参加了当地的纸工工会，对于他的姓名、家世一概不知。

这个朴实的砍柴人施恩不望报，所以一直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后来毛泽东上了井冈山，通过地下交通员多方打听，终于知道了那个好心樵夫的真实身份。

他姓陈，名帷德，又叫陈九兴，是铜鼓纸工会的会员，后来还参加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工作。解放后，毛泽东给陈帷德写过信，信中称呼他为“救命恩人”。

赶到铜鼓县城后，毛泽东和同志们汇合，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召开会议、改编部队、下连队看望战士……

9月11日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丈。

平地一声惊雷，震惊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了，一面面鲜红的旗帜在湘赣边界飘扬。

毛泽东心潮起伏，大笔一挥，写下了《西江月·秋收暴动》。

秋收起义点燃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基础，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很多年后，人们回看这起伟人发生在月形湾“虎口求生”的经历，都不得不感叹一句“天佑中华”。当年如果毛泽东没有在这里脱险，秋收起义甚至中国革命的历史都将要改写。正因如此，铜鼓县也成为一代伟人“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宝地，很多人将月形湾形容为中国革命的“有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