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张雨的书法因受当时的书家和道家影响较深，并融多家之长，逐渐形成了率真自然，变化自如，神俊超迈，清气逼人的书法风格。

元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以往高高在上的汉族士大夫成为了社会最底层的存在，他们心里充满了焦灼和无奈，于是人开始寻求心灵的解脱。

张雨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

他的一生矛盾而又传奇，早年由世代科举荣身的官宦子弟变为云游四方，托寄黄冠的道士，晚年又弃道士身份而埋葬剑冠，还其儒身，持守孝道，著书立说之余饮酒赋诗，隐居以终老。

跋金应柱书帖

张雨，又名天雨，法名嗣真，字伯雨，别号贞居，又号句曲外史，钱塘人。

张雨家学渊源深厚，六世祖张九成为南宋时理学大儒，早年是宋高宗亲选的状元，官至礼部、 刑部侍郎，有《孟子传》传世。

祖父张逢源，为宋末漳州通判，江南名士，在杭州有居室号“泉月精舍”，元初的风流名士、文人墨客如赵孟頫、仇远、张炎、黄公望等名家，多为泉月精舍的座上常客。

张雨的母亲费氏，也出自官宦之家，自幼即习《论语》《孟子》学李夫人书法。

出生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张雨按部就班地读书、结婚、生子，人生轨迹与常人无异。

然而这样的他却在20岁左右弃家为道，遍游天台、括苍等名山。30岁后登茅山，跟随上清派掌教宗师周大静研习道法，受《大洞经篆》。

这漫长的求道生涯中，除了他31岁至33， 随开元宫道士王寿衍一行入观京师的两年之外，其余时间都在江浙地区的佳山秀水中度过。

《唐摹万岁通天帖小楷题跋》

至于张雨的入观京师，则是他道士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京城贤士如杨载、范柠、赵孟頫等争相与之相交，皇帝也玺书驿传，赐其号为清容玄一文度法师，由此可见他抽簪入道的动机有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却无求官问爵之想。

可60岁时，张雨却决然弃道还儒，出茅岭，庚辰归阳德馆，造水轩于浴鹄湾号黄篾楼，其中藏储了丰富的古籍图书，终日在黄篾楼饮酒赋诗。

并和杨维桢等人诗酒唱和，来往密切，同时他也是顾瑛玉山草堂的常客，其诗《自题》中言：

“我本清都山郎，天教分付与清狂。曾披给月支风卷，屡上层云借雨章。赋诗万卷酒千场，何曾着眼看王候”

这恣肆通脱的诗作，完全看不到宗教徒身上遗留下来的厌世情结和孤冷气质，倒是多了一份士大夫晴耕雨读般的宽闲寂寞和怡然自得。

姚绶也为张雨作传，对他的评价：“山泽之瞿，列仙之儒”。这八字可谓精到。

张雨可谓半是道士、半是儒生、半隐半俗，是“托迹黄冠”的文士。

而在此期间其书风亦发生巨大变化，前后判若两人。

《自书杂诗册》

张雨那“棘蓬原是金芙蓉”般别具一格的书法完全是得赵孟頫亲授，只是撇去了赵体的平和、雍容，平添了一份神骏、飘逸。

蒙元统治者虽使文人的地位地下，但在思想方面的钳制却比较宽松。赵孟頫提倡回归“魏、晋书风”的思想得到了书坛的积极响应，这对扭转南宋以来萎靡的书法风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赵孟頫虽然复古，但他和一般的复古思潮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历代复古思潮的提出， 主要目的都是借着复古的名义来进行革新，如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和清代康有为“托古改制”等等。

而赵孟頫的“复古”是一种全方位的“复古”，即“以古为古”，其目的是挽救元初书法颓风，以免优秀的传统汉文化在异族的野蛮统治下惨遭灭亡，他并没有想要去革新，因此不提倡个性，甚至可以说是排斥个性的存在。

如《次韵闲止诗卷》，此作明显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其线条圆润、中和，用笔守住中锋，结体温文尔雅，又有一股清气流贯其中，章法布局与赵孟頫的书法简直就是如出一辙。

而杨维桢的复古则不一样，他的内心并没有对汉文化即将灭亡的担心，他所崇尚的复古，与古代其他时期所崇尚的复古思潮实质相同—— 即“以古为新”。

所以他在书法不是一味地继承，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个性化的创新，将章草、今草及篆隶相融，表现出古朴、倔强、雄健、不落俗套的风格。

届结识杨维桢后的张雨，一改之前儒道之风，贪图“一刻春无价”，沉溺于酒色，这使他晚年的诗风、书风都开始朝恣肆放纵的方向发展。

如《登南峰绝顶诗轴》，是张雨晚年书风的代表，与杨维桢书风极为相似。

这种大幅作品在元代极为少见，是书法史上较早出现的立轴作品。

其用笔放逸开张，结字奇正相生。在书写过程中开始是比较舒缓，用笔凝练沉实，而后伴随着作者心境和诗文内容的变化，书法线条的虚实、迟涩、粗细伴随着情感的跳动表现得更加丰富，作品中对情感与节奏的追求甚至淡化了技巧的追求。

结语：

张雨从小受家学的熏陶，早期书风神骏清遒，成为道士后，行为举止中规中矩，书法创作也很少有狂野的一面，正如彬彬君子。

结识杨维桢后，张雨的书法又发展到了另一高度。这些作品虽看上去粗头乱麻，干、湿、浓、淡，粗、细变化桀骜不驯，但是仔细端详，每一字又暗合法度不落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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