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身上，“荷兰艺术中陈旧东西（好似旧鞋）变成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好似水晶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01年维米尔作品展的策展人沃尔特·利特克（Walter Liedtke）说。维米尔对真实的迷恋呈现了一种比现实本身更具说服力和诱惑力的幻觉，这种感觉充斥着他每一幅出色的画作。大都会博物馆展出了15件作品，是本世纪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幅由尖顶和山墙组成的全景图，它们被精细地描绘，但又被巧妙地改造成一幅明暗相间的饰带，在天空的映衬下，倒影在水波荡漾中。《代尔夫特之景》描绘着一个秩序井然的17世纪荷兰小镇，它和谐自处，宛若童话。
紧接着是维米尔的另一幅风景画《小路》。屋檐下的房子，风化的砖头，白色的粉刷，蜿蜒的水沟边有人弯腰提桶，敞开的大门前女人缝缝补补——这是通往维米尔其他作品的大门。穿过那扇门，是封闭的秘密空间：铺着黑白地砖的昏暗房间、桌布覆盖的桌子、带狮头雕饰的沉重椅子，而彩色的窗户则是整个思想和感情世界的窄小的框架。
《代尔夫特之景》
前两幅画位于的展厅中还有许多杰出的作品：《在窗边读信的女孩》中，苗条而明亮的女孩置于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之后，仿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她的隐私；《挤奶女工》中，女工脸颊红润、胳膊壮实，好似有色的雕塑。她的帽子、外套和围裙与厨房墙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维米尔笔下的经典配色——蓝、柠黄、白色和珍珠灰。在餐桌静物画中，他还采用了近乎点彩派的手法：充满活力的点触、模糊的轮廓，生动地体现在硬皮面包、陶制碗、牛奶等物体的描绘中。
《在窗边读信的女孩》
维米尔画的是手边的东西，是对世俗生活的赞美。他的家庭财产清单罗列了他心爱的服装和道具，他尤其钟爱妻子卡萨琳娜的毛皮镶边黄色夹克，其出现在了展览的五幅作品之中。最大的作品《女主人与女仆》位于一个华丽的画廊。女主人背对观众，露出她盘发上华丽的珍珠。几滴灰色把卡萨琳娜衣服上的松鼠皮变成了貂皮；光影绘就出缎面褶皱；柔软的织物与坚硬而夺目的珍珠相得益彰。
来自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写作中的女人》也令人情不自禁地驻足凝视。通过窗户或画中画，外界的生活同样得到显示——荷兰风景，错综复杂的地图。作者在不妨碍观众内心体验的同时展现了画功。时间仿佛被静止了。
《女士与女仆》
维米尔画得很慢，每年大约创作两幅作品（现存约36幅）。他于1675年去世，欠下了许多债务，留下了11个孩子。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他是艺术界的“灰姑娘”，作品的价值一直被忽视，直到印象派先驱泰奥菲勒.杜尔-伯格（Théophile Thoré-Bürger）重新发现了他。如今，他那晶莹、神秘的画作成了博物馆的水晶鞋——被人崇拜、被人痴迷地追求，太珍贵、太脆弱，以至于很少巡展。
他属于前印象派的那一小群人（还包括委拉斯开兹、伦勃朗），对他们来说，绘画本身就是一种主题，有时被怪诞地抽象出来——《制鞋带者》中线条若液体般流动；在《坐在处女前的年轻女子》中，乐器上的装饰的一连串图案。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定义了普鲁斯特所说的“布料和地方的某种精神、某种颜色”，因此维米尔的所有画作都是“同一个世界的碎片”，每一幅都再现了“同一张桌子，同一张地毯……同样新颖而独特的美”。
《倒牛奶的女人》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好奇地审视着我们；这张面孔有无数的亮点，闪烁的眼睛和半张的嘴唇，容光焕发，却又好像有着年轻的脆弱——“微笑的女孩”天真活泼，成为了荷兰艺术中神秘的“蒙娜丽莎”。
反复出现的共性——圆脸、大睁的眼睛、强壮的下巴——以及《戴红帽子的女孩》等小型绘画中的亲密特写，暗示了维米尔的妻子和女儿正是他的模特，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置身于他的家庭和绘画的魔力圈中。维米尔的主题永远是心灵的投入。《地理学家》潜心研究着大陆与海洋。《蕾丝制作者》的表情有一种专注的朦胧感，因为她周围的每一样物体都吸收了不同的光线：透明的金银丝线，光滑的木板，大头针闪闪发光，正如她蕾丝领子上的珍珠。
《地理学家》
荷兰艺术家扬·维斯（Jan Veth）认为维米尔的画作是“用珍珠的尘埃”锻造出来的。在珍珠元素的画中，《戴珍珠项链的女人》和《持天秤的女人》都体现了画家敏锐的目光和心里的平衡，它们彼此相对、相得益彰。策展人格雷戈尔·韦伯（Gregor Weber）说，当女孩调整她的珠宝时，她在镜子里欢喜的凝视“穿透了画面的宽度”，而戴面纱的女人在散落的珍珠和一幅《最后的审判》的画作之间测试天秤，则有一种狂喜的平静。在衡量视觉、触觉、世俗喜悦与精神领域的关系时，“她们”体现了维米尔“平衡”的艺术手法。
《戴珍珠耳环的女孩》
他对内在和事物永恒存在的洞察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你离开展览时，博物馆的其他画作突然显得太大、太明显、太尖锐。在某种意义上，维米尔甚至比伦勃朗的作品更难以解释，且他的魅力从未像在本次展览中那样令人着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