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华|父辈们的那些事(47)我的父亲(老红军回故里)

大院文化 2024-09-17 03:29:20

文/漆海发 整理/胡金华

(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供给部科长)

我的父亲漆松林(1916 -1976)1916年出生在湖北团风县杜皮乡农民家庭。

1934年11月鄂豫皖根据地最后一支主力红军一红二十五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后,留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于1935年2月3日重建红二十八军。

高敬亭、方永乐、徐成基等在安徽太湖县凉亭坳干部会议上宣布成立红二十八军。以皖西第三游击师和红二十五军护送伤病员的七十四师一营四连、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一分队红二十五军留下的伤病员、鄂东北独立团为基本骨干力量,高敬亭任政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红二十八军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八十二师下辖二四四团和特务营,手枪团下辖三个分队,全军约1000余人。

红二十八军成立后,立即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边界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开创新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创建了舒霍潜边区苏区政府,舒城西部的晓天山区成为红二十八军的重要后方。

1934年,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离开了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后,敌人对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血洗。我根据地的中下层政权机构几乎全被敌人摧残,不少县、区、乡的领导人被捕,许多党员和群众骨干被杀害,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但我根据地的不少县、区领导、乡主席、村干部却携带武器,分散开去,隐藏起来,转入地下活动。

这样我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在敌后白色恐怖下和对敌斗争中就自然地产生和形成。便衣队这种组织形式,早在1933年秋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时就出现了,每个便衣队多则十余人少则三五人。我红二十八军趁机派出一批干部和骨干插到地方,一边掩护伤员,同时大力做群众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发展便衣队。

1935年7月,红二十八军在潜山简家河召开会议,充分地讨论了便衣队的工作,肯定了便衣队的成绩,进一步明确了大力发展便衣队。会议后,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的便衣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当时,在鄂东北地区就有9便衣队近100人、在豫东南地区有19个便衣队200余人、在皖西地区有8个便衣队100余人。我父亲4月就加入湖北黄刚便衣队,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时任红二十八军安徽战斗营班长。

1936年,皖西地区的许多便衣队还从山区发展到平原。当时以大岗岭为中心的1分队,已发展到杨柳河、陶家河、汤家河、来榜河、石门山一带;岳西小河南的5分队,向沙生河一带发展;霍舒交界之黄泥畈的7分队,发展到了磨子潭、毛坦厂等地区;马家畈的6分队发展到桃岭、汤池畈;蕲州的便衣队发展到强家塝一带;鹞落坪的2分队也发展到包家河、烧箕窝等一带富裕的山区;黄冈在原有的1支便衣队的基础上,又新发展了1支便衣队,工作日要开展极快。

便衣队常率领群众打土豪分粮等,并由于当地物产丰富,便衣队给予红军主力不少补充。在三年游击战中,许多便衣队发展扩编后补入红二十八军。至1937年,我鄂豫皖边区,东迄合肥、安庆,西至湖北樊城老河口,南抵黄梅、广济,北达河南潢川、信阳等广大地区,便衣队星罗棋布,几乎是县县有、区区有、乡乡有。这些便衣队与我主力军紧密配合,对敌形成极大的困扰。1937年10月,红二十八军集中整编时,我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又大都编入了主力部队。我父亲时任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班长。

1937年7月“77事变”后,中央派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四位同志赴大别山和高敬亭接上了线。

1938年2月胜利坚持了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支队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及直属队,共三千一百多人。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数最多、武器装备最好、红军老战士成分最大的一个支队。

3月8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高敬亭率部集中从红安县七里坪出发东进抗日。四支队进驻舒城后,立即深入集镇,在七里河、三元观、程河道、西沙埂、河棚、中梅河、乌沙、晓天以及庐江县等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热潮的兴起。5月12日,于巢县四支队率先打响了新四军华中抗日第一枪,全歼日军20多人缴获步枪9支手枪2支,我无一伤亡。至10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四支队先后进行了28次战斗,共毙伤日军940多人,俘日军8名。同时还消灭匪武装1000多人。打开了皖中敌后的抗战新局面。

1938年底,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庐江东汤池召开会议,决定由汪少川、梁从学组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并尽快赴淮南铁路下塘集、朱巷一带活动。1939年3月,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与郑抱真领导的皖北抗日自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合编。7月,新四军江北部队整编,淮南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我父亲时任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任排长,在围打日军汽轮船时负伤,贯通伤从左前至后背很重,影响左臂肌肉活动。11月,时任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二营五连副连长,十四团侦察队队长。

1940年8月,定远县城第一次解放,担当主力的正是十四团,严桥乡,距离蚌埠95公里,位于县城南5:5公里,地处丘陵地带,被称为“南大门”,阎楼碉堡群,有明堡,也有暗堡,打碉堡群更难。不料狡猾的鬼子从暗堡发起猛烈射击,父亲小腿被击中,第二次负伤被战友救出阵地。

1941年7月,调新四军安徽淮南独立营任连长。1942年1月,送抗大八分校为学员学习(也是照顾二次重伤,不便在一线。)期间兼任江苏高邮县黎城区任大队长。1941年初,新四军四支队改编为新四军二师。1943年2月,我父亲调任二师四旅供给部任副科长、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供给部任副科长、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供给部任副科长。

1948年2月,去渤海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学习(学员)。济南战役结束时,被调到第三十五军,参加教育改造吴化文起义部队,他们的供给是混乱多头的,跟我军的供给制不一样,国民党军队中长官吃空饷是常事,大量的花名册要审核,工作是非常的复杂艰辛。

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三十五军,由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起义部队合编而成。我父亲任第三十五军军部供给部科长,遵照华东野战军前委的指示,在整训期间,全军后勤工作的总任务便是尽一切努力完成,进军的各种物质准备和加强后勤部门本身的各种建设以保证挺进江南的供应补给,并为我军进一步正规化打下物质基础。

具体工作方面有,要切实弄清部队现有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运输工具及按新编制编组后之人员、武器、弹药、运输工具,清查现有各种装具、装备雨具、工事器具、伙房用具、通讯器材、药品敷料、车辆配件及油料等,造具确实预算上报审查。还有筹粮工作,建立部队自己携带粮食的制度和习惯。从而在物质上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

第三十五军在占领了南京之后,南下浙江金华地区追击逃敌与剿匪,军部驻扎在浙江金华。随着天气逐渐变暖、潮湿。许多指战员都穿着掏空棉花的冬装。据父亲回忆这是大事,最后还是华东军区从山东老区调配而来,陆续得到解决。三个师都驻扎在县市区,并兼各军分区和警备区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相对解决了大部分粮油供应。

古话说枪炮未响,粮草先行,父亲回忆说:到第三十五军撤编时,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拖着伤残的身体,尽职尽责,不辞辛劳,努力提高所在部队后勤部门工作的计划与组织,很好地完成了上级军部部署的军事准备工作和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1950年1月,接到上级命令:将从第三十军、第三十五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等一万余人,到华东海军以加强海军建设。1月28日下午3时,三十五军机关与选送海军培训队科以上干部合影留念后,直属队及军部炮团直接从金华车站赴舟山。2月3日,第三十五军机关及直属部队5398人,由副政委张雄、副军长胡大荣、政治部主任孔繁彬等,自浙江金华乘火车抵达南京,到华东军区海军报到。

我父亲先是在华东海军后勤部当科长,接着又调到位于江西九江的华东海军当秘书科科长,后来又调回南京,任华东海军汽车修理厂厂长。

1953年7月,转业到上海钢铁工业公司。1956年我出生在上海,记得住在普陀区曹杨新村,那时候的普陀区基本上快接近郊区了。63路公交车的终点站(现在已经不是终点站了)就到新村门口,每天下午5-6点钟,我与弟弟常常在终点站等父亲下班回来,父亲牵着我们的小手回家,那情景真的温馨极了。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在上小学,我上幼儿园,中间只隔个篱笆墙,透过墙上的孔洞朝里边的小学张望,看到哥哥学校的大操场和教室,心中十分的羡慕。父亲常带我们到武康路林道生伯伯家玩(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他是我父亲同时期参加红军的老战友既是同乡,见面时他们有说不完的话。童年的生活过得真快。

我父亲的战伤一直不愈,弹片没有取出来,骨伤长年发炎、流脓(长大后特别觉得父亲是个坚强的人),年龄不到五十岁就因为身体不能坚持工作的原因,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上海市总工会提出要给父亲在市郊区弄套房子休养方便就医(老红军)。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父亲不愿意给组织增加麻烦和负担,直向组织上打报告,坚持要回湖北老家。

1962年10月,父亲带着全家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坐长江航运的大轮船启程,(上海总工会派两名干部随行)长江江水奔流,波涛澎湃,江鸥盘旋,江豚偶现,百舸争流,川流东逝,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翻出千样的浪花。父亲沉思看着两岸情景默默无语,(不知父亲的真实想法)在逆流航行了4天才到了湖北黄石港,换乘小轮船到达我老家县城一黄州。

当时的黄冈县县长赵子英热情地接待我们全家,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模样,是位很不错的老干部,对我父亲很客气,并征求父亲的意见,挽留在县城里安居休养。父亲非常平静地谢谢并回复县长:我连上海都不待,还待在县城里干什么?不知道休息了几天,县里派辆车将我们送到离县城60多公里的老家。回到老家的那天,乡亲们围着我全家看热闹,父亲开心地讲起家乡话。老红军回故乡,当年在十里八乡,也算得上是件轰动性的新闻。随着岁月时光的渐渐流逝,我们全家后来也逐渐适应了这山区农村的生活。1976年4月,我父亲去世了享年60岁。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是最坚强的人,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不愿意向组织伸手。我也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回农村老家退养,也是他觉得这样才是他最幸福与喜欢的晚年。

胡金华军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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