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一个问题有着很深的误解，就是认为：毛主席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确立军事上的领导地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失去了共产国际的联系。

换句话说，人们认为正因为共产国际不能对中国革命“瞎指挥”了，毛主席才通过实践证明了他的领导作用。

这个观点传播很广，影响深远，但结合近些年来俄罗斯解密的史料来看，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真正的历史可能恰恰相反：如果共产国际一直保持和中央的联系的话，遵义会议上确定的最高领导人可能就不是张闻天，而是毛主席了。

造成这个误解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共产国际、莫斯科和以王明、博古为首的“留苏派”画上等号。但事实上，莫斯科和“留苏派”的主张不仅不同，有时候还往往相反，比如二者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上。

毛主席第一次引起莫斯科的强烈关注，是因为他1927年的一篇著名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就引起了共产国际代表重视，他们迅速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将其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和《革命东方》等杂志上。

在那个时候，能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特别是它的俄文版上发表文章，是非常难得的，毛主席正是享受这个殊荣的中国第一人。

在不久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布哈林在说明中国问题时，专门引用了毛主席的这篇章，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正因如此，几个月后来到的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主持“八七会议”时，毛主席再次被提名进入领导核心，成了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确定了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不过，对于武装斗争应该在哪里进行这个问题，毛主席和共产国际和当时的中央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毛主席认为，在中国，武装斗争的重心应该在广大的农村。而后者认为，重心应该在个别中心城市，他们坚持在个别中心城市搞武装起义，毛主席则因为领导武装上了井冈山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但历史很快就证明了谁对谁错，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的失败为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广州起义的失败让莫斯科开始意识到他们“十月革命”式的在城市搞暴动的办法可能不适合中国，而与此同时，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却在白色恐怖下焕发出耀眼的生机，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到1936年，“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联核心报刊《真理报》各种重要文章中，出现的次数不下60次。

在这些文章中，莫斯科越来越注意到毛主席和他所领导的红军的价值。它毫不吝啬赞美之辞地写道：

“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任何稍微关注中国事态报道的人，都已经非常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几位出色的领袖的名字了……”

从城市到农村的重心调整是需要时间的，莫斯科虽然没有一下子完全放弃城市，但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路。1930年5月，斯大林明确向周总理提出：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这实际是肯定了毛主席的农村路线是走对了。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的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并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央把主要的干部和工作的重心都迁移到由毛主席、朱老总建立的中央苏区去。

正是因为这次重要的调整，不久后，毛主席顺理成章地再次提升，又一次成了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主席作为这块根据地的创建者，被选举为政府主席，同时兼任红军总政委。

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大家想必耳熟能详，随着博古等人进入中央区，和毛主席在很多问题上都发生了分歧，在宁都会议上，毛主席被取消了军权。但博古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对这一处理结果明确表示了反对。

驻莫斯科的代表王明把此事报告给苏共中央后，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认真研究了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最后他们认为：可以批评“纯粹防御路线”，但不应该把他从前线召回，更不该取消他的军事指挥权。

因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着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指挥。中央局应当设法劝说帮助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不能把他派出在军事指挥外。”

如果能及时地收到这封电报，那么中央苏区的结局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但可惜的是，在当时通讯不便的情况下，这封电报在宁都会议结束几个月后才送到苏区，此时毛主席早已无奈离开前线。

博古等人向莫斯科报告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方面则表示明确反对：

“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

共产国际先后致电博古等人，告诫他们：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同志与他保持联络；第二必须对他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的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将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的想法，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可以说，莫斯科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毛主席的重视。而与这个重视相对的，是“留苏派”不遗余力的打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下面这些奇怪又矛盾的现象：

在1934年初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经过博古等人运作，毛主席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却被增选为9名政治局委员之一；毛主席刚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几天后却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免去了政府主席的职务；而毛主席虽然不是苏维埃的政府主席了，莫斯科那边却又在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委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苏区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政权。”

博古对共产国际阳奉阴违，擅作主张暗箱操作，以至于过了很久之后，共产国际才得知毛主席已经不是主席了。1934年8月，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得知博古等人擅自用张闻天取代了毛主席的地位后明确告诉他们：莫斯科很不满意。

王明还在密信中告诉博古等人，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进步，莫斯科不仅印制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还为他出版了著作单行本。这个单行本“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明明已经找到博古等人在压制毛主席，但还是坚持让他进政治局，并提醒他们“毛泽东才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还为他出版但新版，印制精美文集。这是博古、张闻天、王明都没有待遇。

在明知博古已经大权在握，张闻天刚刚取代了毛主席政府主席的职务后，他们还这样大力宣传毛主席，背后的用意不言自明。莫斯科或许已经明确意识到，中央苏区的失败，和毛主席的离开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正在筹备它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关于中国问题的相关文件中，他们称毛主席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毛主席的名字被列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滕代远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也使用的是这样的排序。在一个如此盛会上采用如此排名，背后的政治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七大后，《真理报》的措辞更加明确，它形容毛主席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谨慎，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这可以说是对毛主席应该位居首要领导的明确表述。

而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已经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央在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则成了最高领导人。

很多人认为，毛主席在遵义会议能进入政治局常委，是因为当时中央和莫斯科失去了联系，但通过上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双方没有失去联系，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的地位很可能不止常委，而张闻天也大概率不会成为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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