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文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一年。一会儿这个部队被歼灭了，一会儿那个部队通电起义了。时间一长，国民党高层对此都麻木了。但是总的来说，上述事件都发生在陆军，空军则少有事件发生。不过这一切在1949年11月9日终止了。就在这一天，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共计58人，12架飞机在香港联合起义，给国民党空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听名字就知道，这两家航空公司不属于部队编制，而是属于民航系统。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员工会起义，为什么会给国民党空军造成重大的损失？这就要从两家航空公司的发展历史说起。
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的前身是，由国民政府交通部和德国汉莎航空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该公司在1931年5月正式成立，其名字中虽有“欧亚”两字，但实际上只在中国国内航行。不过，此时的欧亚航空公司还是被德国操控。1941年8月，国民政府对德国宣战，欧亚航空被交通部全面收为国有，并且改名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随后，其总部历经上海、广东等地，并于1949年8月被迁至香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央航空运输公司虽然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但是却频繁执行军事运输任务，俨然一个准军事组织。公司下辖的驾驶员，多为空军军官转业。时任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仍是现役军人。
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于1930年7月，是由中美合办的。总部历经上海、汉口、重庆。1949年5月，总部迁至台湾，但是其所属航空基地和主要业务机构仍在香港。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一样，其飞行人员多是空军转业军官，且大部分都在抗战期间参加过驼峰航线的任务。公司先后经历六任总经理，有三位是现役军人，两位是国民党少将。时任总经理刘敬宜虽然不是在职军人，但在抗战期间参与过军队事务。
所以说，两家航空公司虽然隶属于民航系统，但早就成为国民党军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家航空公司的起义，对于国民党空军的打击自然也是不言而喻。
1949年8月，在北京的中南海。一份中共华东局给中央军委的加急电报放在周恩来的桌子上。电报是关于国民党两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对此，华东局的领导们有着较大分歧。陈毅、粟裕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曾嘱咐上海基地留守人员把两航留下的资产交给新政府，这说明他们对新政府有投桃报李的心思。所以，对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采取没收的方式。据了解，两航中绝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不是来自内地，就是爱国华侨，他们都有回归的心思。而蒋介石匆忙撤往台湾，还顾不上两航的工作。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策反两航人员回归的因素。但饶漱石等人认为，如果部队他们采取没收的政策，难以服众。保留两航资产简直是右倾之举。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他认为，如果能争取两航起义，且不说政治上的意义，单就经济上的意义来说那也是很大一笔财富。最关键的是，其有形资产是可以估量的，但其无形的资产，特别是航空技术和人才的价值将是无可限量的。
事不宜迟，周恩来立即将华东局 的电报上报中央军委，并同时复电华东局，同意陈毅、粟裕的意见，对两航的资产不宜没收，并且要求立刻实施争取两航起义的工作，并及时向他汇报事情的进展。
中央军委决定让蒋天然为争取两航工作的首席代表，挑选适当人选前往香港进行策反工作，由陈毅、粟裕领导上海市军管会和李克农立到的中央军委情报部配合完成。经过蒋天然的物色和粟裕的批准，决定派遣吕明和查平夷两人前往香港进行策反任务。
就在万事俱备之时，两航发生了2起单独起义的事件。
1949年7月央航副驾驶李福遇在国航副驾驶李培槐的介绍下，与中国地下党取得联系，经过动员后决定择机率先起义。8月25日上午8点半，一架编号为xt-507的央航飞机正准备由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广州白云机场。临起飞时，李福遇突然赶到，要求搭机去广州料理家务，获得机组同意。上午9时15分，飞机顺利到达广州，但当机组和旅客全部下机等待飞机装货再飞贵阳时，还没下飞机的李福遇便当机立断，决定独自驾机北上起义。下午3点40分，李福遇驾机成功在明故宫机场降落。他先是受到了机场人员的热泪欢迎，随后又受到南京市军管会的招待。8月28日上午11时，李福遇驾机飞往北京南苑机场。在那里，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当李福遇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香港后，同样早就和地下党有过接触的吕辑人也开始谋划新出路。他与杨兆藩、谢超群、苏文焕结成4人小组，准备驾机起义。10月27日晚上7时，正在停机坪上指挥检修飞机的苏文焕先是打发正在工作的机械员去吃饭，随后以自己需要为明天飞行试车为由，只身前往停在跑道一侧编号为xt-507的飞机旁。当苏文焕确定周围无人后，立即打开落地灯作为信号，引导吕辑人3人进入机场登上飞机。晚上7时25分，吕辑人4人驾驶飞机成功起飞。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成功来到广州上空。在没有灯光引导和通信联络的情况下，成功在白云机场降落。同样的，他们最后也飞到南苑机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对于2起单独起义事件，周恩来对吕明和查平夷明确了3点指示。
一是立即停止策动两航飞行人员个别驾驶飞机起义的工作，动员两航员工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部起义。
二是新中国需要民航事业，前途远大。
三是两航员工回来后，保证人人都有工作。
查平夷先对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开展说服工作，并成功打消了陈的顾虑。随后，吕明和查平夷有开始做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的工作，鉴于刘敬宜对此次起义仍有顾虑，吕明对其思想问题进行逐一排解。终于在11月7日成功说服刘敬宜同意起义。
与此同时，起义领导小组也已经开展了起义的具体工作。如起义时能开走多少架飞机，能联系到多少个可靠的正副驾驶。经过逐个走访和交谈，终于将各种问题解决，并于10月25日成立起义指挥部。根据计划，起义准备在11月10日实施，但刘敬宜认为时间太过仓促，如果能稍微延迟，可能争取到更多的飞机和驾驶员。对此，陈卓林则主张要提前起义，他认为时间拖的越久就越危险。果然，起义指挥部在11月8日接到消息，起义有失密的征兆。据此，指挥部决定在9日上午实施起义。
1949年11月9日凌晨，参加起义的12个机组以及随机人员一共58人皆按时抵达机场。上午6时30分，由潘国定驾驶长机率先起飞，这架飞机除了4名机组人员，还有随行的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紧接着，6架c-47，3架c-46，2架dc-3飞机依次顺利起飞。
由于空中能见度差，加之为了防止被国民党的无线电侦听到，12个机组之间只能够高频无线电进行联络。一路上，为了迷惑国民党空军和塔台，还要不断向香港发去电报，比如，飞机坏了要回航，修好了正在续飞，抵达柳州，抵达昆明等。同时还要按原定航班计划，按时与原定计划降落的目的地保持联系。
15时15分，长机成功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在机场，他们受到李克农、刘亚楼的热烈欢迎。下午点10分开始，剩下的11架飞机在天津张贵庄机场陆续降落，他们也受到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欢迎。当天晚上，刘敬宜、陈卓林以及机组人员又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待。
两航起义不但切断了国民党对西南地区的空中运输，加速西南地区的解放进程，同时还推进了位于香港的其他企业，如中国银行、招商局轮船公司、资源委员会的驻港机构、交通部港九储运处的相继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