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乘船南下，抵达南昌不久，便传来了沈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

一个月前，他才在南昌甩下豪言壮语：“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日军杀到了家门口，蒋介石有些慌了，共产党和家国存亡孰轻孰重，他没空再做仔细掂量，两天后便赶回了南京，下令召集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商讨大计。

为了保命，保住自己的权力，也保住这个国家，他开始向那个“眼中钉、肉中刺”伸出友谊之手，先行藏起了自己过去的那副强硬嘴脸。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刚刚向共产党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在这之前，他还发起过两次“围剿”行动，但都以失败告终了。这次出手，他有不计后果，将红军一网打尽的意思。

第三次“围剿”前，他自命“围剿”军总司令，和何应钦携手坐镇南昌，发动了30万人的兵力，还聘请了德日英等发达国家的军事顾问，在战事上倾注了很大的心力，本以为已经胜券在握，没想到还是功亏一篑。

红一方面军打了三个月，六场战斗节节胜利，歼敌3万多人，还缴获了万余支枪，杀尽了敌军的气焰，也充实了战斗物资。

此战过后，赣南和闽西的两块根据地便被红军紧紧连在了一起。

这块广大区域下辖二十多个县，占地面积很广，两军之间的势力范围又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在这之后，一部分国民党军受到震动，还起义改组为了红军第五军团，这对于国民党军亦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

蒋介石的这次行动有些冥顽不灵、吃力不讨好的意思，毕竟前两次“围剿”中国民党军的表现实在差劲，似乎只要共产党稍微动动脑子，动动手，他们就已经招架不住了。

第一次“围剿”发生在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国军的攻击目标是赣东北的苏区。红军战士在方志敏的带领下，将国军打得武力尽失，难以恢复。

渡信江时，红军战士兵分两路，一路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偷袭城西守敌，将河对岸的几百名靖卫团丁搞得悉数缴了械，没用一枪一弹就结束了战争。

另一路则专门对付浮桥头的守军，采取的也是速战速决的战术。国军迟钝，红军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将其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四个小时的激战之后，时任国民党军团长的李坤带人弃城而逃，留下的人也都纷纷缴械，这便是第一次“围剿”时的凄惨战况。

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打得也很是吃力。当时，他们组织了4个团的兵力进攻位于赣东北苏区中心的弋阳九区和横峰葛源，再一次遭到了红军战士的沉重打击，最后被俘虏了180多人，有200多支枪械被缴。

之后，红军战士又进军闽北，再次赢得了大捷，让弋阳县冷水坞和横峰县何家坝的国民党军溃不成军。

总之，这三次“围剿”行动中，蒋介石都花费了很大的心力，他有心灭掉红军，但不管是当时两军的实力对比，还是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都让他的这个想法扑了空。

除了三次“围剿”的惨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再一次说明了蒋介石对国内形势的评估有多么错误。

这次的事件看似是突袭，其实日军早就做过谋划。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他就在日本陆军学校发表过讲话，说满蒙的资源丰富，有很大的开发价值，日军一定要将其搞到手。

事情是在九月十八日晚上发生的，因此得名“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则是以事变发生的地理位置——满洲为其命名的，称其为“满洲事变”。

当天傍晚，日本关东军借口说要巡视铁路，偷偷把炸药包安到了南满铁路上，事后还拒不承认，诬陷这是中国军人所为。

他们在沈阳北大营南柳条湖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放了三具穿着中国军服的尸体，之后便让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向我军在北大营的驻地发起了进攻，很快便占领了整座城市。

日军这次的行动会这么大胆，也与蒋介石之前对东北的态度有关。

他一直主张的都是“攘外必先安内”，要先把红军问题处理好，再顾外敌，因此放松了警惕，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

事情发生之后，国民党政府还满不在乎地给东北的驻军打了一封电报，说日本人不过是普通的寻刑滋事，下令他们不要抵抗，任由日本人胡来。

当时，国民党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到了国际联盟身上，但是国际联盟也拿日本没有什么办法，他们让日本人撤军，日本毫不动弹。

日本人看没人管得了自己，愈发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最终不过4个月的时间便将东三省100多平米的土地都给掠夺过去了。

从全力围剿共产党，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实现，蒋介石的转变并不彻底，其与共产党的交好不过是权宜之计。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蒋介石还曾试过让周总理、董必武、博古、王稼祥等人加入他的麾下，成为国民党的一员，但是遭到了他们的严词拒绝，蒋介石心有不快，当晚就在日记中写下了“匪性难改”四个字。

不过，他也想过将共产党一网打尽终归是无法做到的，于是改说让他们求饶就可以了。

1937年9月23日，他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抗日立场，表示要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用整个民族的力量来挽救危难中的中国。

但这次的合作，只限于军队和政权方面，两党之间并不存在需要共同遵循的纲领性文件，这就必然导致双方在这一过程中潜在的冲突与矛盾。

1947年，抗战胜利后，随着董必武等74人乘着飞机返回延安，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共合作一朝之间彻底破裂。

这样的破裂似是必然，在蒋介石的心里，从来就没有真正将共产党视为真正的合作伙伴，他一直都在等待着一个时机降临，悄然打响内战。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还将两个军的力量空运到了秦皇岛，试图抢夺胜利果实。

他将杜聿明任命为保安司令，带领部队从山海关打到了锦州，由此关外的内战开始了。

随后，国民党军又先后攻占了抚顺、铁岭、鞍山、营口等东北解放区，继而向中原解放区发起了进攻，挑起了空前规模的内战。

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发起了进攻，两党之间的和平谈判至此再无希望。

1947年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国民党将领陈诚的态度相比蒋介石更是猖狂。

他直接说，两边真的打起仗来，国军只要三个月就可以把共产党打得体无完肤。国民党出兵是为了平定叛乱，一定要把共产党打得全部解除武装。

陈诚说得信誓旦旦，至于内战后来的结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了。共产党并非无足轻重，蒋介石打得无计可施，反倒把自己逼退到了台湾，最终回天乏术。

1946年1月重庆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本来是有机会和共产党做和平谋划的，只是其仗着有美国人的支持，愈发膨胀，毫不把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眼里，执意搞独裁专制，所以下场凄惨。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还提出了一个“反共复国”战略，将其归纳为“一二三五计划”，简单来说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此时，他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没有温和的意思，依旧很不友好，将其视为影响自己返回大陆，统治全国的巨大障碍。

从1950年代开始，他不断派出飞机轰炸大陆沿海城市，在大陆沿海岛屿搞偷袭，以致海岸空战、炮战不断，影响人民生活的安定。

到了60年代，蒋介石的反攻行动更甚，成立了由他和陈诚共同牵头的“反攻行动委员会”，还特别设置了“国防临时特别捐”，专门用来筹集资金。

有人分析过，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提出的“反共复国”方案大概有一千多个，但是无一成功。

这背后一方面说明了蒋介石的想法是如何得不切实际，但另一方面也为外国势力干涉台湾问题提供了安全隐患。

从日本到美国，这些国家正是利用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敌对心理，一再强行介入到了我国统一大业的实行过程中，让两岸隔膜丛生。

蒋介石宁愿为亡国奴，不愿意修正对共产党的态度，终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但却对我国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实在叫人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