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笔下杏花的＂爱恨交织＂：南北变迁，从春色之首到薄幸之花
世人皆知李白爱牡丹，白居易好牡丹，甚至周敦颐独爱荷花，却不知在宋朝，有一种花儿曾让无数文人为之倾倒，她就是杏花。
在北宋时期，从苏轼到王安石，从韩琦到梅尧臣，几乎所有的文豪都为杏花题诗作赋。那时的杏花，是春天的使者，是文人墨客笔下最美的春色。人们在杏花树下饮酒赋诗，以杏花寄托心事，将杏花视为高雅清丽的象征。
然而到了南宋，这朵曾经的＂春之花＂却突然间变了模样。那些赞美的诗句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究竟是什么，让杏花从春天的象征沦为＂薄幸之花＂？又是什么原因，让这朵北方的花儿在南迁后竟成了＂江南＂的代名词？
一、北宋文坛的＂杏花热＂
宋仁宗庆历四年的一个早春，韩琦正在汴京城外的私家园林里踱步。这位当朝宰相突然被一阵花香吸引，抬头望去，只见几株杏花悄然绽放。这一刻，韩琦眼前一亮，提笔写下了＂真宜相阁栽培物，更是仙人种植花＂的诗句。
这首诗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间，杏花成了汴京城内外文人雅士们争相谈论的话题。原本不起眼的杏花，竟因一首诗而声名大噪。
不久后的一个花朝节，梅尧臣应邀来到韩琦的园子。两位文人相对而坐，品茗赏花。梅尧臣看着满园杏花，不禁感慨万千。他提笔写下＂马上逢丹杏，芳条拂眼过＂的诗句，却在诗的末尾加上了＂客心路易感，路远奈愁何＂。这首诗传开后，更多文人开始在杏花诗中寄托心事。
消息传到了在密州任职的苏轼耳中。这位性情中人立即让园丁在自己的园子里种下了数株杏花。第二年春天，杏花盛开时，苏轼摆下酒席，邀请密州文人雅士共饮。酒过三巡，他吟诵起＂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的诗句，席间宾主尽欢。
这场杏花宴引来了更多效仿。一时间，汴京城内外，但凡有园子的文人，都要种上几株杏花。每到春天，杏花宴成了文人雅集的新风尚。
王安石在做宰相时，也曾在相府种过杏花。后来告老还乡，卧病在床，望着窗外飘落的杏花，写下＂独卧南窗榻，倏然五六旬。已闻邻杏好，故挽一枝春＂的诗句。这首诗传开后，更多文人开始用杏花来抒发人生感慨。
欧阳修也是杏花的知音。一年春天，他在洛阳做官时，特意在后园种了一片杏林。每逢春日，便邀三五好友，在杏花树下品茗论诗。一次，他看着满园杏花纷飞，即兴赋诗：＂杏花春雨正纷纷，河上洛阳花似云＂。
到了宋徽宗时期，宫廷画师也开始大量创作杏花题材的作品。徽宗本人就十分喜爱杏花，他不仅在宫中种植杏花，还亲自作画，留下了《三清图》等传世佳作，其中就有杏花的身影。
这股＂杏花热＂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从最初韩琦的惊艳发现，到后来文人们的争相吟咏，杏花在短短数十年间，就从一种普通的春花，变成了文人墨客笔下不可或缺的意象。
二、杏花盛行背后的文化根源
宋仁宗时期，一场重要的文化转变悄然发生。那年冬天，范仲淹在朝廷上提出了著名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很快在文人圈子里传播开来，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文人气质。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们开始追求一种平和淡然的生活态度。杏花因其既不似牡丹的富贵，也不似梅花的孤傲，恰好符合这种新的审美取向。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汴京城里，但凡有些地位的官员，都会在自家园子里种上几株杏花。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李格非的退休官员写了一本《洛阳名园记》。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当时洛阳城内外的各处名园，其中多次提到杏花。书中说，每到春天，洛阳城里的杏花盛开，香气四溢，引得文人们纷纷相邀赏花。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时的官员退休后，大多会选择在洛阳定居。这些退休官员虽然离开了朝堂，却并未远离文化圈子。他们买地建园，种花植树，过起了悠闲的园居生活。
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张邦基的＂醉翁园＂。这位退休官员在洛阳城南买了一块地，精心设计了一座园林。园中除了亭台楼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片杏花林。据说每到春天，张邦基都会邀请洛阳城里的文人来赏花饮酒，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
不仅如此，当时的文人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往方式。他们会互赠杏花树苗，以此表达友谊。据《宋史》记载，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就曾收到友人赠送的一株名贵杏花，他将其种在自家园子里，并写诗纪念这份情谊。
而在汴京城，更有一种独特的＂杏花雅集＂。每到杏花盛开的季节，文人们就会相约在某位朋友的园子里聚会。他们或品茶，或饮酒，或赋诗，或谈论时事。这种雅集往往持续一整天，直到月上柳梢才散。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文人还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杏花宴＂。宴席上必须使用杏花装饰，酒具也要用杏花纹样的器皿。据说这种风尚最早是由苏轼在密州任上开创的，后来逐渐流传开来，成为北宋文人圈子里的一种独特文化。
到了元祐年间，这种以杏花为中心的文化活动达到了顶峰。当时的文人不仅在诗文中咏叹杏花，还开始研究杏花的栽培技术。有的人专门写文章讨论如何培育出更加美丽的杏花，如何让杏花在特定的时节开放。
三、杏花与宋代园林艺术
宋仁宗时期的一个春日，汴京城里热闹非凡。原来是宫廷园林司正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杏花展。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这场展览持续了整整七天，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前来观赏。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株来自宫廷御花园的百年老杏，据说是太宗年间从洛阳移植而来。
在汴京城，皇家园林的杏花最负盛名。宋徽宗时期的＂艮岳＂，更是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名贵杏花品种。据《宣和画谱》记载，光是御花园里的杏花品种就有二十多种，其中最珍贵的是一种叫＂玉蝶＂的白杏花，花瓣晶莹剔透，宛如白玉雕琢。
不过，真正让杏花走进寻常百姓家的，要数汴京城的＂杏花市＂。每到春天，在相国寺附近的市集上，就会出现专门卖杏花树苗的摊位。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这些杏花分为＂御品＂＂名品＂＂寻常＂三个等级，价格从几十文到上百贯不等。
一位名叫赵与宏的园艺师，在汴京城里开了一家专门培育杏花的园子。他不仅掌握了嫁接杏花的技术，还总结出了一套培育杏花的完整方法。据说他培育出的＂醉花仙＂杏花，一度成为汴京城最受欢迎的品种。
在洛阳，杏花园林更是独具特色。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载，当时洛阳城内外的杏花园林多达三十余处。其中最有名的是＂芳林园＂，园中种植了数百株杏花，品种齐全，春天开放时香气四溢，引得蝶飞蜂舞。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园林里的杏花，大多采用＂疏植法＂栽种。这种方法是将杏花树间隔种植，既保证每株树都能充分生长，又能让游人在树下自由漫步。据说这种栽种方法最早是由北宋著名的园林艺术家李诫创立的。
而在苏州，一位名叫沈括的文人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种独特的杏花培育技术。他发现将杏花树种在水边，不仅能让花开得更艳，还能延长开花时间。这一发现很快在江南园林中推广开来。
在杭州，当地园林艺术家还创造了＂杏花障＂。这是一种将杏花树修剪成屏障形状的技艺，既能遮挡视线，又不失优美。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当时西湖边的许多园林都采用这种方式种植杏花。
到了北宋末年，一本名为《花木记》的园艺专著问世。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杏花的栽培技术，包括选种、培土、施肥、修剪等各个环节。这本书的作者郑望之是当时著名的园艺家，他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十几种杏花的培育方法。
随着园林艺术的发展，各地还出现了专门的杏花品评活动。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春天，汴京城都会举办杏花品评会，文人们会聚集在某个园林中，一边赏花一边评论各种杏花的品相。评判标准包括花色、花形、香气等多个方面。
四、南渡后的杏花意象嬗变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众多文人随之迁往临安。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改变了王朝的命运，也改变了杏花在文人笔下的形象。
建炎元年的春天，朱熹在临安城外的一座园林里遇到了老师李侗。两人在杏花树下谈论理学，李侗指着飘落的杏花说道：＂此花看似美丽，实则轻浮，正如世间轻薄之人。＂这番话被朱熹记录在《朱子语类》中，成为了南宋理学家评价杏花的重要论据。
不久之后，理学大家吕祖谦也对杏花提出了批评。在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里，就曾举办过一场关于花木品性的讨论会。会上，吕祖谦将杏花与梅花做对比，认为梅花傲霜斗雪，品格高洁，而杏花则过分艳丽，缺乏节操。
到了绍兴年间，一位名叫叶绍翁的诗人写下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这首诗本是描写春天的景色，却被当时的理学家们解读出了另一层含义。他们认为，杏花＂出墙＂的行为，正是其轻浮本性的体现。
然而，并非所有南宋文人都认同这种看法。著名诗人范成大就曾为杏花辩护。在他的《吴郡志》中记载，杏花之所以显得艳丽，是因为它承载着春天最浓烈的生机，这恰恰是一种美德。
临安的杏花与北方的品种也有所不同。据《武林旧事》记载，南渡后的杏花在江南的气候中发生了变化，花期更长，花色更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理学家们对它的偏见。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理学家们对杏花多有微词，但临安的杏花市场却异常繁荣。据《梦粱录》记载，每到春天，西湖边上就会出现专门的杏花市集，游人如织，盛况空前。
不仅如此，临安的画师们还创造了一种新的绘画题材——＂杏花烟雨＂。这种画作将杏花与江南的烟雨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境。著名画家马远就曾创作过多幅＂杏花烟雨＂图。
到了淳熙年间，杏花已经完全融入了江南文化。当时的文人雅士虽然在诗文中对杏花褒贬不一，但在实际生活中，依然保持着赏杏、种杏的习惯。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光是西湖周边就有十几处著名的杏花园。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杏花＂逐渐成为了一个象征江南风物的意象。南宋后期的诗人陆游就曾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将杏花与江南的春天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象的转变，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宋文化心态的变迁。
五、杏花文学的双重性格
绍兴三十年的一个春日，著名词人李清照在临安城外的一座园林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杏花诗会。这场诗会上，汇集了南宋文坛的众多名家，有人赞美杏花之美，有人批评杏花轻浮，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这场诗会的情况被当时的文人记录在《武林遗事》中。据记载，支持杏花的一方举出了北宋时期众多名家的诗句为证。他们特别提到了韩琦的＂真宜相阁栽培物＂和苏轼的＂杏花飞帘散余春＂等名句，认为这些诗句充分展现了杏花的高雅品格。
而反对的一方则搬出了朱熹的论点。他们认为，北宋文人过分追求表象之美，忽视了花木的品性。一位理学家当场吟诵了朱熹的＂花开易落性轻浮，不似梅花傲雪寒＂的诗句，引来不少附和。
这场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北宋之间杏花文学的巨大转变。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的杏花诗词数量占据了整个宋代杏花文学的三分之二，而且大多表达赞美之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便到了南宋后期，许多文人在公开场合批评杏花，私下却依然保持着赏杏的习惯。据《梦粱录》记载，就连极力贬低杏花的理学家家中，也都种植着杏花。
这种矛盾的态度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杏花虽好不须恋，到底春风是主人。＂这既批评了杏花的轻浮，又承认了它的美丽。
到了度宗年间，一位名叫周密的文人编纂了《武林旧事》，书中专门记载了宋代杏花文化的变迁。他注意到，虽然南宋理学家对杏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