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我国人口在西汉时已有六千万，但后世增长缓慢，即使开皇、贞观这样的大治世也不过八千来万人口，两宋创造了古代经济的巅峰，人口也仅仅九千来万，直到明末时中国还只有一亿人。
但是，到清乾隆时中国的人口就猛增至两亿，清末更是有四万万同胞，原因当然不仅仅是持续百年的康乾盛世，更关键的是新大陆高产作物的传入对人口大爆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近代比较著名的“唯薯史观”。
世界上有三个农业起源的中心地，一个是印度的两河流域，一个是中美洲，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中国是粟和稻，也就是小米和大米的故乡，存在都在一万年以上，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中国劳动人民就发现了粟和稻。
然而，后世几千年的发展，农作物品种的更新却乏善可陈，到了汉代，主要粮食作物依然还是所谓的五谷，即麻、黍、稷、麦、豆。
后来又增加了稻、粱、菰、秫，即所谓的九谷，其中的菰是一种水生农作物，秋天开花，结黑色籽粒，名雕胡米，李白诗“跪进雕胡饭”，杜甫“波飘菰米沉云黑”，说的就是它。但作为粮食的雕胡米产量低不说，成熟时间也不一致，不易收获，所以很早就不再大规模种植了。
其他几种农作物虽然产量不低，但限于科技水平，产量也没有突飞猛进的增长，所以从两汉直到元代，粮食作物的产量大体稳定，品种也没有大的更新。
直到明代后期，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美洲作物开始传入中国，才使粮食作物中增加了新的成员，进而改变了我国的粮食结构。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玉米和白薯。
我国关于玉米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正德《颍州志》，颍州在今安徽北部，玉米传到颍州之前，肯定已经在其他地区有栽培，而且记进《颍州志》时，也不会是传入的第一年，所以很可能在1500年前后就传入了中国。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1492年，玉米的传入距此只不过十年左右，快得惊人。
不过玉米传入中国后，在开始的200年间并未得到广泛传播，直到1750年后才开始大规模种植，也是从那时起，农民才意识到玉米不仅有抗旱高产的优点，而且还可以种植在不适宜水稻小麦生长的丘陵地带，可以利用更多的土地。
白薯的传入则要曲折一些。明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看到白薯，想将它带回祖国。但吕宋不准薯种出口，于是他“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
万历二十二年，福建遭遇大荒，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推荐白薯，于是命各县如法栽种，大见成效，成功渡过了灾年。后来陈经纶的孙子陈以桂又将白薯传入浙江，后又由陈以桂之子陈世元传入山东，再后来，陈世元又让他的长子陈云、次子陈燮、三子陈树传种到河南、黄河以北以及今北京朝阳、通州一带。
白薯是高产作物，亩产量为谷子的十余倍，正如清代周亮工的《闽小记》所说：“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下至鸡犬皆食之。”白薯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口的大发展。
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对白薯推广作出不懈努力的陈氏一门六代，历史也不应该忘记陈振龙的名字。
除了高产作物，还有蔬菜和水果也曾大量传入中国。
先说蔬菜。
古人早就知道蔬菜的重要性，古代文献“饥馑”中的“饥”是指吃不上饭，而“谨”就是指吃不上蔬菜。但由于先秦时代物质生活水平低，蔬菜的种类很少。《诗经》中提到了一百三十二种植物，只有二十余种用作蔬菜。而且像荇、苕、莱、荍之类，早已退出了蔬菜领域，而像蘋、蘩、蕴、藻之菜，现在看来不过是些浮萍、水草之类，在当时却是被拿来充祭品、办宴会的“高等菜蔬”，蔬菜之贫乏可见而知。
到了秦、汉，情况稍有改观，但仍无法与后世相比。这时最重要的蔬菜即《素问》中说的“五菜”——葵、藿、薤、葱、韭。
其中的葵甚至在多类古代文献中被尊为“百菜之主”，汉代诗歌中描写菜园，劈头就是“青青园中葵”；魏晋时人提起蔬菜，不是说“霜蒿露葵”（曹植），就是“绿葵含露”（潘岳）。
然而，如此重要的葵在《齐民要术》中却是“性滑利，不益人”、“动风气，发宿疾”的下等品。所以其播种面积是逐代减少，最终被剔除出了菜谱，明代王世懋就说：“古人食菜必曰葵，乃今竟无称葵，不知何菜当之？”
《素问》“五菜”中排第二的，也是先秦时重要的蔬菜之一——藿，也不过是大豆苗的嫩叶，不说食之无味，也是食之乏味，但先秦百姓不止将它当菜，还当食物，“民之所食，大抵豆饭羹。”
至于其他几种，薤、葱、韭、蒜，在现在看来，更是难称蔬菜，说它们是调料更为合适。
杜甫就曾说：“冬菁饭之半。”冬天以蔓菁做蔬，就有一个好胃口。
说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说明，在外来蔬菜传入之前，中国老百姓很难有什么口福，即便你很有钱。
到了魏晋至唐宋时，蔬菜才开始大量传入中国，比如原产印度和泰国的茄子到晋代才开始被广泛种植；原产印度的胡瓜，唐代始名黄瓜；另外，还有传自尼波罗国（尼泊尔）的菠棱菜（即现在的菠菜），原产地中海的莴苣等等，都是在唐代才被引进。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白菜，它是我国自行培育的蔬菜新品种。白菜原名菘，最早见于东汉张机的《伤寒论》，但汉代的菘和现代的白菜在品质上差很多。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培育，南北朝时才开始见重于世。《南齐书》中就说，文惠太子以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为菜食中最胜者，《蔬疏》中也把白菜誉为菜中“神品”，苏轼甚至用“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之句来赞美它，将它当作熊掌一般的珍味。
明、清是外来新品种进入中国的大爆炸时期，明初由波斯引入了原产北欧的胡萝卜，后来遍及全国；16世纪初，又从美洲引进了辣椒，成为西南和西北地区最主要的香辛类蔬菜。
西红柿则更晚，17世纪初刚开始传入时被称作“番柿”，仅供观赏之用，19世纪中叶才作为蔬菜栽培。但由于它柔软多汁，甘酸适度，既可佐餐，又可生吃，所以后来广受欢迎。
下面我们再来说水果。
我国古代也非常重视果木栽培。《尔雅·释天》中就将“果不熟为荒”和“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并列。像桃、杏、梨、李、枣、山楂、柿子等现在常见的果类，其栽培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历史可谓悠久。
谷物、蔬菜、水果三者之中，以水果传出最多。比如桃，约在公元2世纪传入印度，后又传入波斯，再传至欧洲大陆。所以印度梵文称桃为cinani，意为“秦地持来”。
梨也是于2世纪时传入印度，梵文称其为 cinarajaputra，意即“秦地王子”，也清楚表明了其来源所自。
再如杏也是先传入波斯，又传到亚美尼亚，再传至希腊。所以在希腊语中，杏又被叫作“亚美尼亚苹果”。这就有点不厚道了，没有追根溯源啊。
另外还有李、枣、栗、柿、山楂、荔枝、枇杷等，都是十八九世纪传入欧洲及北美的。
至于传入的品种，则有石榴、核桃、西瓜等。
最值得一说的是葡萄。
《史记》说大宛以葡萄为酒，“汉使取其实来”，所以很多人把葡萄当做是传入的物种，其实这种说法不准确，因为在汉代引入大宛葡萄之前，我国就有一些本地的葡萄野生品种，如《诗·幽风·七月》中“六月食郁及薁”，其中的“薁”就是一种山葡萄，此外，还有山东的“燕磊”，东北的“阿木鲁”，甘肃的“琐琐”以及云南的“蔻枇玛”等等都是优良的野葡萄品种。
西汉时期，它们就与外来品种杂交培育出了适合我国水土条件的优良品种，如龙眼、马乳、鸡心等，从而形成了中国葡萄的独特风味。
所以，早在东汉末年，曹丕就将葡萄视为“中国珍果”了。
与之相似的还有石榴，古书上习惯性地把它说成是张骞从西域引进的，其实石榴原产波斯及印度，在东汉时被称为安石榴、丹若，它也是经过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辛勤培育，至东汉末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到了晋代，潘岳的《石榴赋》中已经将其称为“中国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了。
核桃传入的时间比石榴要晚一些，也是产自波斯一带，其最早见于东汉末孔融的《与诸乡书》：“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
辽宋金时期传入的果类中，最重要的是西瓜。前些年据传汉代已有西瓜，但江苏邗江5号西汉墓出土的所谓西瓜籽，今已成粉末，既未作鉴定，也未留下清晰照片。而广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的所谓西瓜籽，经鉴定乃是粉皮冬瓜籽。所以汉代已有西瓜之说很难成立。
在古文献中，西瓜最早见于五代的《陷虏记》，书中说西瓜是“契丹破回纥得瓜种”，此说可信。其后，关于西瓜的记载又见于南宋初洪皓的《松漠纪闻》，他是出使金国被扣留，在阴山一带见到西瓜的，这时我国南方仍未见此瓜。到了南宋末，文天祥已有咏西瓜诗：“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说明西瓜是在南宋时期，由回纥传入辽，再由辽传入中原的。
明代晚期，又有若干美洲果类先后传入中国，如巴西的菠萝、花生，北美的草莓、向日葵等，都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种植。
最后传入我国的重要果类是苹果。
苹果在中国古代也有，比如晋代郭义恭的《广志》中说：“林檎似赤柰子”，此果“未熟者食如棉絮，过熟又沙烂不堪食”，口感、储存上远不如现在的苹果。其实它是一种类似于苹果的水果，现代称其为“绵苹果”。
而我们现在常见的苹果大都是19世纪后期引进的欧洲苹果，与之完全不同。前者原产高加索南部和小亚细亚一带，16世纪在英国培育成大果型品种，风味佳，且耐贮藏。它于1871年引入山东烟台，1898年引入山东青岛，1905年引入辽宁旅大。
所以，今天胶东和辽东半岛仍是我国主要的苹果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