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听到“教化”两字总是反感的，这未必是“教化”不好，实在是“教化的”不好。

是凡教化的东西，总得要真实一点儿，不管是编的故事还是加工的故事，总要真实可信，并且把那行为者的动机也说的真实可信，方才有点感染和教化的作用。

古人也是曾经搞过教化的。比如古人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春秋时代的晋国上卿赵盾，总是劝谏晋灵公，把晋灵公气着了。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于是晋灵公派猛士鉏麑去暗杀赵盾。天不亮潜入赵盾的家里。

赵盾因为怕上朝晚了，所以这天特意地早起。天上还是星星他就起来了。简直比半夜上班的刺客起得还早。赵盾生怕迟到了是对国君不敬，故宁可早早起，然后端端正正地穿好了朝服。

刺客看了，感叹道：“赵上卿不忘恭敬，是人民的主（卿是可以称为主的，就是主子），贼杀人民的主，就是不忠，而弃掉从国君那里承接的已经答应了的命令就是不信，不忠不信这两样自己有一样，不如死去。”他有自己的原则，就是“忠”和“信”！既要守信于国君而去杀人，又不能杀人民的“主”而不忠，左右为难，只有一死来解决，于是他就触槐树而死了。宁死也不欺骗和违背自己心中的这两个原则。

这里，刺客鉏麑在触槐自杀前，说了什么话，作为一个刺客，恐怕没有秘书给他记录下来。无法求证他是否说过这些话。但不管怎么样，《左传》里就是这么写的了，这个故事就是写成这样了。这是用于教化当时的士大夫的，要坚守自己心中的原则，坚守不了，不如死了。这个教化的小故事，我们看了之后，不管怎么样，很难觉得这是封建毒害。人嘛，活着世界上，或者小区里，总得有点儿精神上的原则信仰。即便社会变得不“封建”了，也并不是人就要变成肆无忌惮的野兽才叫进化。

总之，这个教化的故事就不错，它挖掘的很深，而且能自圆其说，挖到了精神信仰的层面。大约人们听了这个故事，也会就染的有点贵族气了吧。不至于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还一点都不脸红了吧。

我们再看看大约元朝人或者明朝人搞的教化。就是古代的戏曲，古代的戏曲，有《铡美案》一出，这个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到处给百姓们演，大约想给人看了，也收到一点教化的作用吧。我前一段时间，就看了评剧的《铡美案》，那里面的台词，韩琪的最后自杀，则是说：“我若不执行任务，不杀了这秦香莲母子，回去驸马饶不了我，所以我自杀算了！”是驸马逼死了韩琪。

这就见出了韩琪与鉏麑的不同。按照《左传》写的故事，鉏麑是对自己所奉行的“忠”和“信”的原则，看的比生命还宝贵，当“忠”和“信”两者之间出现矛盾，不能调节，他不愿意破坏其中任一原则，最后选择了死的出路。他的自杀，并不是因为怕回去国君饶不了他。而韩琪只是驸马的惩罚这种利害关系逼得他死。一个为原则死，一个为利害死。就看出境界的区别了。

《左传》上的这个鉏麑故事，说到了精神层次，而《铡美案》上则是势力相压的问题，纯是利害权衡。同样是刺客或者马弁的行凶杀人的事，前者在先秦士大夫笔下，变成了极好的教化材料，后者在元朝杂剧家和我们的戏曲导演手里，韩琪虽然死的可歌可泣，但也不过是怕老大回去收拾他，没法交待，于是就这样——被“逼死韩琪”了。人们被教化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点——官儿小真是吃亏啊，活活让官儿大的给逼死了。当人，不能落到官儿小被人逼得自抹脖子的地步。

而且，也有奇怪的地方，韩琪既然怕回去没法向老大陈世美交差，那还可以逃跑啊，赶紧回家，带着自己的媳妇，拖着孩子，跑阿富汗或者日本去啊。为什么非得死呢？死就能救这母子吗？最后自己不回去交差，老大必然知道没完成任务，还要再派人追杀母子啊。

导演为什么不改一改，让韩琪唱到：“我若是杀了这寡弱母女三人，我这就是不仁啊。我若是不杀，就是对我们老大不忠啊。老大养活我给了我这么多年的工资，我不办事对不起人家的差使啊。我若是逃跑，那就是无勇啊，也对不起老大的工资啊。不仁不忠无勇，这三条，有一个，人就没法在江湖混啦。罢罢罢，我还是自杀吧，这样我既仁，又勇，也差不多忠了——至少对我的职业是忠了，还不起这些年拿的工资，我就还个脑袋吧。”扑哧，就死了。

人们看了以后，大约也就知道什么叫作仁，什么叫作对职业忠，什么叫作勇敢了。

比“我回去，驸马也要逼死我”，要有点意义了吧。

看来，从明清开始，政府和帮着政府的知识分子们，就已经不善于教化百姓了。所以明朝的人唯利是图，清朝的人畏葸不振，都是没得到政府好的抚摸教化啊。

为什么我们就搞不出好的教化来了呢？——倒是电视上也经常有，那徒步光着大腿的老师，背着孩子们过绳索大渡河，一年背了多少人次的孩子，还有那节日里，人家都回家过年，他还坚守在自己有工资的岗位上——我想那背孩子的老师，也是有工资的，孩子回不了家，去背背，是人之常情，节日上夜班，没看到精彩的春节晚会，也不算什么不可弥补的人生损失。这些教化，除了让人感觉，政府又在教化我们了，是实在也感觉不到别的了。

文/潇水：知名历史小说作家，历史战争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