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檀香庵自卫反击战
淞沪支队在浦东的发展，使盘踞在上海郊区的国民党"忠救军"如芒刺在背，他们不甘心失败，特别是活动于南汇五区、六区的马伯生、王伯祥大队，自1944年10月份以后，蠢蠢而动，不断制造事端，加紧对我进攻，我们则坚决自卫反击。
"忠救军"马伯生部王伯祥大队有一个中队长张致荣，原是伪保长，新场附近人。我地下联络站顾梦福同志在新场开了爿"鸿福馆"饭店，被张致荣打掉。顾梦福同志不幸遇难牺牲。为此我致函马伯生，提出严重抗议，并规劝马伯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要破坏统一战线，却遭到马伯生的拒绝，还说我们缺乏诚意。我在复信中义正辞严地批驳："我人固不存党派门户之见，也固不若蒋介石之坚持一党专政，置国事衰颓于不顾，置人民死生于不惜。""弟等向在浦东坚持抗战已六七年，即'清乡'期中，人皆望风远避，惟弟等秉承中共意志，一仍坚持。执事以为弟等之抗日诚意乎否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决定打击王伯祥的张致荣部。
1945年1月，我们通过南汇五区的地下党领导孙平心同志，摸清了张致荣部的活动情况。一天，当张部刚刚宿营落脚不稳时，张锡祚和翁阿坤部队两个中队发起进攻，一举消灭了张致荣的一个中队，缴获了一部分武器。
不多久，马伯生又从其他地方调来一些兵马，凑成2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其中有一个美式汤姆枪、卡宾枪和轻机枪装备的中队，由王伯祥的亲信朱关祥任中队长，直接听命于王伯祥。我们考虑到当时我部主力即将西进，留在浦东的部队只有"新六中"和刚成立的南汇警卫中队以及各区一些地方武装。王伯祥部不只对我主力西进构成威胁，而且一旦我部主力西进，有可能对我留浦东的部队轻举妄动。因此，在我主力西进前，集中优势兵力反击王伯祥部，力求消灭或削弱其实力，以解除后顾之忧。
3月下旬，我把部队隐蔽地开到周浦西南地区，捕捉战机。3月27日，我们获悉王伯祥部驻檀香庵、沙陀庙，决定派张锡祚中队和赵熊中队出击。估计王部受我攻击时，很可能逃跑，我要求部队在接近王部后，采取突然袭击，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果然不出所料，当我张锡祚和赵熊部向王伯祥一发起攻击，他们立即仓皇逃命，有的摆渡，有的泅水，乱作一团。但美械装备的朱关祥中队，凭借坟山有利地形和自动火力拚死顽抗。我们集中轻武器，三面猛打，敌一部分被俘，其余逃窜。王伯祥带了他的大队部拼命向奉贤方向溃逃。哪里有枪声，我部战士就往哪里追。敌人往哪里逃，我们战士就往哪里冲，一直追击10余里，至塘桥附近。结果王伯祥大队全部被击溃，美式装备的朱关祥中队基本被歼。因王伯祥部穿的都是便衣，打散后他们躲在老百姓家，我们来不及搜索，生俘只2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20余支，其中有汤姆式冲锋枪1支、卡宾枪2支、驳壳枪2支、步枪10多支。我部没有重大伤亡。
这次反顽斗争的胜利，为留在浦东的淞沪支队创造了良好的斗争环境，也为淞沪支队主力经南汇五区横渡浦江敞开了大门。
7．主力横渡黄浦江
1945年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我和陈伟达、曾平同志率领淞沪支队主力和司令部机关，共585人，横渡黄浦江。三个主力中队是翁阿坤的英雄中队，赵熊的顽强中队和张锡祚的紧张中队。渡河点还是顾复生同志过黄浦江的那个地方，在浦东的沈庄塘口附近。这次人多，准备了五条大船。我们在浦西的车沟港渡口上岸后，越过沪闵公路、沪杭铁路，在莘庄朱泾浜村与前来迎接的康则焘、肖望率领的部队会合宿营，周围由浦西支队三、四中队负责警戒，并派出便衣流动哨，监视七宝、泗泾、莘庄、新桥四个日伪据点的敌人。
4月7日晚上，我们继续向青浦观音堂地区挺进。青沪公路南有肖望负责带尖兵开路。过青沪公路向北进发，有康则焘负责带尖兵开路。在到徐泾乡柿子园时，曾平同志提出要到前面去向康则焘了解一些情况，我也就同意了。就这样，曾平与康则焘两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康则焘带路，一边走一边介绍青东的情况。国民党"忠救军"殷丹天部，在康则焘带部队路过这里时，他们还没有到达，而康的部队一过，在我们到达徐泾乡柿子园之前不久，殷的部队却在此宿营了。当曾、康两人走上一座小桥时，被顽军的哨兵发现。天黑乎乎的，人都看不太清楚，他们与敌人离得很近。敌人用冲锋枪扫来一梭子，当场打中曾、康两人。曾平同志当即牺牲，康则焘同志身负重伤。
听到前面的枪声，我立即指挥部队边射击边包围上去。但是我们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悉，河浜又多，等我们过了河再冲上去，那些顽军早已溜走了。那时，我们部队的"三八"枪很多，顽军听到我们还击的枪声，吓得没命地逃跑，我们只拾到他们狼狈逃跑时丢下的几只背包。部队主力凌晨到达蔡家巷宿营。我们也在这一带与顾复生同志会合。
曾平同志是在江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斗争经验丰富，他是我们淞沪支队的政治处主任，直接掌管部队政治工作的。康则焘是浦西的主要领导干部，不久因破伤风感染也牺牲了。我们刚来到浦西，就牺牲了两位重要领导干部。这是淞沪支队和地委的重大损失。大家十分悲痛，对国民党顽固派也愈加仇恨。曾平和康则焘同志的遗体，安葬在观音堂东的火烧庙。这以后，顾复生同志兼任了支队政治处主任。
淞沪地委和支队部到达青东以后，对浦西工作重新作了部署。为了军事上统一领导，决定撤销浦西支队。浦西支队下辖的中队由淞沪支队直接领导。第一中队改名为舟山中队，队长顾志清，指导员徐友基；第二中队改名为崂山中队，队长王友生，指导员茅英；第三中队改名黄山中队，队长黄友梅，指导员蒋忠浩；第四中队改名为茅山中队，队长周清华，指导员肖望；嘉定中队队长张维忠。撤销浦西工委，建立松江、青东、昆南三个县工队队长张维忠。撤销浦西工委，建立松江、青东、昆南三个县工委。支队三个主力中队扩编为大队，翁阿坤为泰山大队，主要在青浦以东沪宁铁路一带活动，张锡祚为衡山大队，主要在青浦以南沪杭铁路一带活动；赵熊为华山大队，在青浦以西淀山湖一带活动。
8．救护美国飞行员
1945年1月下旬，我支队部得到活动于路西南汇五区的地方武装报告，说有一个飞行员跳伞降落在周浦附近的农村，被群众掩护起来了。得到消息时，金子明同志正在部队训练地方干部，我们研究后认为，很可能是实行战略轰炸的盟军美国飞行员。周浦是敌人重点控制区，我们力量小，为了保护美国朋友的生命安全，必须迅速把他转移到支队部来。于是我命令支队部的短枪队，连夜出动，到达出事地点，接应美国飞行员。
这个飞行员跳伞下来时，落到了周浦龙华嘴的三林塘大绞圈村东南的一块麦田里。自己跑进村民薛根英家，他用手比划请人帮助。敌人来搜查时，由村民薛雨亭把他藏到瓜田的草棚里。后由吴进根把他转移到小塘村的岳母家。吴进根当时是我们支队常备队的，飞行员的事就是他向我们报告的。
短枪队在地方党帮助下，找到了掩护飞行员的老大娘，了解情况后，决定立即转移，考虑到外国人容易暴露，陆地行军不方便，就搞了一条泥船，把飞行员运送到驻地。我们支队部驻在南汇的三灶和六灶一带，相距几十华里。
美军飞行员走后，村上薛和尚保长就给村里人打招呼："救飞行员的事，对谁也不能透露。"日军到飞机坠落处察看飞机残骸，但找不到飞行员，就派出两名会讲中国话的宪兵，到附近茶馆侦察。第二天，日军派出20多名宪兵，封锁大绞圈村，抓住村民逐个拷问，可谁也不说。日军不甘心，将该村薛和尚保长和他一个12岁的侄子薛镜如抓走，用汽艇押送到上海市东昌路宪兵司令部，施用酷刑，活活将薛和尚打死。薛和尚为救护盟军美国飞行员献出了生命。
美国飞行员到支队部后，受到我淞沪支队领导的热情接待。他面部、左手和右脚都被烧伤，我部陈也男、俞淑萍、俞梅萍三位卫生员立即给他进行伤口消毒和包扎。金子明同志是懂英语的。通过与他交谈，我们了解了这个飞行员叫托勒特，中尉，美国阿肯色州人，22岁，独生子，父亲是工人，1943年参加美国空车，1944年11月来华作战，已经参加过13次战斗。1月21日，他随美国驻华空军第14航空队23战斗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江西一个机场起飞，经过两个半小时飞行到达了上海上空，对日军目标进行战略侦察，受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和地面火力攻击。托勒特中尉座机被击中，油缸起火，面部、左手和右脚烧伤，他被迫跳伞。
托勒特被接到我们支队部后，得到我们的精心照料。他吃不惯饭菜，我们专门派人到新场、周浦、上海去买巧克力、面包、奶油和罐头食品。顽强中队买了30个鸡蛋和一些桔子，送给他表示慰问。托勒特来后，就随支队部行动，晚上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为他向老百姓借了一个单独房间，我们住在房间外面。托勒特最关心我们是什么部队？他看看我们的服装和装备，不像一个正规军的样子，但看看我们很艰苦，官兵一律平等，又感到十分惊异。金子明等同志告诉他："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他摇摇头不相信，说："在登机之前，队长告诉我，如果在上海执行飞行任务遇到什么危险，可以飞到市区以外的郊区跳下来，那儿会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的。没有听说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呀！"我们向他解释："我们新四军从全面抗战以来，就一直在这里坚持战斗。"我们请托勒特中尉到各中队去看看，与任何一个战士都可随便交谈，语言不通，可以打手势。他向我们提出了不少问题，如：当兵的为什么可以不向长官敬礼，长官和战士为什么吃一样饭菜，为什么你们的部队与老百姓关系那么好？还问，部队里这些十四五岁的小鬼是干什么的，他们背着枪也能打仗吗？等等。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
有一天，我们部队宿营在一个村庄上，有一队日本鬼子约10多人从这里驻地前面经过。步哨发现后立即向我报告。我迅速出去监视敌人。几个"小鬼"也跟了出来。托勒特感到不安，金子明宽慰他："不会有事。"不多时，我回来了，对他说："我们的目标并没有真正暴露，敌人不敢轻易进攻，已经走远了。我们也不打无准备之仗。"托勒特听了竖起大拇指说："很好！很好，""你们的部队懂得许多道理，会打仗，是好部队。"
托勒特被接到我们支队部后，我们当天就发电报给浙东区党委。区党委考虑到托勒特的安全，指示我们立即准备把他安全送到浙东。托勒特随我们流动了一个多星期。临走时，他十分感动，通过翻译，感谢我们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非常敬佩我们的部队。他把自己一支崭新的柯尔特小手枪和一张印在绸布上的飞行航空图送给我，我把腰里挂的一支毛瑟手枪送给他，留作纪念。他又把一只夜光指南针和一把匕首送给了金子明同志。2月1日晚，在金子明、沈桂昌等十七八位指战员的护送下，托勒特一行乘海船从南汇的一个海角下海，渡过杭州湾，安全到达四明山区梁弄的浙东司令部。
我们救护美国飞行员托勒特这件事，影响很大。国民党本来对美国人吹牛，说上海附近都是他们控制的，没有共产党在进行抗日活动。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我们救护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托勒特在与我们一起活动的日子里，了解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到了纵队司令部后，谭启龙、何克希等领导十分重视，亲自接待。他的伤经过精心医治也完全康复了。他对我们的部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后经浙东司令部与驻华美国陆军战地服务总部临海办事处联系，于4月10日将托勒特安全护送到美国盟军部队。
救护盟国战友的事还发生过多次。
有一次，从日军集中营里逃出来一名叫奥业尔的英国工人，地下党秘密地把他送来部队，住了一个多月。白天我们派人保护他，晚上他跟部队一起流动。这位外国工人教我们的战士用英语讲"我们是新四军"，和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在抗战胜利前夕，部队里来了一个出身于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是上海地下党把他从日军魔掌中营救出来的。他在我们部队里住了10多天。这些盟友，我们都把他们送到浙东纵队司令部去了。
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一天，南汇老港海滩上，有一艘美国登陆船搁浅，船上有六七个美国士兵。他们是从停泊在东海的一艘兵舰上下来的。我部发现后，将他们救起领上岸，煮了鸡蛋招待他们。金子明同志接待了他们，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和要求。美国士兵提出要参观部队，我们集中了一个排的战士，全部用缴获的日造武器装备起来，一式的"三八"大盖，都上了刺刀，队伍排列得整整齐齐，真是威风凛凛。美国兵参观后，不住声地称赞我们部队装备好，军容整齐。后来我们把这批美国士兵送到了南汇县城，然后转送到上海。
【朱亚民，1916年12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戚墅堰石家桥。早年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37年任香港印刷业工会执委，监察委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港厂党总支委员，组织部长。1940年2月受命率抗日服务团"返沪，赴浦东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历任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军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支队长，淞沪支队支队长，淞沪地委委员等职。解放以后，历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嵊泗列岛军管会主任，江苏省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委员，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务。1982年正式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