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儿郎从未让人失望，有仇必报。

远有靖康耻的复仇，孟拱婆蔡州，杀得金人几乎灭绝；近有辛亥革命时期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以牙还牙，杀得满人不惜典祖忘宗，纷纷改姓；再近则有对日本人的血债血偿，让日本侨民在东北走出死亡行军。

伍子胥在2000多年前就怒吼出了：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儒家思想也从未同意过以德报怨，或以怨报德，只支持以德报德或以怨报怨。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孟子·尽心》有云：“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这样的复仇原则是早期中国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原则。

所以古代为父为母报仇，在血刃仇人后投官自首者，官府往往不仅不予追究，反而能获得嘉赏。当然前提是被杀者确实有该杀之处。

儒家并不提倡灭人欲，认为一个完备人格的人，应该能爱人，也能恶人，要将自己的真实情感呈现出来。

这也是朱熹虽为儒学大家，但他的理论备受争议的所在。因为这家伙一天到晚想的就是灭人欲。问题是他自己不灭自己的人欲，这点和托尔斯泰如出一辙，严人宽己。一面喊灭人欲，一面自己使劲地生育后代。

儒家思想对于恩人，主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但对于仇恨，则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常提及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其实意思说白了就一句话，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儒家的经典中，无论怎么解读都是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儒家思想育人，但不代表软弱，我的理解是让流氓有文化。

汉家儿郎复仇靖康耻——《尝后图》

公元1127年靖康耻，惨！惨！惨！世道轮回，仅仅百年后的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时其惨状胜之靖康耻十倍。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到了，那就是血债血偿了。公元1234年宋将孟拱领兵破金国都城蔡州后，宋军对金国都城内无论军民进行了无差别攻击。

灭金之战后，金国从战前的600万人口缩减到最后的不足10万，死伤、惨状远胜靖康之耻。宋军以牙还牙，对金国系统性地烧杀抢掠，肆无忌惮。

金国皇后被宋兵有组织轮暴，现场还有多名画师，在不同的位置支起画架，摆上宣纸、颜料、画笔，进行多维度作画。

金国末代皇帝金哀宗的遗骸为防止腐败，被宋军厨师用盐腌制后，连同那些凌辱金国妃嫔的画卷，一起打包送回临安府。

宋帝观赏这些春宫图后大喜，亲自取名《尝后图》，并命人临摹复制多份，免费提供，在朝市传阅；而金哀宗的遗骸被埋在南宋太庙阶下祭奠先祖，让其世代被人践踏，踩于脚下，宋朝举国欢腾。

1234年南宋名将攻破金国都城，复仇靖康耻，惨状远超北宋东京城

随便多讲几句，明朝朱元璋对蒙古人的铁血政策。元朝只有短短的89年，但这个时间已经足够蒙古人在中原繁衍几代人了，开枝散叶，扎根发芽。

朱元璋逐鹿天下时，中原大地已经有很多蒙古人与汉人混杂而居。朱元璋对这些蒙古人的初期政策是怀柔和拉拢，因此明军里面有大量蒙古人。就像后来的解放军部队里面也存在有大量日本人一样。

夺取天下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朱元璋对蒙古人说你们还是回草原吧。数十万蒙古人被迫迁徙，干粮酒水，铺盖被子自备，交通工具只有“11”路公交车。

最终这些蒙古人80%死在迁徙路上。我党这方面就比朱元璋仁慈多了。解放后，对解放军对军中的日本友人实行自愿原则，想回日本的，酒水管够，交通工具全包，安家费管够。

辛亥革命时期汉家儿郎的复仇——排满

鞑虏，就是胡虏，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历史上，泛指匈奴、突厥、吐蕃、鲜卑、契丹、女真、蒙古……他们与汉民族的战争和驱逐，每一次都是你死我活。

唐朝以后，历史上对汉人屠杀最多的莫过于满清。祖宗弄出靖康耻，后代弄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发不留头。

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提出的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这里的驱除鞑虏绝对不是喝两杯，然后礼送出境，再唱一首“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这些血海深仇，汉族岂会忘记。满清末期，为了增加汉民族同仇敌忾之心，各类进步人士和革命人士在租界开报馆，宣传反清，列举满清的惨无人道，公开号召割尽满人头。

这种情况下爆发的辛亥革命，一开始就以消灭满族为目的，革命军接受的教育就是血债血偿。

所以革命爆发后，留给清军八旗子弟的只有两条路，不是自杀就是被杀。

辛亥革命后，各地光复，即革命家起义。这些八旗子弟并不知道结局，所以战况不妙时纷纷举手，跪地投降，请求放他们离开。

在解除满人的武装后，革命家的回应则是一排一排的对清军进行开枪。革命军对居住地的满人进行了无差别攻击。

那时满人为了彰显自己的高贵和不同，不仅满汉不通婚，而且满汉分开居住。满人有自己的满城、满街这类居住区。

这种分开而居的方式，在革命军获得压倒性优势后，方便了对满人的杀戮，根本不用甄别，革命家完全把当初清军入关时的所作所为，全部奉还。

辛亥革命爆发后，成都800名满人被杀得只剩150人，荆州7000满人只剩2000人。

最惨的是西安，20000满人被杀得不到5000千。满人中的许多老幼妇孺在绝望中跳河、投井自杀。

幸存的满人也是处境悲凉，沦为奴婢或长工，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穷困潦倒。等到孙中山归国，民国政府建立，严令不准再滥杀无辜后，这股杀满之风才被遏制。

但此时的满人已经被杀怕了，加速融入汉族，为此纷纷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民族装扮。开始裹足，满族女子之前一直不裹足，很容易从这点识别，改满族姓氏为汉姓，根据发音选择最多的姓是那、关、叶。

1911年西安起义，陕西冷娃高呼秦腔破满城，复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抗日战争胜利后汉家儿郎对日本人的复仇

最后我们讲讲对日本的复仇，战争从来没有原谅一说，即便有，那其实也是为了宣传。

日本战败投降时，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有限，工作岗位不多，劳动力充足。如果我们也像苏联一样，把日本战俘送去采矿、伐木或进入重工业生产。无疑是和老百姓抢工作岗位和饭吃。

所以不是国民政府宽宏大量，而是留下这么多的日军战俘反而会耗费大量粮食，得不偿失，与民争利。

因此国民政府收缴了日军的枪支弹药后，全部赶紧送回日本，免得还要白吃白喝地供着。

日军被送走，但在广袤的东北和满洲里还有上百万的日本人，以及分散在各占领区的日本侨民。

东北和满洲里的日本是由日本政府组织的对东三省的移民，方式是劣币驱逐良币，目的是蚕食中国东北。

这些日本人史称“开拓团”，不属于战斗组织，不存在投降一说，国民政府对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了供吃供喝及保障安全的义务。

日本开拓团顾名思义是来开拓，种植庄稼的，大多数居住在远离大城市的东北农村。

战败消息传来，散落在北满广袤地区的开拓团担心报复，拖家带口地进行逃命，没有交通工具，只能徒步南下。

开拓团绝大多数是老幼妇孺，年轻力壮的随着日军战事吃紧，兵员不足，早已抽掉一空。

没有精壮的男性陪伴，即便有，当时的局势已经完全反转。所以他们沿途不断遭到被他们一直压迫的，愤怒的中国人民的抢劫、截杀。

非常多的日本人打死、病死、饿死，这些开拓团中途也找到过关东军的队伍，寻求庇护。但这时的关东军自身难保，自己都断了补给，视开拓团为累赘。

东北的一个小县方正县15000名开拓团成员就死了5000人。东三省有多少个县？现在的数据是128个县，即便1945年没这么多，至少100个有吧。

这段历史中，至少数十万日本侨民死亡，没有完全统计，估计在50万左右。

东三省当时的军民对开拓团围追堵截，因为这些人背负了一生的积蓄出逃。抓住先抢光，男的往死里打，女的你懂得起。

相对而言，日本投降后，日军士兵有名正言顺的投降渠道，反而还有人权和保障。

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可就惨了，成为国军的宣泄对象。

八年抗战，国军师级以上将军阵亡206人。陆军阵亡321万，空军4321人，战机损失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损失。

惨烈承担可以从下面一组数据看出，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了大约25000名军官。

这些军官中有10000名牺牲在1937年7月至11月的四个月不到时间里。战争打到1945年，最后幸存的这批军官不足5000人。

这时血海深仇，国军对日本侨民肆意报复，有组织的抢劫财物，不对，说错了，这是有组织的讨债行为而已。

国军光复区内，日本女人为了家人能活命，任人摆布，许多国军上校、少将每夜必须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自称民族英雄。

2011年五壮士打砸日侨死亡行军纪念碑，警方礼送离境北京千人相迎

当时这种情况在国军中非常普遍，国军中新一军的军纪算好的了，1946年，孙立人驻守海城，大白天骑马巡查时，在一大宅院听到凄惨的哭叫声和皮鞭抽打声，示意参谋潘德辉去查看。

潘德辉下马爬上院边的大柳树，看清楚这群人后，差点失足从树上滚下来。院内一群人正在鞭打和欺负一个日本女孩。院内的人全是新一军师团级干部。

潘德辉硬着头皮回去报告：“师座，兄弟们在轮暴一个日本女孩。”

孙立人听后脸色阴晴不定，半晌后扬了扬鞭子，驱马离开。

新一军的师团级干部都在这么干，想一想其他国军会奔放到什么地步。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觉得国军没错，孟子都说了，必须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