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英街

1967年5月以后，亲大陆的香港左派在香港发起“抗英暴动”，激起正奋身于“文革”狂潮的中国大陆军民“反英援暴”的极大热情。港英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动警察、防暴队（装备精良的警察），以及英军，对左派工人和学生进行镇压。

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发出严正抗议。中国大陆各地纷纷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港英当局的行动。

北京发生了狂热激动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愤怒中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英国伦敦等地也发生了中国驻英外交人员的反英冲突事件。

不久，中英双方便在大陆与香港边界的沙头角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武装冲突。

沙头角虽说是弹丸之地，但是其为名扬四海的世界上4个分裂地区(点)之一：朝鲜三八线将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越南北纬17度一线也曾将南北方分成两个政权——南越和北越国；德国的柏林墙又曾将德国分成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再就是我国的深圳沙头角中英街了。

前3个分裂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以后形成的；而沙头角中英街则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定。

昔日朝廷所立的高1米宽0.4米的石碑立于中英街的分界线上，将一条长约300米、宽5米的街道分成两个世界。

我方当时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沙头角公社，是惠阳地区所属的宝安县境内地域范围最小、人口最少(约1000人左右)、地理位置偏僻的一个公社。沙头角公社只有7个自然村。

从内地进入沙头角镇从东向西经过一座长10米、宽5米的水泥桥便是中英街口，街口中间就立着那块分界碑。

上世纪60年代，中英军人在中英街对上峙

路中间有一条宽5米深6米的水泥结构水渠，长400多米，直通到海边。以渠道为界，西面为英方辖区，街两边全是店铺;东面为中方辖区，沿着水沟有一条行人道，人行道的下面分布着全都背向西面的住房。

南面就是大鹏湾，在大鹏海岸上，我部1营6连1排的营房就坐落在那里。按规定，凡是海水所到之处均属于英方。大鹏湾时常有英军舰和水上警察的巡逻舰艇四处游弋，我方仅限于渔船能在大鹏湾海面活动。

随着中英关系和香港局势的紧张，中英边界地区的中国边境民众，不断发起“反英援港抗暴”事件。

6月～7月间，仅宝安县民众在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集会，向边界对面的英军、英警进行挑衅和过境袭扰事件即达数百次。

英警镇压中国民众

而英军、英警对香港市民的镇压行动，更激起了香港左派市民将香港的暴动与与大陆的反英行动连成一体的期望，他们成群结队到防暴队驻地——联乡会大楼抗议，并到中英街附近地区示威，与此同时，又派人穿过到中方地界，报告英军英警的动向。

为了阻止边境老百姓会合，英警将处于中英街街口的一座高30多米的大炮楼用铁丝网封锁起来，但很快就被群众扒开。

对此，英警施放催泪弹，或从炮楼下来用警棍追打群众，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7月5日。

因为英警的追打，许多中国民众受伤。

英警的粗暴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更造成了中英边界地区局势的极度紧张。

中英关系濒于交战边缘。为此，双方都在边境地区加强了军事力量。

从1967年7月5日下午，英军开始大量增兵，集结于边境线地区，以及携带轻、重机枪和大炮等大批武器装备。

英军在中英街筑好工事

英警的防暴队也增加了100多人进驻联乡会，加上原有人马共有200多人，而且配备了几十挺机枪。

而在另一边，我方驻军7085部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的一个团）也做了相应的作战准备工作。

我方的部署是：处在第一线的是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的一个团，其2、3营和机炮连。沙头角镇所有高建筑物上都堆上沙包，架起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并将部队的武器发放给民兵，让民兵越界战斗。

与此同时，驻扎在横岗、盐田等地的野战部队视情况变化，随时待命出发增援。

7月6日傍晚，大陆沙头角一居民的小孩患急病，需要到英界内的香港医院医治。但因进出口处被英警严密封锁，无法通行。中方派人恳求炮楼上的英警放行。

“这孩子快不行了，请行行好，放我们过去。”中方人员恳求道。

英国警察：“NO！我们有命令，禁止中国人通过。”英警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

“为什么？你们见死不救！”

英国佬耸耸肩，“你们中国的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话太欺负人了，也太冷血了！

于是，中方十多个被激怒的青年人便上前去拆障碍物，英警随即施放催泪弹。民兵张天生从商店里取出一桶柴油浇湿棉被扔到炮楼底下，正准备点火时，炮楼英警用机枪射击，张天生倒在血泊里。

张天生的死，彻底点燃了中国民众的怒火。

但当时又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我军不能擅自开枪。

7月7日，沙头角群众举行了集会抗议，甚至连沙头角镇以外的村庄和盐田公社的群众都来参加集会游行，整个篮球场挤得满满的，群情激奋地声讨港英当局的罪行。

当天，英界那边各村庄群众也自发地集合起来，数百人到联乡会前强烈抗议，他们不顾英警施放催泪弹，振臂高呼：“打倒港英当局!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一直坚持到下午才散去。

当时我方的女民兵

叶腾芳，当时是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某团参谋，如今已退休。当年，他领导和参与了那次中英冲突的全过程。

据他回忆，7日张天生被打死后，当天晚上，团长李廷阁来到前线，省军区某师白政委等人也来了。

与此同时，部队各级军事指挥员、地方负责后勤供应的地区、县、公社干部及《人民日报》记者，均聚集到沙头角。

7月8日早晨，我方群众又集会游行。游行示威的队伍从中心球场出发，经中英街到海旁路，之后转到海边，然后再回到中英街。大家摇旗呐喊直到中午。

在群众游行示威期间，有许多民兵经过悄悄商议，决定从英界中英街后面大菜园角插到距联乡会大楼400至500米处的稻田里观察动静。

不料很快被联乡会里面的英警防暴队发现，敌人见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立即用机枪扫射。

民兵毕竟没有经过专门军事训练，他们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前进或后退，只好死死地卧在稻田里不敢动弹。幸好稻田里有稻草作隐蔽，不然的话就会有去无回。

敌军机枪的枪声大作时，我方指挥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来我方没有弹着点，二来又不见敌人运动。

正在指挥所的叶腾芳用望远镜一看，联乡会大楼里人头攒动，知道哪里出了事，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于是，他命令距离联乡会大楼比较近的十多挺机枪分别各就各位、一挺机枪瞄准一个窗户，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

不一会，民兵连长罗九气喘吁吁地跑来向团部报告，急匆匆地说：“有几十个民兵越过边界，躲藏在稻田里现在撤不回来。怎么办?”

团长李经阁听了很生气，怒问道：“是谁叫你们越界过去的？”

民兵连长罗九哑口无言，因为是他们民兵擅自行动的。

遇到这种情况，是非常棘手难办的。进军肯定不行，100多人的民兵出击也不行。

叶腾芳提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民兵们潜伏不动，待天黑后再偷偷地潜回来!”

团长李经阁同意他的办法，问了一句：“谁去通知那些民兵？”

没有人答话。是啊，到达民兵的潜伏地点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它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派谁去通知都不合适，都有危险。

指挥部为此事伤透了脑筋。

当时，我方的战士和民兵

英军打了一阵子枪后，见民兵没有动静，也就不再打枪了。几十个民兵在稻田里泡了几个小时，情况十分紧急。

更要命的是，到了下午4点，英军开始行动。他们可能认为天黑后事情不好办，一来担心民兵会借助夜色偷袭；二来他们又想捉俘虏做证人，抓住我方入侵的把柄。于是，从联乡会大楼里出来了几十个英兵，分两路包抄民兵。与此同时，大楼窗户前站满了持枪的英军，准备随时支援。

很快，从大楼出来的英军开始向稻田里猛烈开火。

叶腾芳他们拿着望远镜观看，心里十分着急，如果让英军得手，那几十个民兵断然无生还希望。

但上面开枪的命令依旧没有下达。

团长李经阁急得团团转。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电话铃响了，李经阁猛地拿起电话，一听，立即立正：“是！”之后连忙发出了命令：“开火！”

我方士兵早已按捺不住，几十挺机枪同时向联乡会大楼和正向民兵隐蔽地进发的两路英警猛烈射击！

由于事先研究定下了战斗方案，我方每挺机枪对准一个窗口射击，命中率相当高。

我方的机枪足足打了15分钟，把对方打得鸦雀无声。对方的公路上遗留下10多具尸体。稻田里的民兵也撤回来了，没有任何损伤。

当天晚上，我方获悉，共打死防暴警察和英军42人，绝大部分是胸部中弹。估计联乡会大楼窗户前的敌人一个不剩。

后来，香港同胞逢人就说：“解放军真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打中胸部。”

第二天一大早，英方下半旗致哀。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

其实，在我方的机枪响后，深圳梧桐山我军观察哨就给前线指挥部发来了报告：“英界沙头角几个村庄的炮兵阵地上大炮纷纷将炮口对准我方。”

也就是说，当时位于沙头角的英军已经准备向我方阵地进行炮击。

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胆量开炮。

道理很简单，英国人真要发动战争，那我们就不会在这个弹丸之地开战。只要他们的大炮一响，深圳正面就没有边界了。我野战军会立即出动大军（只需一个军的兵力）跨过边界直扑香港，从而彻底占领香港。

哪些英军能抵抗得住？

所以，英军压根不敢将战事扩大。否则，我们不用等1997，就会提前30年，在1967年就收复香港了。

7月8号以后，英方继续约束自己的军事人员停止挑衅和开枪事件。英警也不敢上中英街巡逻。

见英方这么识相，我方也没有再将军事冲突扩大化。

8月9日，中国军队的前线临时指挥部撤消。事件遂告停止。

不久，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