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礼宾接待工作无小事
在外交部近40年，我没有在礼宾司专门从事过礼宾接待工作，对这方面的业务知之甚少。但通过多年的观察和实践，我深深感到，礼宾接待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组织工作在整个外交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乍看起来，这些事务非常具体、单调，甚至有些琐碎。实际上，这些具体、单调，甚至琐碎的事务正是完成所有重大外交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它需要很强的政策性、细致的工作作风，更需要高度的责任心。稍有疏漏，便会出现差错，造成很坏的对外影响。我经历和看到过这样几件事。
忘记把外宾的早餐送上专列
1964年9月底，越南总理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并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离开北京后，由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陪同，前往上海、杭州、南宁参观访问。当时负责此次接待工作的是外交部国际司的一位副司长和亚洲司的一位处级干部。我作为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翻译，也随团活动。
去外地绝大部分交通工具是乘坐专机。但上海方面出于好客，拟安排代表团从上海到杭州乘火车专列。按计划外宾在10月4日上午8时离开上海。考虑到乘火车只需一个多小时，中方建议代表团在火车上用早餐，这样可以一边品尝上海风味小吃，一边领略铁路两旁的江南风光，将别具一番情趣。外宾对这一安排表示十分满意。为此，外宾下榻的锦江饭店厨师做了精心准备。
4日上午，范文同总理一行准时离开上海，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专列车厢布置得美观、整洁，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请范文同总理和罗贵波副外长在车厢正中位置就座。火车启动后，宾主愉快交谈，并准备品尝丰盛的早餐。
但10多分钟过去，仍不见服务员端来早餐。礼宾官员便去催问列车服务员，但对方答称从未听说要在列车上用早餐一事。这时，负责具体落实早餐的那位处级干部猛然想起，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忘记告诉锦江饭店，要提早把准备好的早餐送到专列上了。
此时，中方礼宾官员的尴尬可想而知。罗贵波副外长是老红军、中央候补委员，当时尽量表现出克制，指示礼宾官员抓紧了解一下专列上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列车长答称，只有少许生大米、咸菜和几个生鸡蛋。于是临时决定现熬大米粥，并把鸡蛋煮熟。
过了约20分钟，服务员在范文同总理和罗副部长面前摆上了两碗大米粥、一盘煮鸡蛋和一小碟咸菜。其他越南客人和中方陪同只得“买参观票”了。客人们谈笑风生，表现得若无其事。但在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下，中方所有陪同人员的感受真是难以言状。那位当事的处级干部更是悔愧交加，回京后专门写了书面检讨。听说当时正在上海的李富春副总理还为此事发了脾气。
一个招待会两种请帖
1965年春，我到驻越南大使馆工作。1966年春节前后，朱其文大使决定请越南交通运输部部长潘仲慧和该部数十名官员，到大使馆出席一次电影和冷餐招待会。主管礼宾工作的干部在发请帖时，无意中夹进了一张只看电影的请帖。谁知事有凑巧，这张只看电影的请帖偏偏落在了潘仲慧部长的手里，而大使馆对此全然不知。
招待会当天下午，越南交通运输部打电话给大使馆说，大使馆的请帖已全部收到，绝大多数的请帖都写着看电影和吃饭两项内容，唯有潘部长的请帖只有看电影一项内容。潘部长想了解一下，他是否被邀请吃饭。
这时大使馆才意识到工作的疏漏，一再表示歉意，并马上补送了请帖。当时中越两国关系、大使馆同越南交通运输部的关系都很好，对方并不认为大使馆是有意为之。但此事暴露出大使馆礼宾工作的粗心。
周总理因为安排外宾住房发脾气
1966年夏，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公布的前一天，越南总理范文同内部访华。我当时正从驻越南大使馆回国休假，临时被借去参加接待工作。
专机预计于午前到达首都机场。原计划是周总理到机场迎接，由于总理临时有事，改为由李先念副总理迎接并陪同至钓鱼台国宾馆。抵达钓鱼台后，客人们被引进一栋小楼。
范文同总理曾多次访华，对钓鱼台的各栋楼房已有一个大体了解。他看见这次入住的楼房较小，便小声询问身边的越南大使陈子平：“这是几号楼？”
陈大使回答说：“三号楼”。范文同未说什么。
下午约2时，在与外宾会谈前，周总理来到三号楼会客厅，对安排客人住三号楼十分不高兴。总理问负责接待的礼宾司副司长，为什么这样安排。
副司长报告说，多栋楼里都住了客人，就连三号楼还是当天上午请陈永贵同志搬走后才腾出来的。
总理问，为什么不住六号楼？副司长报告说，六号楼住进了巴基斯坦议长，因为考虑到巴基斯坦是友好邻国。
总理说，越南不仅是友好邻国，而且是来自抗美前线，为什么不想一想？
接着，总理又问，为什么不住八号楼？副司长面有难色地说，八号楼正住着“江青同志”。
总理说，有困难为什么不报告？为什么不把矛盾上交？
副司长只好低头听着总理批评。最后，总理表示由他亲自去和江青商量。
经过总理做工作，江青搬出了八号楼，范文同于当天晚饭前住了进去。副司长当面向范文同表示了歉意，并告诉范文同说，他为安排住房事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范文同对中方的周到安排表示满意，并请副司长转达他对周总理的感谢。
照相机没挂上胶卷
1969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中方对这一事件极为重视。除中共中央发唁电、周总理专程到河内吊唁外，还派出由李先念副总理为团长、李德生同志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出席8日在河内举行的葬礼。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动员大使馆和新华社河内分社全体人员，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并把具体任务逐一落实到人。
新华分社一位年轻的摄影记者负责为代表团的活动照相。可能是由于过分紧张，也可能是经验尚不足，第一天拍照的效果不甚理想。这位同志心里很难过，便把每个细节都作了详细检查，决心一定要把第二天的葬礼拍好。
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提前两个多小时赶到葬礼现场巴亭广场。整个仪式进行期间，他不停地拍照，力求拍好每一张，并且还多留了选择余地。葬礼结束后，他兴冲冲地回到分社。但打开相机一看，他傻眼了——原来胶卷根本没挂上。也就是说，忙了半天，相机里一张照片也没有拍成。为了及时向国内发消息，只得从代表团那里借了两张照片，作为补救措施。
礼宾官忘记领导交办的事
1996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访问越南。在河内的主要日程结束后，我陪同他到下龙湾游览，准备第二天再回河内出席大使馆举行的欢送宴会。在前往下龙湾的路上，我们进行了轻松的交谈。
谈到第二天大使馆的宴会时，我问王兆国喜欢吃什么菜。他说一切听从大使馆安排，只是由于长途旅行，希望大使馆能准备一点大米稀饭。我当即表示毫无问题，立即照办。当晚，我便从下龙湾给大使馆的礼宾官打电话，让伙房准备好大米稀饭。为保险起见，我还让这位礼宾官把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第二天大使馆宴会开始时，我对王兆国说，大米稀饭已经准备好了，他一再表示感谢。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端来大米稀饭。我有些着急，便让夫人悄悄到伙房了解情况。两位厨师都说，没有人布置让他们准备大米稀饭。
结果，只好现淘米、现熬稀饭。等把大米稀饭端上时，宴会都快结束了。我只好向王兆国表示歉意，但他还是一再感谢大使馆。事后一了解，原来大使馆礼宾官把准备大米稀饭的事全忘光了。
我想，外交工作就像一部机器，礼宾接待工作则是这部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机器的各个部件都正常运转、没有故障，才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参观胡志明故居
凡到访越南的外国代表团，几乎都有一项必不可少的日程安排，就是参观越南主席府内的胡志明故居。
现在的主席府，在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时期，是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府。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成功后，印度支那总督府遂改名为越南的主席府。1954年抗法战争胜利后，越南领导人从战区回到首都河内，胡志明身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于同年12月进驻主席府。
但为了保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他没有住进主席府的主楼，而是把当年印度支那总督府内法国电工居住的三间平房打扫干净，分别作为自己的办公室、卧室和用餐间。由于这件事发生在1954年，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三间平房统称为54号房。
1954年抗法战争结束后，胡志明从越北战区回到河内。但他没有住进主席府的大楼，而是住在当年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内法国电工住过的三间平房。由于这件事发生在1954年，故被称为54号房。
平房的条件很差。夏天屋外的水泥地面被烈日照晒得发烫，炙热的空气反射到室内，使室内异常闷热，胡主席只得用芭蕉扇煽风。外交部领导看到这种情况，便从国外采购了一台空调机，想送给胡主席。
一天上午趁胡主席外出，工作人员把空调机安装在了室内。胡主席回来后问工作人员：“房间里怎么有一股臭味儿？”所说的臭味儿，并非真正的臭味儿，而是因为空调机内有一个自动喷放香水的装置，打开空调后，雾状的香水便会自然喷放出来。
听到胡主席这样问，管理人员只好把装空调的事如实做了汇报。胡主席未多说什么，工作人员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但到下午，胡主席把管理人员找去说：“请你们把这台空调机给河内面粉街医院的伤病员送去。那天我去看望他们时，感到那里很热。至于这里，我什么都不需要，而且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没有空调机，我为什么要有？”管理人员只好遵照胡主席的意见，把空调机拆下，送给了伤病员。
1958年4月，越南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主席府院内为胡主席建造一栋新的住房。经过3个多月的施工，胡主席于5月17日——即他生日的前两天，搬了进去。这就是著名的胡志明高脚屋。
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长105米，宽62米。根据胡主席的意见，小楼的外形与抗法战争期间胡主席在越北根据地住过的高脚屋十分相像。楼下没有墙壁，只有几根木柱支撑，中间放有一张长桌和12把椅子，是党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四周砌有约50厘米高的水泥矮墙，上面铺有木板。胡主席说，这是为了少年儿童来看望他的时候，有较多座位。
高脚屋楼上有两间小屋，分别作为胡主席的办公室和卧室，每间的面积只有11平方米。办公室内有一张小桌和一把藤椅，没有沙发。任何国内官员和国外贵宾，只要走进了胡主席的办公室，都毫不例外地同胡主席一起席地而坐。
屋内有一个书架，上面摆有各种报纸、杂志和一台旧打字机。胡主席多年养成了自己动手写东西的习惯，简短的文字用手写，较长的文章便要打字。
卧室内有一张宽1.2米的木床，四周装有四根固定的木棍，用来挂蚊帐。床面铺有凉席，放有白布枕头和被单。右边床沿装有三个电开关，晚上胡主席入睡前躺在床上看报，困了可随手关掉电灯、电扇和收音机。床边放有一个小闹钟和一个小暖水瓶，都是中国产品。床头小凳上放有一个芭蕉扇，是中国首任驻越大使罗贵波送给胡主席的。
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陈毅、邓颖超、郭沫若和著名诗人肖三都曾走进过胡主席的高脚屋。
1963年刘少奇主席访越期间，和陈毅副总理等随行人员参观高脚屋。
高脚屋楼上胡志明的卧室，面积只有11平方米，床边的小闹钟和小暖水瓶都是中国产品，那把蒲扇是中国首任驻越大使罗贵波赠送的。
高脚屋没有卫生间和餐厅，连自来水也没有。胡主席每天要三次回到54号房就餐。从高脚屋到54号房的距离约200米。胡主席说，步行去用餐也是一种锻炼。遇有雨天，工作人员提出要把饭菜送到高脚屋来，胡主席不同意。他说，这样虽自己不会淋雨，但工作人员会淋雨。你们是愿意让一个人辛苦，还是愿意让更多人辛苦？
胡主席的衣柜至今一直放在54号房内。里面有两套黄色咔叽布中山装、一套捷克政府赠送的黑色毛呢制服、几件农民常穿的褐色无领布衫和一双用橡胶轮胎制作的凉鞋，也叫“抗战鞋”。冬天，胡主席会换上一套中国为他特制的丝绵衣裤。次年开春，再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将把这套棉衣送回北京干洗。
一次，一位高级干部看见胡志明上衣肩部有一个补丁，便顺口说了出来。胡志明听到后说：“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穿带补丁的衣服，这是人民的福气。不要把这个福气丢掉。”
胡主席的一日三餐十分简单。早餐经常是一碗粥、几块白薯，或一小片面包和一杯牛奶，有时也吃一碟糯米饭。两次正餐基本上是三菜一汤。三菜是两咸一淡。两咸中一道是瘦肉、鸡肉或烤鱼；另一道是茄子蘸鱼露、柠檬汁，有时加一点辣椒。一淡是一盘水煮蔬菜。一汤则根据时令变化，有时是白菜汤，有时是酸豆角汤。
胡主席从不吃生菜。他最喜欢吃加一点姜丝的干烧鱼。主食只吃两小碗米饭。胡主席要求炊事员掌握好饭菜的数量，争取做到每一次全部吃光。如有饭粒掉在饭桌上，他肯定会捡起来吃掉。饭后一般是一个香蕉，或一个橘子，有时也吃一个苹果。
胡主席晚年用大约5年的时间书写遗嘱，并反复修改。他在其中的一稿里说：“我去世后不要举行盛大追悼活动，以免浪费人民的时间和金钱。我要求将我的遗体烧掉，就是‘火葬’。我希望这种‘火葬’的做法能够推广开来。因为这在卫生方面对活着的人有好处，而且不浪费土地。等我们有了更多的电，‘电葬’就更好。
（我的）骨灰分成三份，放入三个瓦罐，一个留在北方，一个留在中部，一个留在南方。请每个地区的同胞寻找一个山丘，把这个瓦罐埋下。墓地上不要有石碑、铜像，而要修建一间简单、宽敞、坚固、凉爽的房子，好让前去凭吊的人们有地方休息。墓地上和四周要有计划地种树，谁去凭吊，就种几棵树作为纪念。时间一长、树木多了就会变成树林，对风景和农业都有好处。看墓的事可以交给父老乡亲。”
胡主席逝世后，高脚屋作为革命文物对外开放，供国内群众和国际友人参观。为了保护这栋历史建筑，越南主管部门在高脚屋外围修建了铁制楼梯，参观者从铁梯上就能清楚地看到高脚屋的内部陈设。只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代表团参观，才获准穿上布制套鞋，走进高脚屋。
我担任大使期间，曾多次陪同我国党政领导人和其他重要代表团参观胡志明故居，几乎每次都由故居管理局长陈曰环出面接待并亲自解说。参观的次数多了，我和陈曰环也自然成为好朋友。
陈曾经担任胡主席的警卫，谈起胡主席的生前轶事，生动感人。但由于每次参观的时间所限，不可能讲的很多。为此，我曾对陈说，能否为我单独安排一段时间，请他做更详尽的讲解，他爽快地答应了。但由于我工作太忙，直到2000年7月离任回国，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2005年1月，我和夫人应邀去河内参加庆祝中越建交55周年研讨会。在河内停留期间，我再次表达了上述愿望。越方立即表示欢迎，为我和夫人单独安排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故居管理局新任局长裴金鸿出面接待，已退休的老局长陈曰环亲自担任解说，并准许我和夫人穿上套鞋，走进高脚屋。本来在室内不准拍照，这次也破例同意我们拍照。由于时间比较宽裕，陈曰环向我们讲述了不少胡主席生前的故事。裴局长还赠送给我们一件珍贵的礼物——胡主席的彩色瓷像，并欢迎我有机会再次前来参观。
已故越南总理范文同曾说：“胡主席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国家的最高利益、人民日常的切身利益就是他终日思考的问题。胡主席的家就是越南这个大家庭。”
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访问越南后，曾用六个字来评价胡志明的一生：“简朴、清廉、孤独”。
在越南过春节
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先后在越南学习和工作18年多。其中除有两三年因为休假在国内过春节外，其余的春节都是在越南度过的。
越南的风俗习惯在许多方面都和中国相同或相似。越南也有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1945年八月革命胜利后，又增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建军节、国庆节等几个节日。但在人们心目中，一年中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还是春节。
越南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按照传统说法，春节的本意是让百姓在一年的辛勤劳作之后，能有一段闲暇和宽松的时间同亲朋好友欢聚，享受一下丰收的喜悦，期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当时物质条件尚不够丰富、无法享受高档消费的情况下，有两句顺口溜准确地描绘了越南过春节的主要内容：“肥肉腌菜红对联，幡杆炮竹绿米粽”。当然，随着越南革新事业的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过春节的含义也不断丰富，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花样。
一般说来，在城市过春节，只放假三天。但早在农历腊月中旬，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先是大扫除，越南的说法叫作“总卫生”。接着便是准备家家必备的两样东西——金橘树和桃花。这种金橘是盆栽的，每棵都结有橙黄色的累累果实，上乘一点的有一人多高，修剪得像一座小金山，象征着吉祥如意，财源滚滚。
春节前，中国大使馆会收到越南各单位送来的许多盆栽金橘。我任大使的几年里，越南花工师傅会挑选最好的一棵，放在大使官邸。一般说来，春节过后不久，金橘树便会因慢慢凋谢而被扔掉，而我夫人则精心地将它种在官邸的小花园里。2000年7月我们离任回国前，官邸院里已种了四棵金橘树，长势喜人，枝叶繁茂，硕果累累。
相传人们争买桃花，是因为它可以避邪。河内郊区有一部分农民专种桃树。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可以确保桃枝在除夕前开花。
和中国习俗一样，腊月二十三是祭祀灶王的日子。人们要在灶王像前烧香，摆上糕点、糖果等供品。还要买上一条活鲤鱼，待将灶王像焚烧之后，把鲤鱼再放回河里。按照民间的说法，鲤鱼就是龙的化身，把鲤鱼放回河里，意味着灶王可以乘龙回到天宫。
在计划经济时代，准备年货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那时所有消费品都和中国一样，凭票定量供应。春节前夕，到处可以看到人们排着长队，凭票购买规定的那一点猪肉、味精、糖果、蜜饯。如果问及春节饭菜的内容，可以百分之百地保证，家家全都一样。现在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商品大大丰富了。只要手中有钱，不要说传统的年货，即使是许多高档的东西，也能买到。不但餐桌上的饭菜更加丰盛，就连祭祖的供品，也增加了巧克力、丹麦曲奇饼干、洋酒XO等。
春节前的几天，我有时到河内规模最大的“同春市场”附近看看。那里的几条街道有无数的临时摊位，出售对联、鞭炮、酒类、蜜饯、糖果等。另有几条街专门出售桃花和金橘，称为“花市”。行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会从百姓的面容和神态中可以感觉到他们迎接春节的欢乐和喜悦。
过春节最值得一提的是除夕。这时，在外地工作的人们都千方百计赶回家团聚。全家会围坐在桌旁，吃上一餐丰盛的团圆饭，祝愿来年财源茂盛、万事如意。按照越南的习惯说法，叫作祝愿“安康兴旺”。
在这一餐团圆饭中，有一样必不可少的食品就是粽子。越南的粽子呈方形，每个足有二、三斤重，用一种特殊的粽叶包捆。粽子的主要成分是糯米，里面用猪肉、大油、绿豆沙做馅，放在锅里要煮上七、八个钟头，吃起来清香可口，别具风味。可以说，粽子是越南春节的代表食品，人们往往把粽子作为礼品互相赠送。
每年春节，中国大使馆都会收到越南一些部门送来的粽子。2000年春节，越共中央财管部部长朱文易同志送给我10个特别的粽子。他说，这些粽子是用上好的原料专门为越南中央领导同志制作的。我把这些粽子分给大使馆的同志品尝，让大家和越南同志一起过年。
在中国北方，春节时的气温早已降到零下，因此人们除夕夜大都待在家里，很少外出。而在越南，春节时气温仍在零上10度左右。因此首都河内除夕之夜，人们会穿上节日盛装，带上鞭炮，聚集到市中心最繁华的还剑湖畔，等待午夜时刻的到来。还剑湖面积并不很大，环湖一周只需走30分钟，但此时此刻却聚集着数十万人。等到午夜钟声一响，所有鞭炮一齐燃放，顿时鞭炮声震耳欲聋，以至于两个人面对面讲话，都难听见。按照越南人的传统说法，放炮是为了驱邪，把过去一年所有不顺心、不愉快的事情统统崩掉，从而迎接一个吉祥、充满希望的新年。大使馆的年轻人也会带上鞭炮来到还剑湖畔，加入熙熙攘攘的人群。
午夜过后，越南国家主席将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人民发表春节祝词。我记得，1968年春节正值越南抗美斗争的关键时刻，胡志明主席在春节祝词中用他的四句诗作为结束语：“今年春光胜往年，胜利捷报四处传。南北竞赛打美帝，稳操胜券勇向前。”胡主席发表祝词后，越南领导人便分头到一些干部、群众家里拜年。越南把这种拜年称为“冲喜”。至于到哪家“冲喜”，多不做事先安排，而是走到哪里临时决定。胡志明主席生前每年除夕都要去给百姓“冲喜”，哪个家庭如有机会迎接胡志明主席前来“冲喜”，便是最大的荣幸。至今，越南领导人仍保持着这一传统，年年都去给老百姓拜年。
除夕之夜，越南还有一个传统习俗，叫作“采绿”，就是要把折下的树枝带回家。“采绿”同“采禄”谐音，象征在新的一年官运亨通、吉祥如意。由于每年除夕都会有许多树枝遭到破坏，胡志明主席生前曾呼吁移风易俗，将“采绿”改为植树。至今“采绿”的现象已大为减少。
从1996年春节起，越南政府决定春节期间禁止燃放鞭炮。但广大干部、群众在心理上则或多或少有些遗憾或失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有关方面设想了许多方案。如1996年除夕午夜时分，越共总书记杜梅来到河内文庙的奎文阁，手持木槌击响一个大鼓，并连击数下，电视台还作了现场直播。这样做可能是要用打鼓的响声代替鞭炮声。后来我听有人反映说，春节期间由最高领导人去敲鼓，似乎显得不太庄重。因此，第二年春节便没有领导人再去敲鼓了。几年过后，人们对春节禁止燃放鞭炮也逐渐习惯了。
除夕之夜，河内的还剑湖畔仍是吸引众多游人的景点。沿湖的树枝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灯。人们穿着节日盛装，手里拿着各种形状的气球，在湖畔悠闲地漫步，领略着首都的新春夜景，呼吸着首都新春的空气。湖畔的河内市人民委员会门前搭起了临时舞台，中央交响乐团在那里作义务演出，更增添了节日气氛。2000年春节，越南政府同意在河内、胡志明市、海防等大城市燃放焰火，使欢庆除夕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大使馆的同志虽身在异国他乡，也和国内一样欢度春节。除夕，全馆同志要举行会餐。使馆的两位厨师要做出几道拿手好菜，使馆办公室要在每桌上放一瓶茅台酒，再加上越南朋友和外交使团赠送的洋酒，可说是相当丰富。作为大使，我先举杯，祝全馆同志和家人“新春愉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大家便一桌又一桌地轮番相互祝酒。我会专门走到厨房，感谢厨师同志一年的辛苦工作。此时，整个餐厅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充满了家人团聚的气氛。
尽管使馆家家都有电视机，但为了是图热闹，饭后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电影厅，一起收看国内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使馆为大家准备了饮料和糖果，同时再摆上几张麻将桌。人们边看电视，边搓麻将，边打扑克。
午夜，人们会三五成群地来到还剑湖畔，与河内的百姓共同迎春。正月初一，大使馆要举行联欢会。为了让大家高兴，各部门都要出节目，还安排了猜谜语、套环、摸鼻子、踩气球等有奖游戏。春节期间，我和夫人会应邀到一些越南朋友家做客。老朋友欢聚一堂，十分亲热。正月十五以前，我还要在大使馆举行几场宴会，招待越南一些高级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
说到国内的春节晚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1984年国内第一次搞春节晚会。当时使馆没有接收国内电视节目的设备“大锅”，无法收看。大约一个月后，武官处从国内拿到春节晚会的录像带。于是，使馆便利用一个星期天上午在武官处放给大家看。
那天，全体馆员几乎无一缺席，把武官处的办公室、走廊挤得水泄不通。由于第一次看到如此精彩的晚会节目，大家都全神贯注，一动不动，甚至连去厕所“方便”一下都不肯，生怕错过了好节目。所有人一口气看了四个多小时，直到下午3点多才去吃饭。
离任回国后，每逢春节，越南驻华大使都会到我家拜年，有时还会带来越南粽子、蜜饯等年货。每到这时，都会勾起我在河内过春节的美好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