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广源

孙良诚是日寇侵占我国时期华北著名的伪军头目，曾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主任、苏北绥署主任等职。在他担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期间,我曾当过他的参议,后来还兼任了他的第五军(军长王清瀚)驻汴办事处处长，因此对他的投敌经过及其内部情况知道一些。兹就记忆所及,叙述如下。

（一）

孙良诚原系西北军的一个悍将，所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地区大部沦陷，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敌后的抗敌斗争。蒋介石为了破坏人民抗日斗争、抵制八路军,遂利用一些失意军人,给予各色各样名义，指使他们在华北招兵买马,抢占地盘。

1939年蒋介石委鹿钟麟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委石友三为副长官兼察哈尔省主席。鹿钟麟设司令长官部于南宫、冀州一带,委孙良诚为冀察游击总指挥。因为孙是只身前来没有军队，鹿又把驻在冀州的民军第二路赵云祥部（该部原系二十九军军官大队，约有一千余人，枪马齐全。赵云祥曾在孙良诚部当过团长，与孙有旧。）编为游击第一纵队，拨归孙良诚指挥。

当时,石友三部驻南宫宋连寨一带,高树勋部驻山东定陶大陈楼一带,后来鹿钟麟怕日军扫荡,将他的司令长官部移驻顺德鹿洛川太行山地区,孙以兵力微小,常常依附石、高以自存。

1940年元月间，石友三部为冀南军区八路军击败后南逃山东，孙亦随之驻于曹县青堌集一带。不久鲁西行署主任李树春电请辞职，石友三即保举孙良诚为鲁西行署主任。

1940年3月间，石友三与日寇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后,石部移驻山东濮县,高部移驻河南濮阳，孙随之移驻濮县临黄集。

孙良诚、石友三、高树勋皆系西北军旧人。孙感于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瓦解星散,残存无几,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巩固地位,因此对石、高之间的矛盾,常居间调停。

1940年12月1日,孙为了沟通石、高关系,陪同石友三到高树勋处解释误会，不料到后石即被高扣杀。高树勋扣杀石友三之事，石的总参议毕泽宇实主其谋。为了斩草除根，毕泽宇又借口召集石部将领开会营救石友三,将石友三之弟石友信枪杀于会场。孙良诚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又受一场虚惊。(石、高矛盾以及二石被杀之事,已详写于《反复无常的石友三》一文,这里不再重叙。)

（二）

二石被杀后,孙良诚惶恐忧惧,深感前途茫茫。石友三的参谋长王清瀚素有“小诸葛”之称,在西北军也当过孙的参谋长,两人交情颇好,孙乃决今后之计于王。王说:“你是鲁西行署主任,自有处所。今后之事,合则留,不合则去耳。现在军心大乱,迫切问题是如何安定军心,如何处理善后;也就是谁当总司令,谁当军长,谁当师长的问题。高当总司令是势所必然,至于军长师长,不论就公就私，或者就资格,你我都应该各有一份。你可以先回临黄集行署,等我试探试探各方口气后，再作计划。”

王清瀚又说:“我们还要乘机给赵云祥部讨一个师的番号，以便增加饷弹。”

不久，高树勋随带一团骑兵来到临黄集,孙误认来意不善,令其部下严加防备。孙、高见面后，高首先向孙解释杀石系奉蒋介石之令,且为臧伯风等所逼;并说拟保举孙为六十九军军长，王清瀚兼第四旅旅长，给赵云祥讨个师长番号,希望孙帮助安定人心。孙以高所谈一切符合自己心意，即表示同意。

高树勋回到柳下屯防地后,即召集新八军副军长王殿富、参谋长朱蕴斋、师长马伯彦、六十九军参谋长王清瀚、总参议毕泽宇、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师长米文和及张雨亭等开会，商议善后问题。

大家一致表示拥戴高树勋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为六十九军军长。王清瀚、赵云祥之事，大家也表示同意。于是即以两军高级将领名义电请蒋介石核批。蒋介石复电，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毕泽宇任六十九军军长,赵云祥及王清瀚的职位都一一照准。

六十九军军长一职，高树勋原说保举孙良诚，但在电请时，毕泽宇等人以偷梁换柱之法,将孙良诚的名字改为毕泽宇,所以蒋复电是毕泽宇。孙良诚大失所望,非常气忿,认为高树勋对他玩手段,遂与决绝,率领赵云祥等部奔赴山东定陶大陈楼一带。

石友三的手枪团团长宋荣馨,石友信师的团长段海洲,原系二石亲信,觉得久处高树勋之下必遭暗算,乃相率向王清瀚表示愿听王的指挥。王清瀚久欲掌握队伍,抓着这个机会,便领着宋荣馨、段海洲两部脱离高树勋,前往定陶与孙良诚会合。

由于宋、段两部由王清瀚率领归附孙良诚，孙良诚的势力大增。但随着也出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孙虽然可以用鲁西行署的名义就地征发粮饷,但僧多米少,供应日渐不给;而枪支弹药更无着落,所以仍是困坐愁城,一筹莫展。恰于此时,汤恩伯又以苏鲁豫皖四省党政分会主任名义,派李仙洲到山东东昌(聊城)设立重建区行政公署,并派韩多峰接替孙良诚的鲁西行署主任职务。孙本来是粗野的军阀，处此境遇便觉已是日暮途穷。

1942年春,孙良诚和赵云祥、王清瀚、参谋长傅尔余等一起商量。

王清瀚当时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与高树勋言归于好，重新投入高部;中策是与八路军结成朋友,从八路军那里取得支援;下策是投日伪,徐图出路。

赵云祥认为:由于高用欺骗手段,我们一怒而与之决裂,今已脱离半年,隔阂日深,决无重新合作之理;与八路军不断冲突,不愿再去投靠;所以只有投靠日伪之路可走，这样可以保存实力,扩大实力,以便为将来另谋出路。

傅尔余则表示:只能在中上策中选择,决不能投降日伪,遗臭万年。

孙良诚见三人意见不一致,最后说:“人不要我,焉能强求,就是当义勇军也不愁没饭吃，大家慎重考虑一下再说。”

会后,赵云祥觉得王清瀚只笼统地提出三策,并未讲明自己意见,不知他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便独自找王清瀚探问底细，说:“现在是面临难关,你我与孙老总谊同生死,请说出心腹话，我俩共同商量。如果可行,我决全力支持。”

王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就是暂投日伪,扩大实力。我之所以没有明白说出，是因为孙老总是一个勇而少谋、谋而不决之人。民国十八年时,孙老总本有弃冯投蒋之谋(见附注一),当时就商于我。我说,韩、石叛冯,人人责骂，我们决不能步其后尘,复为不义。孙老总却说,蒋是中央,冯是个人,停战言和,效顺中央,焉得为判。我因为执拗不过他,便叫秘书长王丹仙草拟投蒋通电。王将电稿拟好后,孙却不肯亲自签发，而要我代签。率部投敌之事,岂同儿戏,我当然拒绝。因此,他徘徊犹豫,未能径行其谋。此事当时甚密,后来人皆知之,我为此常提心吊胆。由此可以看出孙老总决非富贵不能淫之人,不过既想吃肉，又怕闻腥耳。只要木已成舟,他就会跟着下水。”

王又说:“你我与孙老总虽然都有深情厚谊,但也有所不同,我仅只是个幕僚，你则由当兵直至师长,可以说是股肱之亲。因此,此事最好由你出面,我从幕后支持。”

赵云祥对于王清瀚的这席话深表同意，于是王清瀚又接着提出了具体办法。他说“曹县县长郭念基和参议谢天样,都是孙老总的心腹之人(二人都是跟孙良诚当兵出身,郭当过孙的传令队队长,谢当过孙的军需官),可以与之计议,请他们担任奔走活动之责。第一步先到开封见绥靖主任刘郁芬，然后通过刘郁芬与南京政府接洽。我们的条件是:孙当方面军总司令,下编两个军五个师。只要南京同意，兵权完全掌握在咱二人之手,孙如扭扭捏捏,你就先发通电,我立即拥护,他也就会顺水推舟。”

此时,王清瀚部与孙良诚总部一起驻在定陶,赵云祥部驻在曹县。赵返曹县防地后,即依计行事,派郭念基、谢天祥前往开封见刘郁芬。刘郁芬派参议宋若愚持其介绍信同郭、谢前去南京往见汪伪政府参谋总长鲍文樾。鲍表示完全同意赵云祥、王清瀚所提条件，并且指定由刘郁芬负责与孙良诚商议办理。

郭、谢回曹县向赵云祥报告后,赵即令郭、谢偕同宋若愚持刘郁芬信往见孙良诚，向孙报告他们与南京汪伪政府接洽情形。

孙说:“刘郁芬是我的老长官，见面谈谈是可以的,但须秘密。”

1942年5月间一个黄昏，刘郁芬与孙良诚会面于归德以北三十里之李楼。孙表示当伪军是不名誉的，不仅必须换得军队番号，而且必须换得地盘。

刘说:“番号地盘皆不成问题。如无相当地盘,我情愿将开封绥靖主任相让。”

孙说:“我并非想夺你的地盘，只不过说明我们不能贱卖而已。”

赵云祥等见孙良诚讨价还价,已是半推半就,抓紧时机着着进逼,使郭念基、谢天祥催促孙良诚发表通电。孙却假意拒绝说:“傅尔余参谋长屡次说,当汉奸不仅无面目见百姓，也无面目见部下，我认为参谋长的话是对的。”

郭、谢则说:“你不发表通电,赵云祥等人会单独行动,自己通电就职。”

孙说:“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干涉不了。”

谢将孙的情况向赵云祥报告后，赵云祥决定自行通电先就伪军第四军军长职。但他感到当汉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的确难以启齿,于是想出一个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办法。他派郭念基、谢天祥到归德与张岚峰及其顾问松室孝良联系，要求派遣日伪军对其部下包围威胁。张岚峰、松室孝良如赵所请,即派大批日伪军将赵云祥部驻在地曹县一带村庄团团包围,高喊“缴枪不打，赶快投降。”

时在凌晨,赵部官兵尚未起床,变起突然,仓皇失措。赵云祥一面命令各营严守阵地，不准打枪，一面召集旅团长开会。旅团长因为莫名其妙,默默无言,只说唯师长之命是听。

赵说:“打则同归于尽,降则还能保存实力，徐图良策。”赵见大家无异议,便命令将早已准备好的汪记党旗,按规定的暗号向日伪军挥舞,日伪军当即撤走,赵云祥亦于当日通电投降日伪。

赵云祥降敌之次日,王清瀚率部离开孙良诚，由定陶赶到曹县与赵云祥汇合。

孙良诚此时已经是一个光杆,便连夜赶到曹县,对赵云祥、王清瀚说:“你们这样干,叫我怎办。”

赵云祥说:“你也通电就职就是了。”正如王清瀚所说，孙良诚并非富贵不能淫的家伙,只要木已成舟,他就会跟着下水，果然孙就通电就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职。

孙良诚发出投敌通电后,赵云祥对他说:“想吃肉就不要怕有腥气,我们拥护你当了总司令,你应该高兴。这样不仅可以保存实力,并且可以乘机扩张实力，笑骂暂且由人笑骂,只要将来走向光明，依然名利双收,这叫曲线救国嘛。”这是当时许多汉奸的普遍论调。但是这块肮脏不堪的遮羞布,并不能掩盖他们卖国求荣的无耻罪行。

孙等投敌后，引起了部下许多有血性的官兵的痛恨。参谋长傅尔余首先将于飞游击大队拉走,接着团长段海洲、孙兴斋等也率部离开了孙良诚。后来在广大官兵群众中还流行着这样一首表示痛心的顺口溜:“抗战五年多,和平二年半;什么都不落，落个当汉奸。自觉低一头,更怕熟人见;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

1942年6月，南京伪政权派其参谋总长鲍文樾携带大批委任状和慰劳品,到定陶、曹县一带点编孙良诚伪军。点编后,孙部的编制番号如下:孙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参谋长甄纪印，总参议郭念基。辖第四、第五两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第五军军长王清瀚。第四军辖三十八、三十九两师,三十八师师长潘自明，三十九师师长戴心宽。第五军辖四十、四十一两师,四十师师长王和民,四十一师师长宋荣馨。另外总司令部还直辖着一个三十七师和一个特务团、一个教导团。直辖三十七师师长是孙雨田。以上各部，共计三万多人。

不久,伪开封绥署主任刘郁芬调职,即以孙良诚继任。至此,孙良诚等人以汉奸代价所换来的两件大事(地盘、地位)完全实现。于是以谢天祥为该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常驻南京,部队分驻山东定陶、曹县及河南濮阳、东明与考城一带。孙本人则率领总部八大处和特务团到开封就绥署主任职。

孙到开封后，又委派谷大江为绥署参谋长,委派乜廷宾为绥署卫队团团长,派总参议郭念基为杞县地区指挥官,派兵分驻通许、杞县一带,直接与人民为敌。

（三）

孙良诚当了开封伪军绥署主任后，所属各部多在开封设立办事处。第五军军长王清瀚因为我和他过去有旧交情,即派我任第五军驻汴办事处处长。

临去开封之前，我和王清瀚曾密谈许久。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他嘱咐我到开封后,注意这个问题。

1943年元月,国民党苏鲁豫皖四省党政分会副官长朱启明，从界首到开封秘密接家眷。朱与我曾在石友三部同过事，便向我打听伪军情况。我为之介绍了王清瀚的“反正”意图。

4月间,国民党苏鲁豫皖四省党政分会派来了策反专员于梯航，我即电请王清瀚到开封与于梯航当面谈判。谈判结果,于表示条件不成问题,王亦表示俟机而动。以后于梯航又来开封一次，并决定由国民党指派队伍前来迎王等。

谁知王清瀚与于梯航联系谈判的本意，只是脚踏两只船,并未告知孙良诚与赵云祥,亦未告知他的部下。因此当国民党四省党政分会派往迎接他们的李品仙部接近他们时，官兵误以为前来袭击,当即把李品仙部揍了一顿,“反正”之事遂成泡影。为此,我对王清瀚深为不满,王以后对我也颇为冷淡。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敌后苏北地区屡给敌伪军以严重打击,这时力量更加壮大,南京汪伪政权深受威胁。汪伪政权认为孙良诚部是伪军中比较有战斗力的一部,遂调驻扬州、泰州、通州一带,改任孙良诚为苏北绥靖主任。绥署下设政务厅,政务厅辖民、财、建、教四大处,管理苏北十三县的行政事宜。绥署驻扬州,直属部队分驻扬州、泰州一带。第四军赵云祥部驻防盐城。第五军王清瀚部驻防阜宁、高邮。

当他们由河南向苏北移防时,孙曾邀我同往,去担任苏北绥署建设处处长。我因为王清瀚上次失信彼此之间已有芥蒂,故乘此脱离,留居开封。

(四)

1945年5月下旬，八路军方面派周天亚(字道隆,西北军旧同事)等自河北邯郸来开封,约我共同说服孙良诚投诚人民军。

我们到扬州后与孙良诚、赵云祥、王清瀚详谈数夜。周等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出路,并提出了投靠人民军的三个方案:一是立即宣布起义，二是待机起义,三是先交朋友。

由于孙等只知个人升官发财,不顾民族利益,所以对党争取他们共同抗日、立功赎罪的政策仍存观望态度。为了民族利益，周天亚留在孙的总部继续进行争取工作;后又派去一位朱振山,驻在王清瀚的军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孙良诚在扬州接受蒋介石委任的先遣军司令，抗拒八路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被迫在盐城起义(见附注二)。王和民附蒋反人民，在高邮被解决。

1946年元月间,蒋匪帮派一零八军到扬州接防,认为利用目的已达到,即着手吞併,令孙率部移驻滁州听候点编。这时孙部仅余总部直属部队和王清瀚的第五军,到滁州后,蒋派白崇禧点验，将全部缩编为第五纵队。

1947年孙部调驻寿州，又缩编为第一保安纵队。1948年孙部调驻宿迁、睢宁，又改编为四个团的暂二十五师。

1948年11月,蒋介石抽调大批军队集中徐州，妄图与解放军决战,又升任孙良诚为一零七军军长,令率所部到徐州集中。这时,留在孙、王两处的周天亚和朱振山认为时机迫切,不能再事迁就，当向孙,王提出两点建议:一、立即通电起义,将部队开赴解放区休息整顿;二、原地不动。

孙、王不听周、朱劝告,率部向徐州开拔，行抵阜宁城西二十余里之邢家围子，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被迫放下武器。孙、王放下武器后,解放军对之极为优待。这时刘汝明部驻在津浦线上的蚌埠,为了争取刘汝明投靠人民,孙、王愿意做劝降工作。

当由周天亚陪同孙、王前往蚌埠与刘汝明接洽。孙、刘见面后,刘严厉责问孙为什么投降共产党，孙把责任完全推到王清瀚身上。刘汝明将王清瀚和周天亚解送南京,被蒋介石杀害。孙良诚则留在刘汝明那里。

[附注一〕

1929年5月间,韩复榘、石友三叛冯投蒋后,冯玉祥决心与蒋一战,并亲赴太原拉拢阎锡山共同反蒋,不料被阎软禁。冯乃以宋哲元代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于当年10月10日通电讨蒋。

宋承冯意，以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沿陇海铁路东进。战事开始后,西北军进展颇为顺利,很快就占领了洛阳、龙门、黑石关等地。宋哲元进驻洛阳,孙良诚则继续率部向登封、鹅岭口等地进攻。

此时,蒋介石亦派杨杰率领杂牌部队王金钰、徐源泉、魏益三、刘春荣等部,由京汉线新郑车站问登封、密县赶援。孙良诚所部第二路进至鹅岭口与魏益三所属之五十四师相遇,激战一昼夜,魏部五十四师不支溃退,孙部乘胜攻下登封县城。

孙良诚进驻登封后,即令梁冠英、程新铭两军分向密县新郑追击。两部进大金店小金店一带时，又遇着王金钰所属四十七师、徐源泉所属四十八师,激战四昼夜,又将王、徐两师击退。这一战,缴获步枪三千多支,野炮十二门,西北军声势大振。因此,徐源泉、刘春荣两部密派代表到登封接洽投诚,阎锡山也派程长发、杨化昭二人到登封接洽参加作战。

但是就在此时,孙良诚却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擅自撤退。蒋介石见前方屡战不利，深恐所属杂牌军队随之发生变化,一方面令前方部队避免与孙军接触，一方面派代表(忘其姓名)持其亲笔信到登封见孙良诚,进行收买。蒋许孙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统辖六省地盘(豫、鲁、甘、青、陕、宁)，并允许由中央负责补给,孙良诚见到这样的高官厚禄,心花怒放,即与参谋长王清瀚商议。

王说:“韩石倒戈,人人笑骂。我们岂能再步后尘,遗臭万年。”孙说:“蒋是中央，冯是个人，停战言和,效顺中央,焉得为叛。"遂不听王清瀚的劝告，而用电话把梁冠英程新铭两军长召到登封开会商议此事。梁、程二人同意投蒋，并同意撤至洛阳,通电就职。

于是孙良诚于1929年11月16日派其参议王文彬及副师长王振东为代表与蒋联系,一方面命令前线各部分路后撤。同时为了掩护他们撤退投蒋行动,连电宋哲元诡称前线激战失利，请求增援。

但宋哲元根据密报已知前方并未发生激战,认为其中必有阴谋，乃命令洛阳、龙门、黑石关等地守军退至新安,并将铁路车皮完全带走,以防不测。

孙到洛阳后,用电话质问宋哲元为何退至新安,宋亦反问孙良诚为何退回洛阳。孙却把退回洛阳的责任推到宋哲元身上，说宋哲元不派兵支援他。

孙良诚退向洛阳,本拟据住洛阳这个重要据点发表叛冯通电，但当他的秘书长王丹仙将电文拟好后,他却不肯自己签发,而要其参谋长王清瀚代签王以事关叛逆,坚决不允。孙以内愧于心,犹豫数日不能决定。

蒋介石以孙良诚退回洛阳已经三日,而通电未发,认为事情一定有变,乃命令王金钰之四十七师奔袭洛阳龙门。王金钰施用了里应外合的方法,预先派遣一支便衣队混进洛阳,潜伏城内及车站各据点,利用深夜对孙良诚部突然袭击。

孙良诚以为与蒋已有联系,未作任何防备,因此仓皇失措,狼狈逃窜。军用物资尽数遗失，队伍也损失三分之二，为西北军前所未有之惨败。

孙良诚逃至新安，宋哲元已退入潼关。孙在新安收容未定，杨杰又率四十八师跟踪追来，孙遂也退至潼关。孙到潼关后,与宋哲元大吵大闹。后来冯玉祥自太原回防，孙见死不救,宋告孙叛冯降蒋。冯恐激起事变,把败北的责任自己揽下,并没深究，这场风波始告平息。

(附注二)

赵云祥部盐城起义经过:赵云祥部自1944年随孙良诚从河南开到苏北后,即驻防盐城一带,与新四军不断冲突，也不断受到打击。

1945年8月,新四军包围了赵部。总部副官主任路耀林是共产党员,在路的影响下，赵部军官中有些在政治上已经有所认识，赵的主力师长戴心宽就是其中之一。

赵部被围,赵曾召集高级军官商讨办法。戴首先表示,活路只有一条,就是起义投靠人民,突围和其他妄想,都是自找苦吃。赵云祥在这样内外交压的情况下,迫于无奈,只好宣布起义。

赵部起义后,编为解放第四军，赵云祥仍是军长。但是反动成性的赵云祥,因为在当汉奸时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早已做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迷梦,不甘心投降人民,乃以到扬州劝说孙良诚全部起义为名,携赃逃往上海，后来在上海、南京一带大买房屋,度其荒淫无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