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已经牢牢掌握清朝中枢大权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为了抬高自己在清朝顶级宗室成员中的至高无上地位、获得‘太祖武皇帝’努尔哈赤‘嫡子’的名份（就是要和继承努尔哈赤汗位的先帝太宗皇太极一较高下），因此多尔衮不顾诸王公大臣们的非议（反对是不敢反对了，只能是非议），逼迫顺治帝以‘奖赏皇父摄政王理政之功’的名义，追尊多尔衮的生母、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三任大妃乌拉那拉氏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并祔享太庙中的太祖庙。
这里再为大家说明一下，清太祖努尔哈赤最初的谥号，是其子、清太宗皇太极登基后所上‘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后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三次加谥，最终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谥号由‘武’改‘高’是康熙元年的事情）；而多尔衮为生母上谥号的顺治朝，努尔哈赤的谥号还没改，因此乌拉那拉氏的谥号才是祔当时努尔哈赤帝谥的‘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
而多尔衮此举，也就要是把自己的生母和先帝太宗皇太极的生母，此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唯一的皇后‘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后来改为‘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其经过和上面介绍的努尔哈赤改谥经历是一样的）叶赫那拉氏的地位相提并论，从而将自己在皇室中的地位也提到和清太宗皇太极一样高的位置（也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之位）。
顺治帝此时才刚满十三岁，羽翼未丰、尚要仰多尔衮之鼻息，因此不得不顺从‘皇父摄政王’的心意，为自己再找了一位‘皇祖母’（指乌拉那拉氏）；但年纪渐长的顺治帝对把持大权八年之久的十四叔已经越来越厌恶、提防、警惕，就在追尊乌拉那拉氏为‘孝烈武皇后’之后不久，顺治帝就开始悄悄地联络、接触除了多尔衮势力以外的其他宗室王公大臣，以求建立亲近自己的势力，最终夺回旁落已久的皇权大政。
而与顺治帝在私下里接触、来往最多的宗室王公大臣，第一个就是莫名其妙失去了‘辅政叔王’之位、还被多尔衮变相赶出中枢、失去对中枢朝政影响力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而其他明面上依附多尔衮，其实暗地里逐渐靠拢顺治帝、准备对抗多尔衮的宗室王公还有——巽亲王满达海（礼亲王代善之子）、端重亲王博洛（饶余郡王阿巴泰之子）、敬谨亲王尼堪（广略贝勒褚英之子）等人。
另外，忠于先帝（太宗皇太极）的原两黄旗（多尔衮掌权后，将两黄旗与两白旗对调了旗帜颜色）大臣们，也纷纷向顺治帝效忠，以图击败两白旗势力（即多尔衮的势力，目前已经改为两黄旗），重整皇室之权。
对其他王公大臣们逐渐开始接近、靠拢在顺治帝身边的举动，身为‘皇父摄政王’的多尔衮不是不察觉到，但一来自己毕竟不是正牌皇帝，本来就没有阻止这些王公大臣们向顺治帝靠拢的权力，二来顺治帝已经在逐渐长大，迟早要亲政，王公们对皇帝的效忠举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多尔衮虽然威势赫赫、大权在握，掌握着清朝中枢的实际执政权，还是‘皇父摄政王’，可再怎么说也不是真正的皇帝，没有名正言顺的法统权威地位；再说，当初先帝皇太极去世、诸王公大臣们商议拥立谁人继位时，清朝内部几乎就因此而发生内讧火并，多尔衮的政治水平不必再讲，这么聪慧冷静的头脑，也让他没有出面干涉的理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多尔衮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同母弟豫亲王多铎已经病逝，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又不是一个能值得信赖、重用的莽夫；而多尔衮自己确实还没有下定篡位的决心（也许是时机还不成熟，也许是党羽势力范围还没有最终构成），所以不愿意和顺治帝直接撕破脸、刀兵相向，以武力夺取皇位。
因此，面对着越来越不利的局面，依旧是‘皇父摄政王’的多尔衮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对应顺治帝的‘威胁’，只得紧握手中的大权，暂时观望、查探，了解了顺治帝和亲附他的诸王公大臣们进一步行动计划后，再做后续的打算（当权臣难啊——动手不行，会被群起而攻之；不动手也不行，到最后有可能被活活地憋屈死。）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对即将失去执政权力（或者有可能与皇帝发生冲突）产生无尽忧虑，因而心情郁闷、且身体稍微有恙的多尔衮在京师的摄政王府中感觉气闷得紧，同时还有些隐约的恐慌，于是他决定离开京师，一路向北行猎，到古北口以外去散散心、走动一下，也有利于恢复身体状况、缓解焦虑的心态。
十一月十三，在郑亲王济尔哈朗、英亲王阿济格等宗室王公及其他朝廷大臣的陪同下，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启程前往古北口以外的塞上草原‘行猎’；大队人马一路上走走停停，边前行边狩猎，于当年十二月初七抵达了古北口外的喀喇城（蒙古语：黑水城），当天下榻于喀喇河屯行宫（喀喇河屯行宫竣工于本年的七月，是清朝在关外修建的最早、规模最大的皇家宫殿群，地址在今天的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滦河镇西北，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承德避暑山庄’）。
根据后世的史料记载，多尔衮在抵达喀喇河屯行宫前就已经‘身体不适’，一说是行猎时坠马受伤，一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病复发，总之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也就是多尔衮抵达喀喇河屯行宫的第三天，执掌天下大权八年之久的‘皇父摄政王’突然暴薨于行宫内，时年三十九岁；临终之前，奄奄一息的多尔衮只召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入寝殿密谈了许久，其他便再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的遗言和嘱咐了。
多尔衮病死在喀喇河屯行宫后，同母三兄弟中多铎已经先亡，只剩阿济格一人独存，因此权欲熏心又头脑简单、行事鲁莽的阿济格便欲趁机夺取清朝中枢大权、继多尔衮之后就任新的‘皇叔父摄政王’（甚至是‘皇父摄政王’），掌握朝廷的最高权力。
于是，阿济格暗中派人紧急前往京师，召自己平时最看重、最信任的第三子劳亲前来，并命其一定要多率兵丁随行（阿济格共十二子，长子和度早夭、次子傅勒赫才具不足）；同时，阿济格还再三嘱咐劳亲不要把叔父多尔衮已经病死的消息、还有自己私自调兵之事告诉顺治帝及在京其他诸王（以便突然举兵回京、夺取朝廷大权）。
另外，多尔衮病逝后，阿济格自恃是多尔衮的同母兄，自然具有继承多尔衮一切政治遗产的资格，于是他在派人前往京师召儿子劳亲率军前来的同时，又拉拢、胁迫在喀喇城随侍的原两白旗大臣依附于己（两白旗是多尔衮、多铎兄弟亲领，但现在已经改为两黄旗），但此事被大多数原两白旗大臣拒绝。
事后，恼羞成怒的阿济格还打算以兵戎来威胁本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同盟、党羽的诸多原两白旗大臣，但还是没有能成功（可见阿济格的智商和为人品行有多么地愚蠢和低劣）。
眼见已经和阿济格闹翻，出于‘自保’的目的，以苏克萨哈、詹岱为首的原两白旗大臣们决定反戈一击，“依皇上为生”；于是他们向同在喀喇河屯行宫中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抢先告发英亲王阿济格意欲乘摄政王病薨、举丧之时私自调兵作乱、阴谋夺权。
此时，一同跟随多尔衮北上行猎的内阁大学士刚林建议济尔哈朗立即采取相对措施、粉碎阿济格的作乱意图；济尔哈朗与巽亲王满达海商议后，委托刚林偷偷地独自从行宫“策马疾行南返”，日夜兼程返回京师向顺治帝及其他王公告急变。
刚林奉命从喀喇河屯行宫悄悄南下，疾驰七百里抵达了京师，然后向顺治帝告发了此事。顺治帝闻报后大惊，立即下诏关闭京师九门，并让诸王在阿济格奉多尔衮灵柩返京的必经之路——德胜门外派驻了重兵，以防随时发生的不测事件。
十二月十七，阿济格、济尔哈朗等人奉多尔衮的灵柩车驾回京，当队伍行至喀喇城和京师之间的石门时，阿济格之子劳亲率军也抵达此处，与其父合兵；阿济格大喜之下，命自己的直属部下（部分镶白旗军队）大张旗帜，环绕着多尔衮的灵车缓缓而行（以为张目）。
当阿济格奉多尔衮灵柩抵达京师城外后，顺治帝穿戴白衣缟服，亲率在京诸王、满汉蒙诸大臣出城五里，迎柩车于京师德胜门外；可当阿济格父子拜见顺治帝后，居然不顾礼节地居上首而坐，让顺治帝坐在了下首，言谈举止间骄横傲慢，毫无人臣之礼。
随同（其实是监视）阿济格返京的济尔哈朗等人见阿济格参见顺治帝时还身带佩刀、举止狂悖、居心叵测，因此也派重兵紧密监视阿济格父子及其党羽，并将随从劳亲出京与阿济格会合的三百名骑兵尽数调离（此后这些阿济格的党羽被先收捕下狱、后以谋反罪全部诛杀）。
在济尔哈朗为首的宗室王公的严密监视下，以及顺治帝提前布置的重兵威慑下，已经准备以武力攫取‘摄政大权’的阿济格父子终究不敢轻举妄动，再三考量之下也只得收起兵变的心思，与顺治帝一起将多尔衮的灵柩送回京师城内；就这样，年轻的顺治帝在诸王大臣的配合下，兵不血刃地粉碎了英亲王阿济格的兵变夺权计划，避免了清朝内部即将发生的又一次内讧动乱。
多尔衮的灵柩被送回京师后，顺治帝下诏为其在东华门外南池子胡同内的‘皇父摄政王府’中举行隆重而盛大的丧礼典仪，并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上庙号‘成宗’，按照皇帝的规格为多尔衮治丧，神主奉送至太庙内安放，以东直门外地为‘成宗义皇帝陵’（今北京东城区东直街道门新中街）。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顺治帝加尊多尔衮已经去世了的正宫元妃博尔济吉特氏为‘敬孝忠恭静简慈惠助德佐道义皇后’（也就是影视作品中的‘小玉儿’；其实从父系来说，义皇后不是‘大玉儿’、也就是孝庄文皇后的妹妹，而是她的侄女），神主祔享太庙中的‘成宗庙’，以此来‘追敬’去世了的‘皇父摄政王、成宗义皇帝’。
另外，多尔衮生前虽然先后娶了六位福晋（正妻），还有四位侍妾，但一直没有生出儿子，仅仅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东莪；所以他去世后，睿亲王的王爵一时间没有人来继承；这个时候，顺治帝已经有了彻底清算多尔衮的计划和即将展开的一系列行动，但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稳住原两白旗（现两黄旗）大臣，以及彻底将威胁皇权的阿济格一党给清除，其他的事情还可以再放一放。
于是，顺治帝在和诸议政王大臣们商议后，将自己的堂弟、多尔衮同母弟豫亲王多铎的第五子（嫡次子）、时年八岁的多尔博过继给‘成宗义皇帝’多尔衮为嗣子，并承袭了‘和硕睿亲王’的王爵。
至于为何是多尔博、而不是其他的宗室子弟成为多尔衮的嗣子，这是因为——多尔博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是多尔衮正宫元妃博尔济吉特氏的亲妹妹，所以多尔衮既是多尔博的伯父，又是他的姨夫，因此多尔博就成为了多尔衮最合适的嗣子了（正如后世光绪帝入继咸丰帝为嗣子的理由是一样的）。
在顺治帝的诏命下，多尔博便告别了嫡兄、信亲王多尼等兄弟，奉旨从所居住的东单三条胡同中的‘和硕豫亲王府’中搬出，以‘睿亲王’的身份入住了南池子大街的‘皇父摄政王府’；当然，现在改名叫‘和硕睿亲王府’了。
多尔博袭睿亲王王爵后，顺治帝还特地下诏将其亲王俸禄加至三万两，是其他宗室诸王的三倍（此时，就连郑亲王济尔哈朗都只有一万五千两的俸禄）；多尔衮生前的原两白旗（现两黄旗）近臣詹岱、苏克萨哈同时也被提拔为议政大臣（这个时候，苏克萨哈就已经开始偷偷投靠顺治帝了），以稳定原两白旗的人心。
而在加恩多尔博、让其出继多尔衮为嗣子，并承袭了睿亲王王爵的前后时间内，顺治帝立即以皇帝的至尊身份名正言顺地接收了原由多尔衮所把持的‘摄政治国权’，真正地将朝廷大权全部收拢于自己手中，也就是‘亲政’。
之后，夺回大权的顺治帝暗中指使郑亲王济尔哈朗拉拢理政三王（即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在随后召开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围攻已经被架空、半软禁的英亲王阿济格，历数其种种擅权、欺君、谋逆等不法事。
最后，诸王大臣于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阳历是1651年1月17日）上奏顺治帝，以谋反大罪请旨将阿济格与劳亲父子夺爵幽禁，阿济格其余在世诸子也一并革除了黄带子（就是黜宗室身份、降为庶人，名字不记载于皇家家谱‘玉牒’之内），削职并取消宗室俸禄。
而解决了对皇权威胁最大的英亲王阿济格父子之后，顺治帝以及被多尔衮压制了多年的诸王公大臣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将打击的矛头直指已经长眠地下的‘成宗义皇帝’多尔衮了。
至于后续的故事，下一篇文章再为大家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