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13岁就出嫁，还没发育成熟，为何男人着急娶回家
世人皆知古代女子早婚早嫁，却不知其中还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13岁的小女孩还是豆蔻年华，正值青春懵懂，身心都尚未发育成熟。可就在这样的年纪，她们就要离开父母，嫁入夫家。
更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男子们为何如此着急将未发育成熟的女孩娶回家？难道就不怕耽误了女孩的成长发育吗？其实，在这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那么，古代男人为何要娶13岁的＂童养媳＂？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无奈与思量？
一、早婚早嫁，古代社会的＂生存密码＂
康熙年间，一位叫张氏的少女，年方13岁就被父母指婚给了邻村的王家。这桩婚事在当时并不稀奇，反而被乡里乡亲们称赞是＂好姻缘＂。
据《清代社会生活史》记载，康熙年间的人均寿命不过三十余岁。一位老妪曾向地方官员感叹：＂我今年四十有五，村里同龄人已去了大半。＂这便是当时的生存现状。
正因寿命短促，古人格外重视传宗接代。山东济南府的一份户籍档案显示，当地一个叫刘家的大户，三代单传，到了第四代时，家中独子才12岁就被要求完婚。刘老爷子在族谱上写道：＂不早定亲，恐怕来不及看见重孙。＂
清朝《皇朝文献通考》中记载，江南一带常有＂指腹为婚＂的习俗。一个叫沈氏的大族，为了确保血脉延续，甚至在女婴出生时就与远房表亲定下婚约，双方父母还立下字据：＂女及笄之年，即行完婚之礼。＂
在农耕社会，人口就是生产力。明朝《农政全书》中提到：＂一户之下，少则五口，多则十余，方能耕种五亩良田。＂越是贫苦的农家，越是急于让儿女早日成家。
河南开封府的一份契约文书显示，有位叫李四的农户，因为家中缺少劳动力，特意在契约中注明：＂女儿年方十三，身体康健，能承担家务劳作。＂这便是当时＂童养媳＂的真实写照。
不仅是民间如此，就连皇室也有早婚的传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们，大多在12岁到15岁之间完婚。据《明实录》记载，永乐皇帝朱棣的三个儿子，分别在13岁、14岁和15岁时完婚。
清代《吏部则例》规定：＂凡官员之子女，男不过二十，女不过十五，须及时完婚。＂这条规定一直沿用到清末，成为官宦人家的婚姻准则。
乡间还流传着一句俗语：＂女大不中留，男大不中求。＂这句话生动反映了古人对早婚的态度。在江西武宁县的一份族谱中记载，当地望族钱氏家族专门设立了＂婚嫁基金＂，为家族中到龄的子女筹办婚事，其中特别注明：＂女子及笄之年，即可动用此项银两。＂
二、13岁出嫁的＂隐形福利＂
乾隆年间，苏州一位叫顾氏的商人在家书中写道：＂幼女入门之时，恰是学习持家之际。＂这句话道出了古代早婚的一个重要考量。
顾氏家的媳妇就是13岁进门的。据《苏州府志》记载，这位小媳妇在婆婆的调教下，短短三年就掌握了制茶、刺绣、操持家务等技能。到了18岁时，已经能独当一面，打理偌大的顾家商铺账目。
江南水乡有句老话：＂小媳妇要赶早，越晚越难教。＂这话在当时的族谱记载中屡见不鲜。浙江湖州钱氏家族的族规中明确写道：＂儿媳入门宜早，可省聘礼，更好调教。＂
清代《闺范》一书中记载了一个真实案例：扬州盐商胡家的儿媳13岁进门时，连煮饭都不会。婆婆不急不躁，手把手教她操持家务。三年后，这位小媳妇不仅能打理内宅，还学会了账目往来，成了盐商圈子里有名的＂女当家＂。
在经济方面，早婚也有不少实惠。明朝《三言二拍》中记载：一户殷实人家，因为迎娶年长媳妇，光是妆奁就花去白银千两。反观同村另一户人家，娶了13岁的童养媳，整个婚事只花了百两银子。
河南一份清代契约显示，李家将13岁的女儿嫁给张家时，因为年纪小，聘礼只收了二十两银子。同村王家的大姑娘18岁出嫁，聘礼却要五十两。这种＂早娶省钱＂的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
更重要的是，13岁的小媳妇因为年纪小，往往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清稗类钞》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州沈家的小媳妇13岁进门，与婆婆相处如母女。等到她19岁时，已经完全掌握了沈家的待客之道和经营之术。
北方也有类似的记载。山西晋商乔家的族谱中写道：＂幼媳入门，如同养女，既省聘礼，又得孝心。＂一些大户人家甚至专门设立＂训女堂＂，由老太太亲自教导年幼媳妇。
明清时期的名门望族尤其注重这一点。南京朱家的家训中特别提到：＂幼媳入门，当如己出，教以诗书礼仪，使其明白持家之道。＂这种做法不仅节省了聘礼，还能确保媳妇完全按照家族的规矩来培养。
地方志中还记载，有些商贾之家特意选择13岁的媳妇，就是为了让她们能更好地继承家族生意经营之道。扬州某盐商的账本上就记载：＂幼媳习算三年，熟知账目，可堪重任。＂
三、意想不到的＂教育意义＂
嘉庆年间，浙江嘉兴一位叫陆氏的大家闺秀，留下了一本《闺训日记》。这本日记记载了她从13岁进入夫家后的学习历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童养媳教育的窗口。
据《嘉兴府志》记载，陆氏嫁入的是当地望族沈家。沈家有个传统，新媳妇必须先在老太太房里住满三年。这三年里，陆氏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跟着老太太学习诗词歌赋、礼仪规矩。
在陆氏的日记中写道：＂老太太言：＇识字明理，方可持家。＇＂于是，沈家特意请了私塾先生，每日清晨给陆氏讲解《女诫》《列女传》等典籍。到了16岁时，陆氏不仅能写一手好字，还能作诗填词。
江南一带的大家族普遍有这样的传统。苏州潘家的族谱上记载：＂幼媳入门，需读诗书三年，方可掌家。＂这种做法被称为＂淑女养成＂。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大户人家还设立了专门的＂女学＂。福建泉州施家的老宅里就有一间＂诗礼堂＂，专门用来教导年轻媳妇。据《泉州府志》记载，施家的儿媳们要在这里学习至少两年，内容包括诗词、书法、女红、音律等。
有一份清代的家训专门提到：＂幼媳入门如白纸，正好书写家风。＂山西大商人乔致庸就在家书中记载，他的小儿媳13岁进门时，连账本都认不全。但经过三年的学习，不仅通晓四书五经，还能独立处理商号的往来账目。
在南方，有些大户人家还专门设立＂女红院＂。杭州胡家的族谱中记载，家中的小媳妇们要在女红院里学习刺绣、织锦、泡茶等技艺。每年年底还要举行考核，表现优秀的要受到奖赏。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教育还延伸到了商业领域。扬州盐商许家就有一本《训媳录》，详细记载了如何教导年轻媳妇经营盐业。其中提到：＂幼媳入门先习算，后学账，再习商。＂
湖南长沙的刘家则设立了＂媳妇学堂＂。据《长沙府志》记载，刘家的媳妇们除了要学习传统的诗书礼仪，还要掌握家族的丝绸生意。一些表现出色的媳妇，后来甚至成了家族企业的重要管理者。
清代《闺秀词话》中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书香门第专门为13岁的媳妇设立＂读书考核＂制度。考核内容包括诗词创作、经典背诵等，优秀者可以获得＂才媛＂称号。南京袁家就曾有一位13岁的小媳妇，三年后就获得了这个荣誉。
四、鲜为人知的＂医学考量＂
康熙年间，一位名叫叶天士的御医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扬州盐商杨家的小媳妇，13岁进门时身体瘦弱。经过他开的养生方子调理，不到半年就长得体态丰腴。
原来，古代名医们早就发现，女子从13岁开始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期。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特别提到：＂女子十三，月信初至，正是调养的关键。＂
南京一份清代的医案显示，当地的吴姓大夫专门为13岁的新媳妇们开设＂调养馆＂。据《江宁府志》记载，这位吴大夫根据不同体质，分别开出养生方子，帮助小媳妇们养护身体。
有趣的是，古代的太医院还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乾隆年间的《医学心悟》中记载：＂女子十三入门，正当发育之时，须得婆母细心照料，调理得当，方能孕育优秀子嗣。＂
浙江绍兴有个流传数百年的习俗，当地人称为＂姑娘汤＂。据《绍兴府志》记载，这是一种专门为13岁新媳妇准备的滋补汤药，由当地名医根据四季变化调配，目的是帮助小媳妇们健康发育。
清代太医院的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特别的医案。一位宫廷太医发现：13岁的女子如果能得到及时的营养调理，不仅身体发育更好，将来生育也更顺利。这个发现后来被写入了《医宗金鉴》。
杭州钱塘江边的施家，世代都是医药世家。施家的族谱中专门记载了一个传统：凡是13岁进门的媳妇，都要在老太太的指导下，学习女子养生之道。其中包括饮食调理、药膳制作等知识。
更令人惊讶的是，古代的一些大户人家还专门设立＂调养室＂。江苏常州查家的老宅里就有这样一间房子，专门用来调理年轻媳妇的身体。据《常州府志》记载，查家还请了专门的医生定期来访，为小媳妇们把脉开方。
在北方，这种医学考量也很普遍。山西的晋商王家就在族谱中记载：＂幼媳入门，需由大夫诊脉，对症调养。＂家中还专门设立了＂药房＂，储备各种滋补药材。
有一份清代的医案专门记载：苏州一位潘姓医生在为13岁的新媳妇看诊时发现，这个年龄段的女子如果能得到正确的调养，不仅身体发育得好，连带着精神面貌也会更好。这个发现被当地人称为＂潘氏养媳法＂。
五、变革与思考：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道光年间，一位叫郑观应的商人在《盛世危言》中写道：＂婚俗之变，始于沿海。＂这句话道出了晚清社会婚姻观念的重大转变。
据《上海县志》记载，19世纪中期，上海开埠后，一些在租界做生意的商人家庭开始改变传统的早婚习俗。他们的女儿不再13岁就嫁人，而是等到16岁以后再议婚事。
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沿海通商口岸。福建泉州的林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林家的族谱显示，在1860年之前，家族女子大多13岁出嫁。但到了1870年后，出嫁年龄普遍推迟到了16岁以后。
同治年间，江南一些开明士绅开始在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议论早婚之弊。杭州张氏家族的家书中记载：＂今日之世，不可再行早婚之制。＂这种声音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变革之风渐渐从沿海吹向内地。湖南长沙的刘家在族谱中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家族会议决定改革婚俗，规定女子必须满16岁才能议亲。这在当时的湖南还是第一家。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商人家庭开始重视女子教育。上海《申报》的一则广告显示：1885年，有位茶商公开宣布，要将原本准备给女儿准备的嫁妆钱用来支持她继续读书。
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北方。天津卫的档案显示，1890年代，当地的一些商人家庭开始仿效外国人的做法，让女儿接受新式教育，而不是早早地嫁人。
清末民初，这种变革之风越刮越猛。南京的一份民国初年的调查显示，城市里的平均结婚年龄已经推迟到了18岁左右。一位叫沈寂云的学者在日记中写道：＂世风日变，早婚之俗，渐成明日黄花。＂
但在偏远农村，传统婚俗的改变则相对缓慢。山西临汾的一份民国档案显示，当地直到1920年代，仍有不少家庭保持着早婚的习俗。一位当地老人在回忆录中说：＂那时候，13岁娶亲的事儿，还常有人干。＂
1930年代，政府开始通过立法规范婚姻年龄。上海的《新闻报》报道：一位名叫李柏年的法官在审理一起婚姻纠纷时说：＂早婚之俗，当随时代之进步而改革。＂这句话，标志着中国传统早婚习俗正式走向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