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使得秦国摆脱了贫弱的困境，并且依靠着商鞅推行的制度，秦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为强大的国家。
然而，功劳如此之大的商鞅为何难以善终？
第一段 跨时代意义的改革公元前356年，得到秦孝公支持的商鞅，在秦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
变法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土地上的改革，又有军事上的革新。
数十年的变法下来，被中原诸侯所看不起的“西蛮”秦国，以全新的姿态站在了诸侯们面前。
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在战场上有着惊人的战斗力，各国的军队见了秦军没有不发怵的。
秦国的凶悍是因为军功爵制度的激励，只要士卒在战场上多杀敌，便能够得到爵位，从而享受到更好的待遇。
此外，商鞅对旧贵族的打压使得原本一潭死水的朝堂，开始充满着活力，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进入秦国求仕，这也为日后秦国的霸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而商鞅之所以能够在保守势力极其强大的秦国进行变法，靠的便是秦孝公的支持。
秦孝公的信任与放权，让商鞅可以直接动用国家的权力，强制老旧贵族接受变法。
不仅如此，在人治观念深重与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的秦国推行法治，若无孝公的鼎力支持，根本就无法实现。
秦孝公对于商鞅来说是千载难逢的伯乐，而商鞅则是秦孝公梦寐以求的千里马。
彼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状态。
但当秦孝公去世后，商鞅的命运便也开始急转直下，保守贵族开始进行了歇斯底里的反扑。
由于商鞅变法时期得罪的贵族太多了，就连继位的惠文王也曾在当太子的时候吃过商鞅的苦头，因此商鞅的死是注定的。
但杀死商鞅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下命令的惠文王，反而是秦孝公。
明明对商鞅极为信任与器重的秦孝公，为何会是商鞅惨死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段 血腥的变法之路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正式变法前，召集了文武大臣在朝堂上讨论变法一事。
结果不出所料，以甘龙、杜挚为首的保守派对变法极为抵触。
面对这样的情况，秦孝公便示意商鞅去对保守派进行辩论。
那些不思进取的保守派，自然辩不过有深厚学识的商鞅。
商鞅凭借着出色的口才，让大部分持观望态度的中立派支持改革。
秦孝公让商鞅与诸臣论战的目的，便是告知那些保守派，当下变法势在必行。
不过这样一来，保守派贵族的仇恨基本上也都聚集在了商鞅个人身上。
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秦孝公都不直接参与变法，冲在变法第一线的总是商鞅。
秦孝公之所以不直接参与其中，是因为他必须去平息国内的反对派的舆论，对那些利益受损的贵族进行安抚。
正是如此，随着商鞅变法的不断深入，他本人身上所积累的仇恨也越来越大。
在商鞅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秦国的太子公然犯法，太子所犯的罪行按商鞅所制定的法律应是死刑。
但由于是太子，自然不可能处死，于是按照法律，便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除以劓刑。
所谓劓刑便是割掉鼻子，是一种侮辱性极强的刑罚。
可想而知，身为贵族的公子虔受此屈辱怎会罢休。
公子虔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让商鞅日后的悲惨结局成为了必然，而秦孝公也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
如果秦孝公此时真的为商鞅着想，就应当借此机会让商鞅退居二线，而不是继续抛头露面，在变法第一线与勋贵们对峙。
秦孝公后来也意识到，商鞅身上的仇恨有一部分是替他扛的，如果自己哪一天不在了，商鞅是绝不可能活着离开秦国的。
秦孝公思来想去，最后竟做出了“禅让”国君之位给商鞅的决定。
商鞅自然是拒绝了，且不论这所谓“禅让”能否让那些保守贵族们承认，就这个事件来说，无疑是将商鞅最后一点生还的火苗给掐灭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于床榻之上。
国君去世本是全国哀痛的时刻，以甘龙为首的老旧勋贵，却将其视作“狂欢”的开始，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对商鞅复仇了。
上位不久的秦惠文王赢驷虽然对商鞅没有好感，但商鞅对秦国所做的贡献却也是看在眼里。
他本不想赶尽杀绝，但这时有人将先前秦孝公“禅让”商鞅一事作为由头攻击商鞅。
赢驷知道倘若不同意清算商鞅，难保这些贵族不会对自己的大位产生质疑。
得到国君的许可后，贵族们很快便展开了行动。
在他们的复仇大军之下，商鞅很快就败下阵来，死于乱军之中。
纵使商鞅已经死了，但贵族们依旧觉得不解恨，又将其尸体带回咸阳进行车裂。
杀红眼的贵族又要求惠文王将商鞅的家眷一同处死，惠文王再次点了头。
一代杰出的改革家最后的下场令人唏嘘，秦孝公时代所遗留下的隐患，使得商鞅没有生还的可能。
不过，商鞅虽然身死，可他所制定的法律与制度。却依旧为后世所使用。
他的改革不仅仅影响了秦国，也影响了后世历代中央集权王朝。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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