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曾经这样形容情报工作：“情报工作就像子弹的弹壳，没有弹壳，子弹是无法出膛消灭敌人的。”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作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潘汉年的经历相比余则成，更为惊心动魄。
可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后来却被毛主席评价：“此人不知轻重，耽误了大事。”潘汉年到底干了什么？
展开叙述前，我们有必要对潘汉年的经历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一、潘汉年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前，他就以散文和政论著称文坛。
“书卷气”加上“贵公子”，是他身上的两处显要特征。
1929年，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就曾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举行座谈会，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当时身在漩涡之中的鲁迅和茅盾。
两年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顾顺章叛变。因为他掌握了大量组织的核心机密，所以他的变节对中共中央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钱壮飞
幸运的是，“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第一时间获悉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中共中央才躲过了被一网打尽的噩运。
为了以防万一，中央特科必须全面改组。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即康生)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分别调任中央特科第一、二、三把手，潘汉年兼任情报科长。
彼时的潘汉年只有25岁，一身西装革履的打扮，风度翩翩。众人看他风流倜傥的形象，干脆将他的代号命名为“小开”。
所谓“小开”，就是现在的“富二代”。就这样，潘汉年这个“伪装者”就这样在上海扎下根来，每日穿梭于三教九流之间，但为了身份保密，他又不得不切断与熟人的联系。
1933年10月，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到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后担任中共驻第十九军代表。
一年后，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
二、1935年2月7日，陈云和潘汉年接到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3天后，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来到上海。
8月初，陈云和潘汉年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先后搭乘苏联货船抵达海参崴，再转乘火车来到莫斯科。
那年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即林育英）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
因为不知中央红军现在在何处，出于安全考虑，陈云建议张浩走陆路，潘汉年走水路返回国内。
张浩深知兹事体大，没有丝毫耽搁，他化装成蒙古商人，从莫斯科经外蒙古，穿越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西沿的鄂托克旗，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7日，张浩到达陕北定边。他摸查完情况后，得知中央红军已在陕北，大喜过望。
两天后，周恩来专门派人将张浩接到瓦窑堡，后者将此次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等内容，细说了一遍。
众人问及潘汉年，才知他并没有到。
此时的潘汉年并未立即离开莫斯科，而是在共产国际的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
经过反复练习，这套密码已经烂熟于心，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一时间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将国际的指示和密码交给中央。
可是，就在潘汉年回国前夕，王明却让他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去和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
此时的蒋介石心怀叵测，对比手头的两件事，潘汉年显然应该先返回延安，将密电码告知中央。因为当时形势复杂，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消息，这对陕北中央根据地来说是很不利的。
因为潘汉年错误的判断，等到他返回延安，整整比张浩晚了九个月。潘汉年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未接见他，而是让他住到中央党校宿舍，拨出一个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
潘汉年如此办事，毛泽东后来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让毛泽东和周恩来未曾想到的是，潘汉年后来竟然再次犯错，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三、1939年秋，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领导。
因为当时上海情报工作复杂，潘汉年面对的挑战很大。笔者需要提前铺垫的是，胡均鹤和李士群两人虽然都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纷纷叛变。
变节后，李士群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
1941年12月，潘汉年亲自出面与李士群碰头，胡均鹤则是中间人。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再次碰面。为表诚意，李士群除了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外，还让胡均鹤拿了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给潘汉年，让其随意支取。
潘汉年再三婉拒，李士群执意要送，潘汉年只得接受，但他未曾动用过这笔钱。
一年后，敌人针对新四军根据地部署了残酷的“大扫荡”计划，时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命令潘汉年，要通过李士群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具体部署。
因为见李士群需要胡均鹤作为中间人，而胡均鹤当时不在上海，潘汉年只得和胡均鹤辗转来到南京，去找李士群。
谁料两人到了李家才得知，李士群去看望汪精卫了。就这样，那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准备第二天再见面。
次日清晨，李士群由胡均鹤陪同，来到潘汉年下榻的旅馆会见了潘汉年。谁料众人谈话期间，李士群却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
面对这种情况，潘汉年显然来不及和上级请示，看着李士群一脸“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态度，综合考虑之下，潘汉年不得不随同李士群、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见汪精卫。
此次会见的时间不长，汪精卫对潘汉年说：“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则回答道：“共产党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告给延安。”
会见结束后，或许是为了“弥补”潘汉年，胡均鹤又帮助他从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口中套到不少有分量的军事情报。
遗憾的是，或许是担心组织批评，潘汉年回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复命时并未提及他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
后来中共七大，毛主席不计前嫌，亲切接见了潘汉年，并单独向他了解敌后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这一次，潘汉年再次隐瞒了此事。
纸终究包不住火，国民党当局后来在报纸上专门披露了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时任中共社会部领导的康生亲自向潘汉年核实此事，再一次遭到了潘汉年的否认。
出于对战友的信任，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 “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显然，潘汉年辜负了大家对他的信任。
四、该来的总会来。
1955年3月，中共全国党代会上，毛泽东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现在把问题讲清楚，党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的一番话让潘汉年深感不安。因为正如上文所说，1943年在南京，汪伪特务李士群、胡均鹤曾挟持潘汉年去见汪精卫。
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他的抉择是个致命的失误。
潘汉年：前排左一
更让潘汉年不安的是，之后虽然他有机会向组织承认错误，但因为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这一拖就是12年。
左思右想之下，潘汉年决定坦白。
1955年3月31日，潘汉年将当年会见汪精卫的前因后果以及经过写了出来，并于4月1日交给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
陈毅看罢材料，大吃了一惊。他知道此事的严重性，对潘汉年说：“你的问题，我一定向中央汇报。”
毛泽东看过潘汉年的坦白材料后大为震怒，他大笔一挥，作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随后，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向潘汉年宣布了中央对他实行逮捕审查的决定。
此事发生后，和潘汉年接触最多的周恩来对此案非常重视，并责成罗青长等人搜集资料。
“周总理对潘汉年案的审判很关心，并且做了具体指示，比如旁听人数要多少、什么人可以旁听，除此之外还特别指示开庭审判要录音（笔者按：除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使用现场录音外，当时在全国法院的审判中尚没有这个先例）”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潘汉年一事还是十分严谨的。
罗青长后来回忆说：“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众人核实完材料后，李克农综合上述材料，整理出了一份审查报告。这份报告中，李克农列举了7个疑点和5条有力的反证材料，建议中央慎重考虑。
5条反证材料如下：
1、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2、潘汉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跟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
3、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一是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二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三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
4、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5、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所了解的。
让人遗憾的是，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并且报告当时也不可能附在案卷中。
但是，无论是入狱还是之后的岁月，潘汉年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
五、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79年，那一年，陈云被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前，他没有交代别的事情，只说“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潘汉年的问题”。
他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嘱托“此案需要重新审查”。
曾经亲历此事的罗青长回忆说：“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都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这次会见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以后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会见后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当然，由于许多原因，他长期没有能向中央讲清楚，有过错。”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毫无疑问，潘汉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围绕在他身边的评价褒贬不一，我们不能否认他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的突出贡献，但是也不能忽视他的问题，其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参考资料：
《潘汉年：情报胜过百万兵 操纵五面间谍》 央广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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