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还是悲剧？一场意外的兵变，造就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在历经1923年的内外交困之后，在1929年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将魏玛带向了灭亡。魏玛共和国的说法是史学界的说法，特指从1918年的基尔港发生的水兵起义到1933年纳粹上台的这段时间。使用魏玛这一名词源于魏玛共和国的宪法《魏玛宪法》，而该宪法是在魏玛这座小城撰写的。故而《魏玛宪法》源于魏玛。关于魏玛共和国也有一种说法指的是魏玛宪法的公布到纳粹的上台。

魏玛的灵魂——艾伯特总统魏玛建立的背景与早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渐走向尾声，如他的名字一样，世界的大战，这场数个大洲参与的大战旷日持久，对战双方也日渐疲乏，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契机。1918.11.4基尔港的水兵率先发难。皆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水兵的死亡率接近百分之伍拾。对于生命的渴望，压倒了他们对帝国的忠诚。在起义最初的时候，水兵们的基本诉求只是停止战争，但是随后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诉求。他们提出德皇的下台。1918.11.9威廉二世下台，德意志帝国宣告终结。随后的11.11德国签署停战协议，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场水兵起义逐渐的席卷全国。德国各地相继发生起义。对于国家未来的政体何去何从，大致上分为两方意见。共产主义和议会共和制。最终，民主议会制获胜。随后，临时政府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代表艾伯特组织编写宪法。最终于1919.8.11颁布《魏玛宪法》，向世人宣告魏玛共和国的成立。

背刺一刀传言在此前的1919.6.28临时政府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关于和约的赔款几乎贯穿了魏玛共和国短暂的一生，在和约签订以后，背后一刀的流言就在即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境内肆意流窜。背后一刀的流言指的是德国军队被国内的投降分子背刺。背后一刀的流言也成为了后来纳粹政府打击原来的魏玛政府的手段之一，他们认为是魏玛政府的背刺才导致了一战德国的失败，即使当时魏玛政府甚至还没成立。（严格意义上魏玛德国到1945年德国投降才宣告终结，《魏玛宪法》并没有因为纳粹的上台而被推翻。故而魏玛共和国是特指1918-1933这段历史时期）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生的魏玛政权将要为德意志帝国的失败负有责任。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既是一个严苛的又是一个宽容的条约。他的严苛在于，对于战败国的德国，法国力图将德国进行肢解与毁灭。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使战后的德国背上了沉重的战争赔款的包袱，严重的限制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从直接后果而言，和约让德国损失惨重。德国因此失去了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包含了15%的耕地面积）和730万人口。和约还规定，将由一个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5月21日前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在此之前，德国应先以黄金、商品、船舶、有价证券等支付200亿金马克。更重要的是，战争罪责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沉重的道义责任，并成为无止境赔款义务的逻辑起点。沉重的战败责任的包袱无疑是魏玛德国早期动荡的直接原因。但是他的宽容在于，作为战败方的德国，与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相比，他没有直接处理战犯，军国主义得以在德国保留，二战后的德国是四国共治，对军国主义进行手术外科般的处理，像是一位优秀的医生将原本在德国身上的肿瘤给彻底的切割了出来，此后的共和国政府对于军事集团也采取妥协政策，企图通过妥协换取对方的合作，而事实上也确实做到了。所以，凡尔赛和约是一个具有羞辱性质的、严苛且不人道的、军国主义清理不彻底的条约。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助长了德国内部民族主义的仇恨，纳粹的上台巧妙的运用了民众的情绪，加深了他们对于法国的仇恨。魏玛共和国只是停战的20年。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得绝望的情绪弥漫全国。极右翼分子企图发动叛乱推翻新生的魏玛政权。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魏玛政府需要裁撤军队，1919年年底新内阁决定在1920年3月15日前解散“志愿军团”。志愿军团是极右翼分子的重要军事组织。他们多次的拒绝执行魏玛政府的命令，这使得他们成为裁军的首要目标。如前文所言，新政府与军队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新政府需要军队维护新政府的生存。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艾伯特与格勒纳达成口头协议：国防军效忠新政权，新政权支持军队的秩序和纪律。艾伯特-格勒纳协议保卫着新生的魏玛。裁军的决定并不是每一个高级军官都认可，显然柏林军区吕特维兹司令官就不认可裁军的决定。他四处联络极右翼势力，制定暴动方案。1920.3.11，他当面向艾伯特和诺斯克提出“立即选举国会、全民选举总统、由专业人士担任内阁部长、将陆军总司令莱因哈特将军撤职”等要求。与此同时，在极右翼政治家卡普领导下的东普鲁士也出现骚动迹象，反民主的鼓动宣传不断强化。3月12日吕特维兹发动叛乱，多数将领拒绝保卫新政府。新政府迁往斯图加特。叛军占领柏林，宣布解散原有的内阁，废除魏玛宪法，组建以卡普为总理的新政府，这就是“卡普-吕特维兹暴动”。但是，反对党、右翼、共产党对于新政府持不信任态度。在魏玛政府迁往斯图加特的途中，魏玛政府呼吁工会联合罢工。罢工风潮自柏林开始席卷全国，柏林陷入瘫痪。除了广大的工人阶级支持魏玛政权以外，协约国也拒绝认同新政府。3月17日，卡普将权力移交给吕特维兹。为期五天的军事政变宣告结束。随后吕特维兹逃亡匈牙利，1922死于癌症。毫无疑问，此次内乱的最大功臣是广大的工人阶级，他们摒弃各自的意识形态，团结在了一起，保卫新生的共和国。但是，工会趁此“要挟”魏玛政府。除了少部分的工人取消罢工之外，大部分的工人仍旧继续罢工。主要提出了三大诉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和清除右翼（或偏向右翼）的政治家。其核心是成立一个“工人政府”。政府与工会达成协议，接受了他们的部分诉求，同时，其它诉求将在魏玛宪法的框架内进行。但是，3月23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和共产党要求成立一个纯粹的工人政府。此前的卡普-吕特维兹内乱的时候，左翼就已经在鲁尔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们的本意是抵抗卡普为首的叛军，但是卡普内乱结束后，军队没有解散。3月23日前一日的3月22日，左翼派别就已经占领了鲁尔区。4月2日，国防军与安全警察部队以及尚未解散的志愿军团联手实行武力镇压。到4月5日，这场内战造成了上千人的死亡。国防军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在英法的强烈干预之下，5月17日魏玛政府结束了这场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后，多名左翼相关的革命党人被处决。鲍尔内阁因此前的卡普内乱、凡尔赛和约的签订等多因素的加持下，被迫下台。6月大选是魏玛共和国早期政治史的转折点。自此之后，“魏玛联盟”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在1924年之前，共和国还将迎来5位总理6届内阁。这表明国内的政治格局动荡不安。6月大选后，围绕凡尔赛和约赔款的问题，始终困扰着魏玛政府。新生的魏玛政权在内忧外患的环境当中匍匐前进。

凡尔赛和约对魏玛的影响：对于战争的双方而言，“战败国赔款”本是无可争议的准则是祖宗之法。随着战争结束，各国的态度多有变化：德国转而不希望承担赔偿责任；英法因面临的经济困境而期待从德方获得更多赔偿。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在战债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进一步缩小了英、法两国的回旋余地。协约国希望美国减免战债，以便它们降低对德国赔偿的期待，从而实现欧洲的经济复兴。但是，美国一方面受制于偿还战争公债的压力，认为延缓甚至减免战债是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希望用战债来压制欧洲的军事发展和社会消费，从而稳定国际汇率，因而坚决反对把战债与德国赔偿联系起来。英法美三大巨头决定组建一个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5月之前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赔偿方案。就三巨头而言，《凡尔赛和约》的焦点在于战后的经济恢复。修约政策始终是魏玛政府在签订《凡尔赛和约》后的外交政策，《凡尔赛和约》的焦点对于魏玛政府而言不仅仅是赔款的问题，还有来自民族自尊心的考验。关于修约问题，魏玛政府始终围绕如何减少赔款以及与战争罪责脱钩进行。但是，魏玛政府对于《凡尔赛和约》后的赔款修订，魏玛政府始终难以着手，作为战胜国的美国既不参加赔款委员会又不减少英法等各国的战债，赔款委员会则有法国主导，英法等国只能尽量在德国身上攫取更多的赔款用以偿还美国的战债以及恢复自身的经济。从1920年布洛涅会议开始（德国需分42年偿付2690亿金马克为1913年德国国民收入的5倍）到塞杜临时方案（德国在未来5年间每年支付30亿金马克，在此期间协约国再商定赔偿总数）到1921年1月24—29日召开的巴黎协约国最高会议拟定的杜梅方案（德国的赔偿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分42年偿还；最初两年，德国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并上缴出口税收的12%）在4月27日赔偿委员会又提出了新的伦敦赔偿方案（德国的赔偿总额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分42年还清；德国为支付赔偿，将发行A（120亿金马克）、B（380亿金马克）和C（820亿金马克）三种债券，其中C类债券可以留待德国有能力支付时再行偿还，其余的赔偿额除1921年5月31日以前先行交付的10亿金马克外，按每年20亿金马克固定赔偿额进行偿还）就赔款问题，魏玛政府和赔偿委员进行了反复的拉扯。内阁不得不下台。“履约”的外交政策开始抬头。维尔特组建内阁，第一届维尔特内阁期间（1921年5月10日—10月22日），“履约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同意由德国民间团体负责向法国战争受害者提供赔偿，并直接同后者联系。其次德国如约在1921年8月31日前支付了10亿金马克。但是，“履约政策”遇到了阻碍，“履约政策”让德国经济难以为继。货币的贬值速度远远快于税收的增长速度，协约国也不愿意向德国提供长期贷款。“履约政策”得不到德国民众的认可。国联不顾公投结果，将西里西亚的大量的工业区从德国割走，再度引发德国民众的不满，10月22日，第一届维尔特内阁下台。10月25日在艾伯特总统挽留之下，维尔特组建第二届维尔特内阁。就赔款问题，维尔特向赔款委员会提出延期两年支付1922年1月15日和2月15日到期的赔款，并继续要求拥有整个上西里西亚。赔款委员会派遣专人到柏林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认为魏玛政府确实无法如期缴纳赔款后。于1922年1月6日在戛纳召开协约国最高理事会重新拟定赔款方案。1月13日，赔款委员会批准德国政府延期支付即将到期的两笔赔款。但是，风云突变，法国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曾担任赔偿委员会主席的普恩加莱成为法国的新总理。赔偿委员会转变了对德同情的立场，转而要求德国政府提出，在延期支付赔款的同时必须每隔10天付清3100万金马克，并且立即制定一项包括改革预算、控制纸币流通以及1922年偿付赔款的计划。维尔特内阁按照要求递交新税纲领后，赔款委员会仍然表示不满，要求德国必须再筹措10亿金马克（此时相当于600亿纸马克）来表明诚意，同时监督德国的财政。这使维尔特内阁难以忍受。在独木难支的情况之下，维尔特内阁选择寻求外界帮助。他们打算寻求沙俄的帮助。此前的德国与沙俄就曾组建过三皇同盟，在历史上有合作的基础。寻求沙俄的帮助，和沙俄里应外合夹击重新复国的波兰，从而使得沙俄能够成为魏玛政府的后盾，重新发动战争，其次，与沙俄合作能够有效的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从而提高德国与赔偿委员会的谈判筹码。同时，有助于改善德国原本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开拓海外市场。作为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出口贸易的发展将有助于改善德国的财政赤字。1921年4月16日，德苏签订《拉巴洛条约》。该条约的内容包括双方相互放弃赔偿要求，并在商业事宜和国民待遇方面给予对方以最惠国待遇。关于《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在德国国内大抵上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和苏俄签约将影响德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部分人认为和苏俄合作有赤化的风险。而另一种态度则是认为德国的威望在提升，外交地位得到了提高。国内的民众在维尔特回国后，得到了民众们的热烈欢迎，德国媒体也不吝赞美之词。但是反应最为激烈的来自法国，他们认为与苏联签署该协议是违反了《凡尔赛和约》。法国对外表示德国的行为激怒了他们，他们表示必要时候，法国将单方面对德国采取制裁措施。1922年6月，在法国的干预之下，赔偿委员会拒绝减少赔偿总额，同时反对美国为德国提供贷款。这使得德国的国际信用遭到打击。外交的失利影响到国内政局的稳定。街上出现了大规模的罢工起义，虽然后来很快被平息了。但是，德国经济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自6月24日开始到10月底，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兑换，从原来的350马克以下一路贬值到4500马克。可以看出，国际对德国的经济恢复失去了信心。德国不得不再次申请延迟赔款的支付。赔偿委员会拒绝了德国方面的请求。11月22日维尔特下台，第二届维尔特内阁宣告结束。

1923年危机1923年可以说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危机重重的一年。赔款问题仍旧悬而未决，鲁尔危机引发的诸多问题使魏玛政府焦头烂额。恶性的通货膨胀不断冲击着摇摇欲坠的魏玛共和国。1922年11月22日古诺组建内阁，古诺内阁的任务对内必须稳定货币，对外继续解决赔款问题。对于赔款问题，德国方面再次申请延迟赔款支付。但是，仍旧遭到拒绝。美国也没有提供帮助。古诺内阁陷入了僵局。1923年1月11日法国联合比利时合计6万（后增至10万）占领鲁尔区，用以偿还德国无法支付赔款的问题。上百名名鲁尔区内的民众丧生。在占领当日，占领当日，德国总统和政府联合发布《告德国人民书》，宣布“消极抵抗”。具体内容包括：（1）召回驻法、比两国的大使；（2）停止偿付赔款和实物；（3）指令鲁尔区民众不得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不得为占领者服役并提供物资供应，指令被法国占用的矿井、工厂和铁路停工停产，凡遭占领军解雇和驱逐者及停产损失，都将得到政府的经济补助。无法解决的赔款问题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昙花一现的共和：魏玛共和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行动连同“消极抵抗”本身对于德国政府的负面影响愈加明显起来。一方面，联军行动严重影响到占领区民众的正常生活。时间越长，市民们对抵抗政策的未来越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抵抗政策在实践中更加剧了社会负担。据统计，在前6个月，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货币的印刷。货币贬值的趋势因此加速。在1月，美元与马克之比为1∶7525，到5月已降到1∶31700。7月底，1：100万，纸币流通量蹿升到44万亿马克，德国经济已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混乱状态。绝望情绪开始蔓延，不少地区出现各种形式的暴动，左右两翼的极端势力都迎来了大量支持者。8月12日古诺内阁下台。

百万马克自1923年8月以后，马克的价值一路下跌，而且速度倍增。8月1日，1美元兑换110万马克。到9月1日上升为972万，10月1日达到2.4亿！恶性通货膨胀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一次重新洗牌。大工业家以不动产为抵押，申请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大获其利。相比之下，工人的失业率大为提高，实际工资明显下降。但受损最严重的却是中间阶层，如房主、职员、小储户等。他们以货币作为主要财产但又不能及时将之兑换为不动产，因而财产缩水极为严重，并导致社会地位下降。令政府更为担忧的是，货币贬值还带来一连串道德问题乃至政治危机。据统计，该时期，德国成年人和年轻人的犯罪率都创下了1882—1952年70年间的最高纪录。在此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演变为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共和国成为不少人诅咒的对象。1923年8月13日施特雷泽曼组建内阁。9月26日，他正式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政策。10月15日，美国正式同意参加赔偿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这标志着法国主导战后赔款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关于赔款问题迎来了转机。鲁尔危机带来的问题仍在继续，马克仍旧在加速贬值。1923年10月15日，施特雷泽曼内阁颁布《货币法》。宣布成立德国地产抵押银行，发行地产抵押马克。全国土地、商业、工业和银行总额被确定为32亿地产抵押马克。地产抵押银行则发行24亿地产抵押马克，其中一半提供给政府，另一半由银行贷款给企业。根据规定，地产抵押马克只是临时性货币，11月15日开始发行。由于地产抵押马克的总值已经确定，而且它依据的是土地这一不动产，因而很容易获得民众信任。与此同时，杰出的经济学家沙赫特于11月12日被任命为货币专员，并最终在12月22日接任国家银行总裁。在沙赫特的努力下，在地产抵押马克正式流通后的第6天，马克价值达到了这次恶性通货膨胀的最高点1∶4.2万亿，随后开始稳定下来，大致形成了10亿纸马克相当于1个地产抵押马克的比值。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控制。马克是什么让魏玛共和国度过了危机重重的1923年，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原因：从外部来看，鲁尔危机的根源在于悬而未决的赔款问题，而赔款问题又牵涉到英、美、法之间的联系、法国对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以及英国希望欧洲局势的平衡。三巨头的势力均衡，从一开始就缩小了法国的操作空间，当魏玛政府宣布结束“消极抵抗”，法比联军就失去了道义上的占领加上引发鲁尔危机的赔款问题，也从主导者法国转向美国。从内部来看，杰出的领导人为魏玛共和国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艾伯特总统毫无疑问是魏玛共和国的灵魂人物，他对于《魏玛宪法》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坚信不疑的。在1923年，他根据宪法第48条的规定，曾发布了42次紧急条令，创下了魏玛历史之最。其中，既包括应对货币贬值的紧急措施，也包括把军事处置全权授予国防部长这样的法令，但其目的是“尽快恢复议会制的运行能力”，而不是为了取而代之。内阁总理施特雷泽曼是魏玛共和国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如果没有他当机立断地结束“消极抵抗”政策，鲁尔占领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恐怕对魏玛共和国将造成更加负面的影响；果断地通过货币改革方案，使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艾伯特和施特雷泽曼对魏玛民主的忠诚使得魏玛共和国能够度过困难重重、内忧外患的早期。从而迎来魏玛共和国的黄金二十年代。

鲁尔区魏玛的黄金二十年代与《道威斯计划》：1924年底1925年初，共和国正陷入巴尔马特案的纷争之中。巴尔马特，在鲁尔危机时期，巴尔马特利用关系，向普鲁士国家银行和德国邮政系统贷款融资。到1924年底，巴尔马特公司负债高达3900万马克。在事件调查过程中，不少政府官员因涉嫌受贿等肮脏交易而身败名裂。但比事件本身影响更深远的是，反对派利用该事件掀起了一股针对社民党和艾伯特总统、攻击共和国“体制”的浊流。事件调查委员会借机对艾伯特总统进行攻击。反对艾伯特的煽动在1924年底达到高潮。一位报社记者公然指责艾伯特参加1918年1月柏林罢工而犯有叛国罪。在5个月内，总统不得不因污辱诽谤而提出上百次诉讼。无休无止的诉讼对艾伯特来说是一种精神折磨。在慕尼黑地方法院，法庭要求总统亲自出庭接受审讯和律师诘问，总统不得不撤回起诉。12月23日，法庭表示艾伯特由于参加罢工而犯有叛国罪。法庭的判决使艾伯特深受打击。1925年2月28日，艾伯特因病去世，年仅54岁，魏玛民主最坚定的捍卫者，骤然离世，使魏玛共和国蒙上了一层阴影。

兴登堡1925年4月26日陆军元帅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的新一任总统，也是《魏玛宪法》实施以来的唯一一任总统，事实上，兴登堡颇受右翼政党、军官及易北河以东大地主的支持，他甚至在中间派政党和左派政党中也颇有威信。不管1923年如何，终究需要迎接1924年，不管鲁尔危机的解决如何，始终要面对凡尔赛和约的赔款问题做出解决方案。1923年年底上任伊始的施特雷泽曼就着手解决赔款问题。在无条件结束消极抵抗之后，物价开始稳定随后回落。与此同时，施特雷泽曼积极寻求美国的加入赔款委员会。在两方的积极沟通之后。美方决定加入赔款委员会。毫无疑问，美国的加入有效的扼制了英法对德的苛刻。同时，美国的加入，使德国的赔偿方案更为的合理。随后，美国主导的赔偿委员会发布了《道威斯计划》，以下是道威斯计划的四点具体内容。第一，改革德国货币。设立具有唯一发行纸币权的新银行，逐步回收丧失信用的货币；新银行办理国家岁计出纳、对政府进行短期贷款、担负赔偿款项的结算业务，后一项业务得受协约国监督。第二，平衡国家预算。计划提出四项原则。（1）赔偿优先原则；（2）税收对等原则，强调德国公民税率应与协约国的公民对等；（3）德国国内最低限度支出优先原则，税收将优先转入财政部而非赔偿账户；（4）德国赔偿单一原则，即每年赔偿一定数额，包括德国给予协约国及参战国因战争产生的所有补偿。第三，赔偿的支付方式，支付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从德国的国内收集赔款以及以其他协约国可接受的方式交给协约国。第四，筹集贷款 。为稳定国内经济，刺激国内的经济发展，以及赔款，向不同的国家申请贷款。其中，美国占大多数。这其实也为后来的大萧条中，德国是除美国外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埋下祸根。当然，贷款的筹集也相应的让德国度过了比较愉快的黄金二十年代。但是，这不过是黑夜前最后的余晖。道威斯计划只是解决了赔偿头五年的问题，但是，关于赔偿的总额仍旧是悬而未决。内有艾伯特，外有施特雷泽曼，在其上任之初，就力求恢复国家的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同时也要为凡尔赛条约带来的困境继续寻求出路，在解决了赔款问题之后，国家的安全，主权，领土完整的相关问题就需要刻不容缓的解决了。1925年，英法德比意波捷七国代表在洛迦诺举行会晤，通过协商，最终签订了洛迦诺公约。洛迦诺公约本质上来说是签约国之间寻求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英国而言，他成为了德法之间的调停国，作为法国，他得到了他所认为的安全区域。但是作为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还是德国。公约不仅避免了英法之间的联盟，重新像凡尔赛合约签署时的对德遏制。同时，也使得莱茵区的协约国撤离，这有效的保证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波兰，捷克的相关协定也让德国能够与东部进行有效的沟通。从道威斯计划到洛迦诺公约，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在他巧妙的斡旋之下，使德国在战后避免了来自德法更为严厉的制裁，同时也为德国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熬过了1923年，1924年的德国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此前的货币严重贬值以致于出现罕见的1:4.2万亿的匪夷所思的汇率。随着货币的稳定原来的货币开始汇率开始回落。马克能够购买更多的东西，这有效的促进了国内的消费增长，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的马克还会不会像今天一样能够购买商品，某种意义上对于下层民众而言，报复性的消费是宣泄1923年的压抑。马克币值的稳定、国家的有效调控，使得国际上对于德国经济的恢复又有了信心，实现货币稳定，推行货币改革，是新政府的重大成就。随着道威斯计划的发布，国内马克币值趋于稳定，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使得德国的投资回报率不断的攀升，吸引着外资的不断进入德国资本市场，德国工业的投资超过一半来自于国外的投资。在外资进场的同时，德国国内的企业制造商们也远渡重洋，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在科学技术相关方面，从冶金，军工，化学等诸多方面，在“标准化”的加持之下，不断的稳步发展，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的提高，工业化的浪潮席卷德国。原材料需求的提高，机械设备的采购，内外各种有利因素的加持之下，推动国内消费的持续增长，内部消费的增长的同时，拉动着国内出口的发展，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德国经济迎来了黄金二十年代。相对和平的内部环境，良性的国内经济，带动着德国各个方面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明显提高，就业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人口朝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国民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等等都预示着黄金二十年代的到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巴比伦柏林这部剧集，该剧集展现了黄金二十年代柏林的纸醉金迷。

1929年经济大萧条引发的危机与《杨格计划》：1929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不仅严重的挫伤了美国的经济，作为美国最大的贷款国，德国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属于魏玛的时代也逐渐地拉下了帷幕。不管是即将卸任地美国总统柯立芝，亦或是接替他的胡佛对于美国的未来都抱有着积极的乐观态度，但是，毫无疑问以及总所周知的，1929年出现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这严重的冲击了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则是首当其冲，胡佛的乐观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一战后，远离战争本土的美国，没有因为战争的泥潭陷入困境，反而，因为战争从资本输入国变成了资本的输出国。美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出现了历史上的柯立芝繁荣。1929年春，美国的股票节节攀升，两任总统的乐观发言，毫无疑问不断的刺激着股票的持续增长，投机狂潮席卷美国，美国民众纷纷将积蓄投入到股票之中，对财富追逐腐蚀着美国民众的大脑。1929年的10月21日，股市开始暴跌，史称“黑色星期四”，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在美国率先开始，一周后的10月28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达13%，以中国的上证指数为例2022年的11月月初的3000点左右到今年的八月初也就3300点左右涨幅在十个点左右。但是，美国一天就跌了接近十三个点。1929-1932年期间，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美国，其后，就是非常依赖美国贷款的德国了。德国的生产力直接就下降了4成。在工业领域，煤产量、生铁、钢铁等原材料产量持续的下降。大多数的工业相关领域的各类产量下降超过60%。其他行业包括农业和银行业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国内黄金储备减少了4/5。经济的萧条，影响是多方面的，生产的滞销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裁员，消费的锐减使产品与企业出现恶性循环。失业率不断的推升。各地劳动局的登记失业人口超+过600余万。不同的阶级失业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所有职业的失业者当中，工人的失业率是最高的，工人失业率的攀升以及大萧条的影响，物价的暴跌，使得在职的工人们愿意在薪酬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这一次堪称灾难性的经济大危机导致了大量的工人走向左右两翼的极端政党，他们对目前的国家状况相当的失望。虽然，相对而言，其他的中产阶级在失业率方面没有工人的高，但是，他们仍旧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对于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德国政府推行紧缩的政策。但是，由于没有及时正确的评估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弄巧成拙，财政赤字非但没有解决，而且财政问题更为的加剧。紧缩的财政政策，虽说有助于对道威斯计划进行有效的谈判，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抛弃了工人阶级。对比，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积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同，紧缩的财政政策，并不能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作为解决1923年危机的功臣央行行长沙赫特对内阁的财政政策表示不满，这也使其逐渐的右倾。为最后解决凡尔赛和约的赔偿问题，德国方面与其他各国协商，施特雷泽曼知道，对于赔款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还是美国的态度，美国的态度决定着接下来谈判的走向，对于施特雷泽曼来说，减少赔偿和结束协约国对莱茵区的占领是十分重要的。关于道威斯计划悬而未决的最终赔偿金额。在1929年的6月7日。经过各方的讨论，最终一致的通过了《杨格计划》。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德国对协约国的赔偿总额，以及赔偿的方式，最后就是取消对德国的财政监督。最终的赔偿总额为1139亿马克（约268亿美元）关于在莱茵区的撤离，英国率先表示在1929年的8月底撤离，迫于压力法国也表示将会在1930年6月底撤离。《杨格计划》是对原来的《道威斯计划》进行的一次修订。对于德国而言是十分有利的。他不仅确定了最终的赔偿金额，而且减少了每年的赔偿金额。但是《杨格计划》即使看起来像是一场外交上的胜利，但是，对于国内的反对分子来说，这并不成功。在杨格计划仍在讨论的过程中，德国国内就有反对的声音，其中尤以右翼政党的反对声音最为的强烈。1929年12月12日内阁与沙赫特展开激烈的辩论，虽然，最终政府在国会当中仍旧得到了多数派的信任，但是，这无疑给了右翼政党们加强了信心。来自西方的危机，大萧条持续的对德国进行冲击。按照《失业保险法》失业人群是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的，但是，大量的失业人口，使德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别忘了，还有《杨格计划》中所要付的赔款。内阁不得不寻求解决方案，通过各方的讨论，最终决定将投保金在工资中的比例提高，但是这无疑增加了工人们的负担，同时，中产阶级对于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失去了信心。1930年3月27日最后一届大联盟宣告结束。魏玛德国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魏玛共和国的落幕与纳粹的上台：从1930年3月末到魏玛德国的终结。内阁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总统内阁。总统内阁是《魏玛宪法》所特有的政治产物。比较关键的是宪法的第48条规定。在国家处于紧急的情况下，总统被赋予了非紧急时期所没有的特殊权力，其中就包括能够用武力解决国内的问题。总统内阁也是在遇到紧急情况下的特别措施，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国家恢复稳定。首任总统内阁上任伊始，就一直在寻求着解决经济大危机的方法。新的内阁延续着前任内阁紧缩的财政政策。政策不外乎就是提高税收以及降低政府的开支。严格紧缩的财政政策始终无法在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总统内阁所特有的紧急条令，即使发布了多次，但是，对于国内的经济仍旧于事无补。首任总统内阁的农业政策也没能扭转颓势，他的政策内容主要是通过保护以及改变。从保护的角度而言，通过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增加农产品的消费税，减少地主的债务等，从改变的角度而言是一项关于“农业计划经济”的措施。该措施的内容是将没有经济价值的田产重新再分配给农民。用以解决农业过剩和失业问题。虽说对农业危机缓和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在农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重，这是左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对民主的背道而驰。首任总统内阁失去总统信任，被迫辞职。伴随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断的恶化与蔓延。1931年的银行危机，英镑贬值。紧缩政策所带来的危机进一步加剧。鉴于德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协约国宣布取消德国的赔款！随后的两任总统内阁的措施也乏善可陈。在经济上没能扭转颓势，反而在政治上选择推翻魏玛的民主体制。首先“打击普鲁士”这一行为属于严重的国家政变行为，因为其直接改变了宪法规定的中央/地方二元制的原则，同时，在政治诉求上还推出了“新国家”的政变方案。这不过是一场荒谬的闹剧。“国家社会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右翼的变种，是左翼极权主义的对应物。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通过现代技术专家治理的国家对人类个人和公共行为的完全控制。极权主义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观念上的类型，而不是一个历史的现实。事实上，德国远没有做到极权主义，但这并没有使对这个词的使用及我们的主要观点——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对公民生活的完全控制——失去有效性。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解释现代世界中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但是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比其他许多概念更好地捕捉到了一些20世纪运动地本质”纳粹最初是由一个叫德雷克斯勒在慕尼黑建立的一个政党，原名叫德国工人党。在建立初期的纳粹，就与多个极端种族主义团体勾结在了一起。一战后的各个政党像雨后的春笋般破土而出，纳粹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但是，最初的纳粹不过是许许多多的新政党的其中一个，没人会想到这个肇始于一战战败后的政党，最后，会将终结魏玛共和国，同时，将德国再次带入无尽的深渊。随着希特勒的出现，该党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初，从不同地群里当中吸引着不同需求的成员。第一种就是带有强烈的种族倾向的小资产阶级，这种无疑是最多的，他们愤世嫉俗。第二种，就是带着自己的灵丹妙药自以为可以拯救德国的业余知识分子。第三种是右翼保守主义的军人以及最后一种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社会背景，但是，又喜欢幻想的投机分子和满足个人利益的自私分子。首先就是对党名的更改，从原来的“德意志工人党”改为“民族社会注意德意志工人党”也就是为人熟知的“纳粹党”，其次就是制定党纲。1920年的2月24日宣布《二十五点纲领》。党纲的基本原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剩下的就是推广他们的旗帜，组建冲锋队以及希特勒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力。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率领约2000人的部队朝着慕尼黑的市中心进军，但是，遭受到了，警察的阻击，两天后希特勒被捕，啤酒馆暴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颠覆政权的行为，但是希特勒出色的演讲技巧，仅被判处了5年的监禁，同时，他被允许在6个月之后进行假释，这不仅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希特勒杰出的个人才能，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慕尼黑法庭的保守主义。别忘了，此时是1923年的末尾，这是魏玛最为艰难的时刻。源自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不仅是希特勒的筹码，也影响着法庭和民众对希特勒的同情。在啤酒馆暴动失败之后，纳粹党选择了长期的隐忍，希特勒决定“不再以武装政变的方法来获得政权”而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反对民主，也就是在《魏玛宪法》的框架之内直到《杨格计划》的出现。《杨格计划》在国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可的。因为《杨格计划》是在接受赔款这一基本的逻辑之上的，接受赔款其实就是在承认德国应该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这一点，让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纳粹党有可乘之机。总统内阁的出现，严重的削弱了议会民主制，这给纳粹党的上台提供了方便。在黄金的二十年代时期，纳粹党的势力还无足轻重，党员不足十万人，在国会的席位，不足百分之三。可以说几乎是一个小透明，在国会之中几乎没有话语权。但是，在反《杨格计划》运动当中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纳粹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下，失业人口骤增，对政府的不满，使民众们不断寻求解决的途径。失望的民众们寻求着能够实现他们理想以及改变他们现状的政党。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上游离着许多放弃原来支持的政党转而走向了左右翼的两个极端。在纳粹党宣传机器的发动之下，大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被吸引加入纳粹党。就像我党初期争取广大的农民以及中下层阶级的支持一样。在当时的德国，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占据着德国近40%的人口。在啤酒馆暴动失败之后，希特勒就思考着在《魏玛宪法》的框架之内击败他的政敌，从而在国会中掌管权力。在经济危机不久后。纳粹党发布了《农民纲领》，不断的拉拢农民阶级。不仅在精神层面上赞扬农民，而且，提出了不同的许诺，比如提高关税、提供廉肥料、国家性的贷款政策等等，有助于农民发展的措施。同时，为了吸引失业人口，还制定了相关的就业纲领。修筑公共设施，增加就业。国家资助，扶持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于，在街道上游离的失业青年，还诱导他们加入冲锋队，在精神给予他们慰籍。在纳粹强大的宣传机器之下，在1930年9月14日的大选当中。纳粹党一跃成为除社会民主党之外的第二大党。获得了107个的议席。纳粹的党员也从原来的10万扩展到了35万。纳粹党内部深知，得到选民的支持只是有助于他们选举，扩大影响力。但是，要实际的掌控权力，以及左右德国的发展，他们还需要更为强大的助力。在1930年9月，外资不断撤离，这无疑加重了德国的经济危机，加上原来的赔款计划，对当时的德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的。1931年7月，德国的全部银行宣告关闭，1932年国内的失业人口达到了惊人的600万人。但是，当时的政府没有选择针对性的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而是期待经济学当中的无形的手——市场的自己调节。当然，这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且无济于事的。这让当时的总统兴登堡失去了对内阁失去了信任。后来的两任内阁，对于当时的德国而言不过是无济于事。只不过是纳粹执政前的前奏而已。即使后来曾一度邀请希特勒组阁，但是，被希特勒拒绝了，仅仅只是组阁显然不能满足希特勒的胃口。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宣告着魏玛共和国的结束。党卫队的快速扩张也为希特勒掌权铺平了道路。这一暴力机器，使得希特勒可以不断强化他的个人独裁，在其就任总理时候，人数已达到5.2万人纳粹的最终上台，不仅有纳粹的原因还有德国自身的原因。关于魏玛德国自身的问题，将会留在后文魏玛德国失败的原因中讲解。此处仅叙述纳粹上台的主要原因。魏玛的建立脱胎于十一月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是突发的没有纲领的，魏玛的建立他的群众基础是不牢固的，本来的十一月革命只是为了终结战争而不是组建一个新政府。虽然，魏玛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但是，却没有得到有力量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反而需要寻求军队的妥协，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其次，纳粹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十几年的经营，在纳粹上台之时，纳粹党就已经是一个具备一定群众基础的大党了。在30年代上台之前，就得到了大资产阶级，容克贵族以及国防军的支持。对于前面三者而言，他们的利益是与纳粹党绑定的，而左翼的共产主义显然与他们敌对。能与纳粹党掰手腕的人不多，原来的魏玛大联盟，社会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随着时间的发展，对于他们而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但是，始终没有人能够站出来与希特勒带领的纳粹党一教高下。频繁的工人运动，使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相互攻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两者互相敌视，在不断的出现内耗，这就给纳粹党有了可乘之机。最终，在1933年夺得了政权。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来到了文章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魏玛德国失败的原因。魏玛共和国的灭亡是出于什么原因？为何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制没能走到最后。关于魏玛共和国灭亡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大抵上是内外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在内就是对于旧帝国的清算不彻底，魏玛共和国是在原本德意志帝国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国共治不同，他们对纳粹德国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法西斯主义被清洗殆尽。但是魏玛共和国不同，魏玛共和国的内部仍旧存在着诸多的德意志帝国的遗老遗少。在大部分管理岗位、司法部门或大学教席上的知识精英们仍然是那些曾经效忠过帝国秩序、心怀专制理念的“战前一代人”。军国主义的势力并没有彻底的清除，在凡尔赛条约后，对法国的仇恨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甘露，在德国的土壤之上生根发芽，纳粹主义逐渐的腐蚀着魏玛民主，随后将其“夺舍”。魏玛宪法的，二元结构，内阁和总统。非常看重的是总统的个人品德，并不是每一个总统都能够像艾伯特总统一般疏离政党而忠于国家，与艾伯特形成鲜明对比的兴登堡便是亲近右翼军国主义，而疏离了国家。魏玛宪法过于的理想以及超前。加上本来当时的德国就缺乏民主的历史传统，魏玛德国是脱胎于一战的德意志帝国。民主为何物，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仍旧是束之高阁的东西。其次，在外，是被反复强调的《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是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极端的民族主义一刀刀的划向魏玛德国，战胜国的经济复兴沾满了来自德国民众的血。凡尔赛的赔款问题，从最初的签订到后续来来回回的拉扯，从“修约”到“履约”又“修约”，从最初的布洛涅会议，到后面出现转折的戛纳会议，又一次转折的伦敦新约。到后来美国参与到赔偿委员会当中，拟定的《道威斯计划》随后最终敲定的《杨格计划》。凡尔赛的赔款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魏玛共和国。严苛的条款，不仅吸着德国人的血，而且加深了民族的仇恨。关于赔款的支付，二战后的德国主动的提出偿还一战的赔款，同盟国商定了140亿的金马克，最终，德国在2010年偿还完一战的所有赔款。二战的赔款，同盟国大多选择放弃。《凡尔赛和约》毫无疑问给纳粹创造了良好的生长土壤，能够阻挡纳粹的社会民主党日渐的衰落，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断的抬头，啤酒馆暴动之后，纳粹就开始隐忍不发，在反杨格计划当中，不断的扩张势力。最终，成为魏玛的第一大党，随后，通过《授权法》使《魏玛宪法》名存实亡。最后，就是予以魏玛德国最后一击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通过贷款得以生存的魏玛德国本就是摇摇欲坠，债主的经济危机，其实只要轻轻的一推，就能将魏玛德国轻而易举的推倒，更何况是如此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最终，魏玛德国不可避免的轰然倒塌。纳粹的上台，除了极端的民族主义之后，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重要的因素。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遭受不同程度打击的各个行业，产品的滞销，裁员，经济危机，使整个国家陷入了一个恶性的死循环当中。1923与1929两次的经济危机让民众对国家逐渐的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引用恶魔的崛起当中，希特勒的台词就是，一个面包居然需要50万的马克。经济危机，凡尔赛和约使得民众开始走向极端的主义，不管是左还是右。在整个魏玛政权过度到纳粹政权的过程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平稳的，从民主体制转向独裁体制。整个制度上的转变几乎没有发生流血性质的起义。在世界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魏玛防卫军：魏玛防卫军是德国国防军的前身，魏玛防卫军是指1919年至1935年魏玛共和国的军队，其下辖陆军、海军。一战后，魏玛德国的军队因《凡尔赛和约》被严重的限制，他们只能保留少数的军队，不仅在数量上收到限制，而且装备也被一定程度的限制。一战结束之际，德国的军队几乎被瓦解，组织也十分的松散。德国宣布投降之后。这些战后的士兵在国内形成了一些地方武装，纳粹也曾吸纳过这类战后被解散的士兵。在魏玛建立的初期，这类半军事化的士兵也曾参与了革命和边境冲突。魏玛防卫军始终忠诚的维护民主政府。基于军队的“去政治化”的走向。魏玛政府可以在不受军队的干预之下发展。但是，弊端也是有的，那就是难以对抗纳粹党这类的极端民族主义。纳粹党自己是有他的党卫队和冲锋队的。随着，希特勒的上台，魏玛防卫军更名为德国国防军。虽然魏玛防卫军因《凡尔赛和约》而受到限制，但是，魏玛防卫军始终不断的反思一战的失败。同时，防卫军在一战后大幅的削减，只有精英分子才能加入，这使当时的魏玛防卫军的综合素质相当的出色。魏玛防卫军下辖陆军和海军。陆军只有七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高端的部队，如坦克、重炮等被限制生产。海军的数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潜水艇和海军陆战队是被禁止的。魏玛防卫军的空军是被要求禁止的。结语：关于魏玛共和国到此也告一段落了，魏玛共和国萌生于魏玛这座小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与泪几乎染遍了欧洲大陆，战争没有输赢，但是，有战胜国和战败国，新生的魏玛共和国不得不吞下前人种下的苦果艰难前行。一场突如其来的水兵革命席卷全德，德国人民苦战争久亦。魏玛共和国没有等来协约国的谅解性投降，等来的却是一次次施加在德国民众的战争赔款，鲁尔危机的发生使魏玛共和国变的摇摇欲坠，幸得艾伯特总统和施特雷泽曼总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度过了艰难的1923年，至暗的黑夜过后，共和国迎来了久违的曙光，但是，曙光实在是太短了，1929年一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再次使共和国走向谷底，直至结束。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脱胎于魏玛共和国，这不得不让艾伯特总统和施特雷泽曼总理以及广大的拥护魏玛民主制的人感到欣慰。

魏玛共和国大事年表十一月革命（基尔水兵起义 1918.11.4）魏玛宪法颁布（共和国成立1919.8.11）德国战败卡普政变（1920.3.17）1923年危机鲁尔危机（1923.1.11-1923.9.26）啤酒馆暴动（1923.11.8）马克贬值1:4.2万亿（1923.11.21）道威斯计划公布 1924.4.9洛迦诺公约 1925.12.1 签署道威斯计划变更为杨格计划 1929.6.71929.7.9 反杨格计划1929.10.24. 黑色星期四 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1932.6.16-1932.7.9 洛桑会议 赔款取消1933.1.30希特勒成为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