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开始和一位亲切但有些忧郁气质的女士,学习俄语,并且,在1960年和1972年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用到实践中了。
但是,俄语有很多生僻的词根,并且与欧洲语系没有任何联系,这对于一个51岁的人来说,确实很难记住。
但这仍然给了我另一种能力,能用带有外国口音的俄语,提出一些问题,只是仍然听不懂回答。
叙述类似学习语言这种总是充满了希望、却从未坚持到底的事业中的小枝节,意思并不是想要用失败的例子,来警示年轻人。
我始终认为,假如有6个月的集中训练,我可以精通任何语言。可惜我永远抽不出这6个月的时间,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在坎布里奇任教的前几年,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哈佛大学是最好的选择,它就像一座体育馆,运动员为了夺得冠军在这里不停地练习杠铃和吊环。
哈佛为著书立说、新思想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些专家讲得多,写得少,往往成为富有影响力的教师;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讲得少,写得多,往往成为一流的教授。
如果想要跨过最后一个障碍,成为终身制教授,有著作面世肯定要比讲课更有分量。当然,关于著作与讲课哪个更重要仍然存有争议。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写作显然持久性更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读过你的作品,影响力也更大。如果你所写的内容,只是不断重复课堂上的讲课内容,那么恐怕也难以出版。
这对我个人很合适,因为在我的新领域中,有大量基础的资料和新的理解,可兹利用。这样的著作,是读者所期盼的。
尽管如此,我知道与新的学科领域相比,在发展成熟的领域内,出版书籍要更加不易。当新手们的学术造诣追赶上罗斯托夫采夫、哈斯金斯、布克哈特、麦基尔韦恩这些大师之后,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每个人,应该相信一个事实,即每一代人都必须回头重新审读历史,但是,审读的历史往往漫无目的。许多比较大的主题,可能被丢弃到垃圾箱中,无人问津,包括你自己的论题。
我的问题与此迥然不同。我早就充满了信心,如果我能实现自己既定的目标,历史系就会给我终身教职。
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尽管如此,职务委任制度也并非完全可信。1936年,刚刚上任的校长柯南特任命一位数学家为院长,这位数学家明显更适合与数字打交道,并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当经济学院一致推荐两名教师——雷·沃尔什和我在埃克塞特的室友兼好友艾伦·斯威奇——续任他们为期三年的讲师合同时,校方以预算为由否决了。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的哈佛教工工会中,表现得过于活跃,而且,他们还积极参与了旨在团结广大劳动者的“新政”运动。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校方的这项决议背后,恐怕有不少歧视和偏见。1937年5月,141名未取得终身岗位的哈佛教员,在经过一系列充满愤怒的商议和决议后,向9名正教授递交了一份15页的备忘录,要求他们调查这一事件。
柯南特有很强的判断力,他任命这个小组作为自己的评审委员会,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每周举行例会,在收集了大量口头与书面证词后,1938年5月,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向校方建议,重新任命沃尔什和斯威奇二人。
委员会的理由是,他们认为校方之前并没有充分审查此二人的优秀之处——之所以用这个理由,是因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在校方之前的决策过程中存在偏见。
世界上很难再有比这个委员会更富有能力的群众组织了,因此,当哈佛理事会再次打回了这份86页的推荐报告时,它实际上是在破坏自己的形象,同时,也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不公正的印象,就像10年前洛厄尔校长在萨科–万泽蒂事件中所做的一样。
这一事件,还给哈佛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损失,艾伦·斯威奇曾是一名出色的年级领袖人物(1929级),同时,还是哈佛校报《深红》的主编和年级秘书,他的身上具备那种只有校友协会会长和理事会理事才会有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正是哈佛理事会所倚重的。
成为公众争议的焦点,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就像我后来在50年代的感受一样。
事实上,虽然在一年之后,根据事实得到平反,但是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岗位,这是一种令人感到痛苦并且压抑的经历。
当然,艾伦·斯威奇仍然是一位能干的经济学家,他后来在威廉姆斯学院任教,还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过,在加州理工大学培养了大批的专家。
八人委员会在哈佛大学又工作了一年,审查哈佛大学全部校务。他们提出了详细的任免推荐书,并且得到了柯南特的认可,这也为哈佛在后来保持一支优秀的教工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始终认为,通过这次事件发展出来的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应该被视作“以此人事任命章程纪念艾伦·斯威奇”。
1937年2月,我在哈佛大学开始教学当时,我属于学校里的新人,教的却是内容生动但经常被人忽略的课题。
战争让中国持续成为报道的焦点,也引起全美的兴趣,人们将了解东亚局势作为不可抗拒的认可。我曾对1929级的学生作过报告:
“美国需要的好好学习东亚历史。”
我当时考虑得过于简单,认为我的工作,只是需要将事实真相提出来,而答案会自己出现。
不过,来听我这门课的研究生,改变了我这种缺少思考的授课方式。听课的人中,有三位加拿大人——E. H. 诺曼、拉尔夫·科林斯以及明明德,日后均成为外交官(后两位,后来成为驻北京的大使)。
他们哪怕是随便提出的问题,都很有深度。我很快意识到,所提出的任何“真相”,其实早已存在于一个假设的知识框架体系中。
真相陈述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先了解这个知识框架体系。通常来说,这些真相,都是该领域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已经由前辈们将它们提出来了。
所以,首先,你必须从中选择究竟采用哪种思路。其次,你要努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想想自己可以提出什么新的东西。每次面对一个论题的时候,必须尽力从全新的角度来考虑讲座的标题和表达方式。
于是,历史系讲授的范围,开始不断地扩大。由A. C. 柯立芝与斯坦利·亨培克开设的课程“1793年以来的远东”,主要讲述中国和日本“开放通商”以来的历史事件。
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作为英国的第一位大使来到北京,意图使中国对英开放通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认为东亚近代史的开端是从这一年开始,而中国却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这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
16至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往来中耶稣会士一章,似乎并未受到重视。因为,那只涉及宗教哲学,而与贸易和军事无关。
日本也位于远东地区,并且到1937年时,已经是非常引人注目了。除此之外,我发现朝鲜、亚洲内陆以及东南亚各国都是人口众多、文化丰富、历史悠久,相互都产生影响。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似乎没有任何人,对这些国家有足够的了解。
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在地图上标注这些地方。在叶理绥教授的资助下,我找到了极有天赋的制图师埃尔文,请他绘制了一系列体现地貌风格的地图。
于是,在埃尔文富有创造性的地图上呈现出了山脉高地、沙漠、三角洲以及其他的地势特征,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标注地名。例如,你能在伊犁和喀什噶尔之间找到木扎尔特山口,它直到1871年才出现在历史记录中。
我们一起制作了9张地图。埃尔文建议在他名字下,加上我的名字,作为地图的编者,但是,我觉得谦逊才是上策,毕竟地图是由他绘制的。
如今,我把地名索引发给了每位同学;而样本地图标注了准确的地名,放置于图书馆玻璃柜中保存。因此,我们的考试当然也包括有关地图的问题。
当然,教师讲课的声音高低不同。罗杰·比奇洛·梅里曼被称为“活蹦乱跳”,我想是因为他看起来有些像猫科动物吧。
他在历史课就对着我们扯着嗓子喊,当然,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新讲堂(阿尔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校长匿名捐赠,如今命名为洛厄尔讲堂)除去座椅很硬之外,在没有扩音器的时代,这里的音响效果也非常差。
因此,如何让500名不安分的新生能够被讲课内容吸引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曾有一次,在讲堂上课之前,与我们在一起的查尔斯·韦伯斯特就抱怨道,这是他见过的最艰难的工作。
最佳的男低音是威廉·斯科特·弗格森,我去听他讲授的希腊史课来学希腊语。课堂上没有人出一点声音,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他简洁优美的课程。至于我自己,虽然我对我的听力很有自信,但是,我仍然不敢有丝毫大意。
有些讲课人员,比如说弗雷德里克·默克,他讲课时的语速,很精确地是听写的速度。
我在清华大学上课时,就已经养成用释意来概述每一个要点的习惯,这种方式,仿佛会让人更快地理解要点。
有一种授课方式很让人称赞,主讲人并不需要讲稿,完全脱稿。詹姆斯·巴克斯特三世就是这样的人,讲课的同时,还会在讲台上走来走去。
而我在课上,通常会发给学生一张单页,作为课程纲要的一部分,上面列有名字和术语,同时,还附加一份参考书目。
它替代了黑板,对我来说,不必弄脏自己书写板书,对他们来说不必盯着黑板抄写下来,我给学生发一张纸,一切都准确无误。
讲课作为一门戏剧表演的艺术,需要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至少需要由语境、主题、发展、高潮等几部分组成。
即使是指定的阅读,也无法替代它,因为教师讲出来的内容,经常会比书中内容传达更多的观点、更多的相关知识以及某些可能的推论。
归根到底,听讲者应该在听课的过程中,与主讲人产生“心灵的共鸣”。无论他过去是否有真正产生过共鸣的经历,思考“事物的过去究竟是怎样的”都是一种理想中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拉德克里夫学院还只是附属于哈佛大学,就像是一个傻姐妹一样,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
每次在哈佛大学为三四十名学生讲完课后,我通常会穿过草地,来到拉德克里夫学院,为6到12名女学生将刚才的课堂内容重复一遍,以此来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
我因为无法忍受机械式的简单重复,加之坐在这里的一个大桌子上,而不是讲台上,没有讲台,课堂慢慢蜕化,变得就像家庭教师的独角戏。
在这里,甚至连挂图都找不到,无论什么表演,都被用到站立的讲课中。有些拉德克里夫的学生觉得受到了欺骗,而有些则为能够分享哈佛大学的教育资源而感到高兴。
后来,教务长普罗沃斯特·保罗·巴克申请战时财政拨款打开了男女同校的大门,这实在是做好事。从那时起,我的至友中,才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
此外,我认为历史学应该充满心理形象,包括地图、遗址、风景和人物,而不只是一张阶梯状的年代列表。
哈佛大学历史系幻灯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埃德温·赖肖尔和我在1941年共同开设“东亚文明的历史”课程时,我们开始采用幻灯片辅助授课,后来,将这门课的讲稿编成一套系列教材。
当时,福格博物馆和美术系已经有大量用玻璃制作的4×3. 5英寸的关于遗迹和绘画等内容的文献材料。于是,我开始将我看过的书页插图,制作成幻灯片,由于是在哈佛大学作私下的展示,并不对外销售,所以,并没有考虑版权问题。
幻灯片不仅可以生动体现故事的真实性,同时,还可以使得一些论题更加形象化。
例如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坡,或是清朝一代代的皇帝在世袭的过程中性格发生的转变,从17、18世纪开国者的正直、不屈不挠发展到19世纪初道光皇帝的暴躁吝啬,以及随后两位继承者的柔弱不堪,最后,终于被心胸狭窄且残忍无情的慈禧太后葬送了整个江山。
1973年,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一丝不苟的美术设计师萨姆纳·格里姆彻,他帮助我将15套幻灯片,配上我的评论解说,并且最终编辑成书《新旧中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哈佛大学历史系幻灯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从那时起,制作精良、记录稀有题材的相册,数量激增。
哈佛大学洛厄尔校长梦想的教育方式,就是将欧洲各国最好的教育模式综合起来,融合在一起,其中,包括法国细致入微的授课、德国的研究生研讨会和牛津剑桥模式的个别辅导制。
辅导是其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学已经有了这一切,唯一的问题是需要保证其正常运作。尽管辅导并不能使你获得终身制职位,但是,每个人都应技能熟练。
我在柯克兰大楼我的书房进行辅导时,摸索出一套极佳的辅导方法,即辅导的学生人数保持在3到4个人,最多5个人,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评论彼此的论文,而不必要求每位学生每周完成一篇论文。
总之,我会避免费力的一对一的辅导,这种做法曾经使得牛津大学的导师们筋疲力尽,不过白修德似乎是一个例外。
白修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最欣赏的学生也是我的第一个学生,真是命运的巧合。白修德是1938级的学生,与小亚瑟·施莱辛格同班,但他并不认识很多同学,对哈佛的很多事也知之甚少,因为,他总在忙于为生计奔波。
他的回忆录《追寻历史》是一部充满胆识与才智的传奇。书中很客气地提到了威尔玛和我。然而,书中唯一无法言表的,是我第一次见到白修德时的激动兴奋之情。
他看起来并不是很有精神,但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一流的口才。在他成为我辅导的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且获得了最高奖学金。
白修德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来到全盛时期的哈佛大学,熟悉古典文学,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教人学希伯来语。
他有着受过训练的头脑,也深知现实世界的残酷,而唯一欠缺的是社交经验——如何端茶、递交介绍信、熟悉当下的电影和书籍、游览欧洲各国首都以及做好一些表面文章。但只要时机成熟,其实这些小问题都是可以在一夜之间解决的。
白修德获奖的论文题目是《1915年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这是目前在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背景,而他的最优学业成绩使他的学位答辩获得了保证,以下是答辩中的一段对话:
魏鲁南教授:“BEFEO是什么?”
白修德:“那一定是一个出版物——难道这不是在河内出版的《法国远东学院院刊》吗?”
威尔:“那么,BMFEA呢?”
白修德:“先生,这个我不太清楚。”
不过,其他的考官认为这个问题属于故意刁难人。
给白修德讲课的感觉就像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烟花,你只需要点燃一个念头,他的思路就会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
孔子、柏拉图、孟子和亚里士多德怎么会成为同一代人呢?分属不同体系的文明真的是一个个独立的有机体吗?就和你我一样,都要经历出生、生长、发展以及衰老这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