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因为在部队提干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22岁的我退伍回到老家，一开始也试图重操旧业，干我的赤脚医生。因为入伍前，我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如今在部队“镀金”了4年，乡亲们也认为我学到了更多的本事。
我虽然并不排斥，但从自己的内心深处说，其实我更想实现曾经偶尔间萌生的那种“带着乡亲们吃饱饭”的愿望。于是，在姑父问我什么时候接手时，我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离开几年了，需要看一段时间再说。
整个上半年，我都是按部就班地跟着父母大哥出工，乡亲们对我的态度也一如既往的好。加上在部队这四年来，吃的方面至少不会饿肚子，还有规律和严格的锻炼，身体就比大部分人要强壮多了。
在出工的过程里，以前的玩伴也陆续恢复了熟络的关系，不到两个月，昔日的“五虎大将”又重出江湖了。
所谓的五虎大将，其实是我们小时候五个小伙伴，因为都有点调皮，经常成群结队“闯祸”而得名。后来长大了，我们五个也确实显得身强力壮，再加上小时候的友谊，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了。
那时候的集体工，其实主要就是一些蛮力活，上么灰料山上挑石头，山上砍松树之类。换做农忙季节，后生们就会有意无意地比拼一下力气，看谁挑的担子更重。
而我们五虎大将能挑起的担子，别人就未必能挑得起了。期间还出过一个事，就是有个大叔不服输，硬要掺和进我们“打短递”的行列，结果第一担就闪了腰，后来还遗留了经常腰痛的毛病。
一转眼就是双抢，我们当地虽然早就是双季稻，但那时候还没有杂优种子，全是自己培育留下的稻种，产量其实并不怎么样，交完公粮之后就所剩无几，乡亲们的口粮几乎全靠晚稻。
也就是69年刚收完早稻，晚稻还刚插下去，七月初就连续下了好几天大雨。农村人就那样，下大雨就乐得休息，也算是老天给的福利吧。
只有我有点担心，这么大的雨要是再下几天，肯定会涨大水。尽管我们村口的那条河几乎每年都会涨大水，却也很少会漫到稻田里来。上一次稻田被毁还是1938年，也就是人们传说的“民国27年大水”。
或许也是这几年在部队的熏陶，心里有了一定的忧患意识，我便找了当时的大队支书珍叔，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珍叔没有直接说我什么，只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啊。但在我看来，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让老天不下雨，但我们可以做点准备工作啊。
因为晚稻刚插下去，一旦洪水淹一遍那就全毁了。那天晚上，我就私下里找了“五虎大将”，大家偷偷把大队粮仓里一担剩下的稻种给弄了出来，私自用水浸泡在山洞里让它发芽，也就相当于给稻种催芽吧。
连续又下了七八天的大雨，其实在我们当地，每年这个时候是从来不会连续这么下的，眼看着河里的黄泥水一天比一天大，最后竟然漫过河堤，全村所有的晚稻几乎全被淹了。
而且这还不算完，大水还在继续上涨，最后直接就到了村里，几家地势矮的人家，连房子里都齐腰深的水。有户人家贪图上游冲下来的一棵大树，用排钩钩住后再用绳子绑在自家的屋柱上。想不到，最后的结果是连带把屋柱都给拖走，家里的房屋也垮塌了。
大水一直持续了半个月，完全违背了“易涨易退山溪水”的古话。等到大水退去，乡亲们全傻眼了，这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大伙吃什么呢？
稻田都被淤泥堆住了，如今水退去了也没有秧苗啊。这一下，轮到我们五虎大将登场了，直接就从山里把那一担老高的秧苗给挑出来，也不用催秧苗了，直接就这样下了大田。
其实我们心里原来也是有点忐忑的，如果用不上，到时候追究起来，我们也只好认了，这一担生了芽的谷子就是我们五家的口粮。
对大家来说，提前七八天催了芽，如今尽管比原本的秧苗慢了一点，但算了算节气，应该还能赶得上在白露前灌浆，收成可能少一点但总比绝产好。
后来那一年刚好又是暖冬，我们村的稻谷竟然一点也不比前一年差。这一下不得了，全区（县下面的区的）各个公社都受了灾，都等着上面拨救济粮来，唯有枫树湾竟然还有丰收的气象。
而我在乡亲们心中的形象，一下子就立马高大起来，这可是真的让大家都有饭吃了的大事啊。老支书珍叔在公社开会时，更是逢人就夸，部队培养的人才就是不一样，眼光看得远。
等收完晚稻后，大队就号召大家自力更生把被洪水冲毁的农田修复。做大事肯定得有个带头人，在珍叔的提议下，我这个还没成家的“后生”就被乡亲们推选为大队长。
我自己也更是热情高涨，同时也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大家，每天都在工地上干活，清理稻田里的淤泥，还要修复被水泡垮的田垄，挑石头的重活都是我们五虎大将先上。
乡亲们在我们的感染下，更多也是有饭吃心不慌，很快就把冲垮的稻田修复。看着离过年还有那么长时间，我又提议，把河对岸那个荒废了几辈子的河滩给开垦成稻田。粗略估计了一下，可以给我们村开垦出两百亩上下的良田。
我给大家描绘的“蓝图”，顿时就把所有人心里的那团火给点燃。好多个夜晚，月亮好的天气，乡亲们甚至在河滩上烧起篝火奋斗到半夜。
人心齐，泰山移，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再加上过完年正二月的连续奋战，我们的新开田成型了，当年就插上秧苗，也收获了丰收。
71年，在珍叔的介绍下，我顺利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也成了珍叔的副手，以预备党员的身份担任了大队的副支书。用珍叔的话说，希望我这个后生家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但我的学识到底有限，那些年里，我自己也先后成家、又是孩子出生，而我也顺利接过了珍叔的支书。但或许是受小家的牵累，连续两三年都没有什么大的建树，渐渐地，乡亲们背后又开始有点话说了。
我自己对乡亲们的变化其实也心知肚明，但一来是自己的水平确实有限，其次也是受当时社会情况的限制，不大可能跳出大圈子太远。但心里一直在想，如何才能调动乡亲们的积极性，也开始在考虑，是不是可以搞点集体经济。
又来了一个契机，那一年，我们区六个乡镇通了公路，虽然还是那种砂石路，但当汽车第一次响着喇叭开过我们村对岸的公路时，沿线几乎是人山人海。要知道，那时候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汽车，在此之前，我们想要坐车还得走四十里小路。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买车的事，更多还是在山土上动脑筋。刚好我们村后有一个小山坡，应该有三十来亩的样子，也就四五十米高，全部都是长满了茅草，一直都是村里放牛的地方。
当兵的时候，我们驻地周围有很多桔子树，我就琢磨着是不是可以搞个集体桔园。
我先是和几个生产队长和积极分子们交流了想法，大家统一了口径之后，我又带着人去了曾经的驻地，几经周折弄回来两万棵蜜橘树，据说是三年就能结果。
有部分乡亲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桔子这东西太普通，还要三年后才能结果，到时候的事谁知道？
但在我们这些“领导”的带领下，全部按照技术员教的方法种植，挖了一米见方的土坑，里面填入猪粪等家肥，总算把所有的树苗种好了，成活率还相当高。
连续两三年，我都是尽可能带人打理着桔园，到第三年就真的开始结果，第四年大丰收，因为有了公路的缘故，远近很多乡镇都来购买我们的蜜桔，完全可以说是一炮而红。
有了蜜桔这个“摇钱树”，我们村的经济底子就更厚实了，手里有了钱，我这才想起来买台汽车，再加上当时的环境已经开始松动了，也有了一些长短运输的需求。
这是我们公社买回来的第一辆解放牌货车，唯一的遗憾是我们村隔着一条大河，汽车只能停在河对岸。
也就是说，自己家的东西竟然进不了自己的房门，让我很是郁闷了一阵，也开始有过修座大桥的想法。只是找人一打听，据说修一座能过汽车的大桥得很多钱，我们大队实在负担不起才作罢。
汽车买回来了，关于司机的问题很让人揪心，在买车之前就有人在背后议论，支书肯定是自己开，或者是让他们家的亲人开车，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要知道在当时，拿方向盘的工作可是高人一等的。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让我们村一个闲在家的高中生去学开车，每次出车给现金报酬当工资。当时还是1981年，我们当地还是搞集体，这样的做法很让人吃惊了一阵。
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司机拿的钱多，积极性就高，也会更爱惜车子。我们的车买回来两年就回了本不说，顺带司机也养活了一家人，还学到一门高人一等的技术。
那些年，每次去公社开会，我绝对是要受领导表扬的人，一些偏远的落后村子，领导总会用我们村来当例子，希望他们也能学点样。
可惜的是，我们村的成绩，并非是我一个人能做出来的，而是天时、地利、人和凑合在一起的结果，其他村一时半会还真学不来。
1982年，我们村被评选成湖南省的文明村，全县就我们一家。
对我个人来说，也遇到了人生的有一次转机——1984年，我们公社改换成乡，新的乡长就由全乡百姓直接投票选举，而我被大伙提名为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也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成第一届乡长，成了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但是，我的人生就这么走上坦途吗？命运却又和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让我几乎一蹶不振。到底发生了什么？敬请收看第三集大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