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日军战术风格逐步成型，其中迂回包抄战术显得尤为重要。

这一战术虽非独创，却成为了日军指挥官手中不可或缺的利器，被奉为战场上的战术圣经。

这种正面进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的模式，不仅大大增强了日军的作战效率，更在多场战役中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因此许多日军生搬硬套，无论条件是否具备，都必须迂回包抄。

淞沪会战中，日军在正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果断实施了迂回包抄战术，最终通过杭州湾的登陆行动，决定了这场战役的胜败。

杭州湾登陆战作为日军成功实施迂回包抄的经典战例，对其战术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之间的首次大规模会战，也是抗战期间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

日军投入精锐师团和强大的海空力量，企图速战速决，但面对中国武装的顽强抵抗，战事一度陷入僵持。

至1937年11月，日军的“速胜”计划已然破灭，淞沪战场局势胶着。

此时，日军决定施展其迂回包抄的拿手好戏。

11月5日，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正面发起迂回作战，打破了僵局，直接影响了淞沪战役的结局。

这次迂回包抄不仅有效遏制了中国武装的防守，还最终迫使中国守军溃退，为日军赢得了淞沪会战的胜利。

日军因此占领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直接导致中国武装伤亡惨重，足见迂回包抄战术的威力。

日军通过淞沪会战展现了其娴熟的战术运用，将迂回包抄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战术逐渐走向教条化，无法应对多变的战场局势，特别是在与更强敌人的交锋中，显现出致命的缺陷。

在苏日诺门坎战役中，日军依然固守迂回包抄的传统战术，企图通过侧翼迂回达到突袭的目的。然而，由于沙漠地形的单一和苏军强大的空中侦查能力，日军的迂回行动屡屡受挫。

日军的部队在无尽的沙漠中迷失方向，白天行动则容易暴露目标，夜间迂回又常常在半途而废。

苏军借助空中力量轻松掌握日军动向，致使日军在侧翼行动中频频遭遇伏击或炮火打击，结果不得不仓皇撤退。

诺门坎战役的惨败揭示了日军在固守战术上的顽固不化，也反映出迂回包抄并非万能战术。

面对灵活的苏军，日军的行动反而变成了无用功，不仅没能达成战役目标，还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

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损耗了日军的战斗力，也暴露了其战术理念的短板。

迂回包抄在某些战场上仍然奏效，但当面对精锐的苏联武装时，教条化的战术已经无法应对战场的瞬息万变。

在中国战场上，迂回包抄对正面战场取得了一些成功。

蒋军的指挥系统分散，通讯效率低下，加之防守体系不够完善，给了日军充分的包抄机会。

许多蒋军部队在日军的迂回作战中陷入被动，最终被迫溃退。

然而，这一战术对中共武装却难以奏效。中共武装擅长游击战，善于利用敌后情报网络来提前掌握日军动向。

即使日军发动大规模迂回行动，中共武装也能够快速转移阵地，避开包围圈。

对于小股日军的迂回行动，中共武装往往采取伏击战术，将其各个击破。

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使得日军的迂回包抄在面对中共武装时屡屡失灵。

敌我情报能力的差距加剧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困境，也进一步证明了迂回包抄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战术”。

日军迂回包抄战术从成功走向失败，揭示了战术教条化的风险。

淞沪会战中，这一战术让日军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但在苏日诺门坎战役及后来的中国抗战中，教条化的迂回包抄逐渐显现出其弊端。

日军过度依赖迂回包抄，忽视战场环境和敌情变化，最终让这一曾经有效的战术成为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固守单一战术、忽视灵活应变，使得日军在二战后期屡遭败绩。

在战争中，灵活应对战场形势的变化是制胜的关键。

日军迂回包抄战术的教条化思维，反映了其战术上的一根筋作风，既曾带来辉煌，也成就了其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