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9月1日夜，太平天国的北王韦昌辉接到天王洪秀全密诏，从江西率兵折返首都天京（今南京），迅速包围东王杨秀清府邸。第二天凌晨，韦昌辉攻入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属全部被杀。此后，韦昌辉对杨秀清余党展开屠杀，致死多2万人。天京变乱，历来被史学家视为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那么，这场由洪、韦、杨三人矛盾引发的政治剧变，为何会在内部发作，并呈现得如此惨烈呢？

首先，杨秀清以天父的名义，逼洪秀全封他“万岁”。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沉迷宗教，将政务都交给杨秀清，让他成了实际掌权者。地位越高，权力欲就越大。有次，洪秀全称赞杨秀清直言进谏，说如果我儿子将来即位，大臣都能像兄弟你一样，才算尽了臣子责任。杨秀清却说，以后幼主登基，也要有兄长这般度量，才算明君，至于我，肯定会直言劝谏。

杨秀清想当辅臣钳制幼主的想法，在天京事变一年前，就被清朝情报专家张德坚看了出来，他说杨秀清是想要学古代权奸，独揽大权。此外，杨秀清还手握宗教特权，是天父（上帝）的代言人。早在金田起义前，每逢洪秀全不在，他就假借天父下凡，劝慰众人。

野心膨胀的杨秀清，不满足自己“九千岁”的地位，以天父之名，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连他卫队衙门的楹联上都写着，“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做人王。”他已经是人间“天父”，现在又想当人王，用宗教手段为自己争权，就无法为洪秀全容忍了。

其次，韦昌辉和杨秀清之间恩怨太深。变乱前，韦昌辉是仅次于洪秀全和杨秀清的三号人物。杨秀清独掌大权，对韦昌辉防范很严。太平军出兵湖北，原本是派韦昌辉带兵，由于杨秀清对他猜忌，临行前改派别人。有次水军士兵哗变，杨秀清以此为借口，责罚了韦昌辉数百杖，打得他卧床不起。

在杨秀清的打击和凌辱下，韦昌辉不得不装作“忠诚”，每次和杨秀清交谈不过三四句，就说如果不是哥哥教导，小弟哪懂这些道理？权力之争和私人恩怨，交织成了韦昌辉对杨秀清的深仇大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政权内部和天京事变类似的权力斗争并不少见，比如李密杀翟让，陈友谅杀徐寿辉。不过，这些斗争的牺牲者，大多是政权领袖本人，要论波及范围和影响恶劣，都远不如天京事变。

后来，韦昌辉因欲望膨胀，被洪秀全诛杀。而帮助平乱的翼王石达开，也受到洪秀全猜忌，气愤出走。起义初的核心人物，至此仅存洪秀全一人。变乱让人们看到天国的衰落，士兵传出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然而，经历巨大动荡的太平天国，并没有就此彻底散伙，事变后，它又和清政府对峙了八年，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洪秀全能迅速提拔政治新人，重建领导集团。新被提拔的将领是李秀成和陈玉成，他们新获任用，有强烈的抱负，能够通力合作。事变后，太平军攻打清军江北大营，二人盟约立誓，共同作战。等到清军进功军事重镇三河镇时，陈秀成主动请战，并向洪秀全建议，李秀成协同作战，取得了战斗胜利。

此外，洪秀全还任命族弟洪仁玕（gān）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眼界开阔，处理政事也有章法。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看了他的《资政新篇》就称赞道，原来贼党之中也有高人。其次，北方捻军对太平天国的帮助。捻军，是晚清活跃在安徽北部的土匪，由于缺乏统一组织，他们反清的行动，经常失败。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为了增强军力，与捻军联合作战，三河镇大捷就有捻军一份功劳。后来太平军战败，陈玉成当了俘虏，捻军还策划过劫囚，只可惜以失败告终。

最后，清政府猜忌湘军，让曾国藩不敢放手作战。太平军战场上的主要对手，是曾国藩。不过，他并非完全受到朝廷信任。当时有官员对皇帝说，曾国藩组建湘军前，就是村头百姓，现在一呼百应，恐怕对朝廷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曾国藩为了自保，和皇帝汇报时，就说自己不贪功，每天最多行军四十里。兵力不足时，就回老家招募，训练完成，才开始作战。他求稳不求快的战术，为太平天国在事变后恢复实力，提供了缓冲时间。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给太平天国续了命，可内部争权夺利的现象，没有因此遏止。陈玉成和李秀成后因军事分歧离心离德，双方士兵私下见了，也要互相骂对方野“长毛”。为避免二人权势太重，成了杨秀清第二，洪秀全将他们的部下相继封王，最后光是王爵，就封了近三千个。受制于内部矛盾的太平天国，最终无法进取，迎来了败亡。

杨秀清权欲膨胀，在天京变乱中惨死，证明了不受约束的权力，是真正的洪水猛兽。而由此引发的，导致太平天国走向失败的一系列内部纷争，也再次说明了，内部矛盾，总是应该被优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