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决定功能，想要改变命运，先要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
结构决定功能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都是适用的。比如：氢原子和氧原子有不一样的结构，就表现出不同的性质；石墨和金刚石都属于碳单质，虽然由相同的碳元素构成具有相同的化学性质，但物理性质完全不同，这是碳元素的不同排列方式决定的。而在社会活动中，家庭、学校、政府、公司等各种机构都有不同的结构，在维持社会均衡整合的运转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组成这些机构的是不同的角色，如家庭是由父、母、夫、妻、子、女等构成，各个角色的种种不同又决定了这些机构在社会中表现的不同。
组织的内部结构决定了它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功能，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比如战国末期的赵国人荀况（荀子）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论兵的时候就暗含了这一著名诊断。
孝成王问：用兵的要义是什么？临武君回答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后发先至，这是用兵的关键。荀况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根本，在于团结协调犹如一人。弓箭不协调，就是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士人与百姓不亲附国君，便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临武君说：并非如此。用兵所重视的是占据有利的形势，行动要讲究诡诈多变。善用兵的人，行事快速隐蔽，出人意料。孙武、吴起采用这种战术，天下无敌，不见得一定要百姓归附啊！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和平天下的王者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形势、利害。而仁人用的兵，是不能欺诈的。
能够施用欺诈之术对付的，是那些懈怠傲慢的军队、军纪不明的军队，以及君臣上下离心离德的军队。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还有使巧成功的可能，但用夏桀的诈术去对付尧，就如同拿鸡蛋碰石头。因为仁人的军队上下一心，臣子对国君、下属对上级犹如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犹如用手臂保护头颅、眼睛、胸膛和腹部。这样的军队，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与先惊动了它之后才去攻击它，是一回事。况且，仁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将遍及百里，若统治着百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将遍及千里，若统治着千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天下，如此一来，他必将机警而戒备。
因此仁人的军队，集结起来即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分散开时即成有序的行列；伸展开来好似莫邪的长刃，碰上的被斩断；短兵相接时就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遇到的即被瓦解；安营扎寨稳如磐石，顶撞它的就被摧毁。那些暴虐的国家君主，能依靠谁呢？只能是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想起他的君主好似遭受烧灼黥刑，好似面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般，这样的百姓怎么会去伤害那些爱子民如父母的君王呢？这就犹如让人的子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仁的君主要去攻打仁义的君主，百姓一定会纷纷告发，那又有什么诈术可施呢！所以，由仁人治理国家，国家将日益强盛。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那么请问君王用兵，应该怎样修明政治呢？荀况答道：总的说来，君王贤明的，国家就太平，否则就混乱；推崇尊重礼义的，国家就治理得好，否则就动荡不安。秩序井然的国家便强大，否则便衰弱，这即是强与弱的根本所在。君王值得百姓尊敬的，百姓就可用，否则就不可用。百姓可供驱使的，国家就强大，否则就衰弱，这即是强与弱的常理所在。
齐国，重视个人的武力和战功，斩获一颗人头的，由官方出八两金换回，不是有功同受赏。这样的军队遇到弱小的敌人，还可凑合着应付；一旦面对强大的敌军，就会涣然离散。这是亡国之军，没有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了，它与招募一群受雇佣的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魏国，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勇武的士兵。让士兵披挂上全副铠甲，拉开十二石重的强弓，身背五十支利箭，手持戈，头戴盔，腰佩剑，携带三天的食粮，每日急行军一百里。达到这个标准的便为武勇之卒，即可被免除徭役，并分得较好的田地和住宅。但是这些士兵的气力几年后便开始衰退，而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却无法再行剥夺，故而，魏国的疆土虽大，税收却必定不多，这样的军队是危害国家的军队。
秦国，百姓生计困窘，国家的刑罚却非常严酷，君王借此胁迫百姓出战，战胜了就给以奖赏，使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而战败了便处以刑罚，使他们为此受到钳制，这样一来，百姓要想获得什么好处，除了与敌拼杀外，没有别的出路。功劳和赏赐成正比，只要斩获五个甲士的头，即可役使乡里的五家，这就是秦国比其他国家强大稳固的原因。齐国奖励个人战功的军队无法抵抗魏国个人勇武的军队，魏国的军队无法抵抗秦国锐意进取的军队；而秦国却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又不能抵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的军队，一旦遇上了触之即碎。
况且那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争求赏赐、追逐利益的将领和士兵，他们就如同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力气挣钱那样，毫无敬爱国君、拼死效力、自我约束、严守忠义的气节、情操。诸侯中如果有哪一个能够推行仁义之道，便可起而兼并那几个国家，使它们陷入危险的境地。故在那几个国家中，招募或选拔士兵，推重威势和变诈，崇尚论功行赏，渐成习俗。但只有尊奉礼义教化，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所以用诈术对付欺诈成俗的国家，还有巧拙之别；而若用诈术对付万众一心的国家，就犹如拿小刀去毁坏泰山了。
因此军队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可掌握天下。至于那些征召、募选士兵，推重威势诈变，崇尚论功行赏的军队，则或胜或败，变化无常；有时收缩，有时扩张，有时生存，有时灭亡，强弱不定。这样的军队可称作盗贼之兵，君子是不会这样用兵的。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那么还请问做将领的道理。荀况说：存有疑问的的谋划不要采用，行动最重要的是不产生过失，做事最关键的是不后悔；事情做到没有反悔就可以了，不必一定要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军令要严；赏罚要信；行事要周密；进退要有度；探测敌情要深入细致；要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些称为六术。不要为保住自己将领的职位和权力而放弃自己取胜的策略，去迁就迎合君王的主张；不要因急于胜利而忘记还有失败的可能；不要对内威严，而对外轻敌；不要见到利益而不顾忌它的害处；考虑问题要仔细周详而使用钱财要慷慨。这些称为五权。
此外，将领在三种情况下不接受君主的命令：令他率军进入绝境；令他率军攻打无法取胜的敌人；令他率军去欺凌百姓。这些称为三至。将领接受君主命令后即调动三军，三军各自到位，百官井然有序，各项事务均安排停当、纳入正轨，此时即便君主嘉奖他也不能使他高兴，敌人激他也不能使之愤怒。这样的将领是最善于治军的将领。
行事前必先深思熟虑，步步慎重，而且自始至终谨慎如一，这叫大吉。总之，各项事业，如果获得成功，必定是由于严肃、慎重地对待这项事业；如果造成失败，必定是由于轻忽地对待这项事业。认真制订谋略、认真处理事务，认真对待下属，认真对待兵众，认真对待敌人，这些称为五不废。谨慎地奉行以上六术、五权、三至，并恪守五不废的原则，这样的将领便是天下无人能及的将领，可以说是通神明了。
临武君说：有道理。那么请问圣明君王的军制又该怎样。荀况说：将领击鼓号令三军，至死也不弃鼓奔逃；御手驾战车，至死也不放松缰绳；百官恪守职责，至死也不离开岗位；大夫尽心效力，死于战阵行列。军队听到鼓声即前进，听到钲声即后退，服从命令是最主要的，建功还在其次。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犹如命令禁止后退而还要后退一样，罪过是相等的。
不残杀老弱，不践踏庄稼，不追捕不战而退的人，不赦免顽抗的人，不俘获跑来归顺的人。该诛杀的不是百姓，而是祸害百姓的人。但百姓中如果有保护敌人的，那么他也就成为敌人了。圣明君王的军队施行惩处而不挑起战争，固守城池而不发动进攻，与敌对阵作战而不先行出击，并且不洗劫屠戮敌方的城镇，不偷袭无防备的敌人，不使将士们长久地滞留在外，军队出动作战不超越计划的时间，如此，即使混乱国家的百姓都喜欢这种施政方式，而不安心于受自己国君的统治，希望这种君王的军队到来。
从以上论说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结构决定了国家是否能够强盛，一支军队的结构决定了军队是否能够战胜。事物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是一对矛盾，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两者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就好像是体与用的关系一样，一阴一阳，具有阴阳对立、阴阳交感互根、阴阳平衡、阴阳转化四个基本关系。
既然结构决定功能，那么改善和提高事物外部功能的根本办法就是调整和改变事物的内部结构，简单说就是调整结构。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金融结构、税收结构等等。结构通常都是系统的结构，是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而在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其结构组织的思想和原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面荀子所说的仁义之兵和盗贼之兵，虽然都是人组成的，但是其中贯穿的建军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其战斗能力也是差距极大。
当我们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功能表现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应当意识到，从根本上看就是我们自身的某种结构存在问题，比如说投资或经营结构会决定有钱没钱。而在其中起根本作用的是我们的认知结构是不是能够发挥良好的功能。
认知结构是指人关于现实世界的内在的编码系统，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具体性的类目，它是人用以感知、加工外界信息以及进行推理活动的参照框架。认知结构，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结构，还包括自己的观念、经验、潜意识等。可以说以人作为内部、人之外的世界作为外部，这两者的交互过程都有认知结构在发挥作用。
其实，构建、调整和完善自己的认知结构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情，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比如，学习一本很好的逻辑性很好的书，我们就会完善自己的逻辑；如果看到很多垃圾信息和歪理邪说，我们的认知结构就会被破坏。甚至我们在遭受一些好的、不好的事情，从而产生种种不同的情绪，这些东西逐渐积压，影响越来越大，也会成为我们认知结构的某些决定性的部分，比如原生家庭受到父母不同对待的种种。
总之，调整认知结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修行不断地进行完善，从而让好的认知结构发挥好的作用，改变一些不好的认知结构，自然就会生活得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