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桑代克的猹
编辑 | 桑代克的猹
在二次公演后，聚集在南京的戏剧工作者都不愿就此让南京的戏剧活动停顿，支持田汉继续活动。
适逢当时全世界刚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二十五周年，托尔斯泰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于是田汉“对大家作了一个大胆的约言，那是第三次准备上演《复活》”。
从1936年1月到4月三个多月间，田汉差不多把部精力都放在改编《复活》上，以自己的才华和激情去消化再造小说。
为了回应左翼的批评，田汉特意在改编时加入了关于革命诗人涅威洛夫之死、艺术作品《茶花女》和俄国近代社会运动史的讨论情节，借知识分子的讨论表达自己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见解，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关于艺术作品《茶花女》的讨论，田汉主要借此指出了在艺术与政治之间没有蹉跎的中间余地,艺术家必须遵循自己的良心为大众服务。
在玛丽叶特盛赞《茶花女》的艺术之美时，公爵以自己对舞台上的感伤主义没有多大兴趣表明了自己支持艺术与革命相统一的坚定立场。
而田汉对政治犯争论革命诗人之死的情节设定，则显示了他对艺术家参与革命的态度:一方面，田汉认为不能完全将革命诗人的死因归结为诗人自身的“神经脆弱”，落后的国家制度要为之负主要责任因而艺术家应当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积极地参与革命实践。
另一方面，田汉指出艺术家在参与革命工作的过程中，易陷入个人情绪的怪圈走向死亡。因而他们应当开展自我批评，努力克服“自己最小的缺点”，“把神经锻炼得像钢铁一样才能忍受一切困难和折磨”。
田汉以此再次表明了他支持革命的政治立场。此外，在政治犯对俄国近代社会运动史的讨论中，田汉还通过多次强调“到人民中间去”，“指出现在革命家的主要成分是广大的工农阶级，直接道出了他对当时革命形势的看法和对工农阶级力量的认识。
综上可知，文艺创作强调表现知识分子自我批判内容的要求，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南京戏剧工作的受挫三者都影响了田汉对《复活》的改编，让田汉主要选择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展现革命的内容，以知识分子在革命潮流中的忏悔与成长为主调。
在剧本中，田汉在选取角色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不仅借他们的讨论对社会的热点问题，诸如土地制度、废除娼妓、大众教育、革命主体变更、革命者榜样等进行了探讨，而且借他们之口道出了他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看法，以此表明自己的革命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归属。
剧本除反映上流社会对劳苦大众的侮辱损害外，还集中控诉了腐朽的沙皇制度给青年革命者和艺术家带来的苦难。
夏衍改编时期:建立与人民血肉相关的联系夏衍于1943年完成《复活》的改编，此时正处于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黄金时期，戏剧创作要求进一步坚持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革命化、战斗化、大众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最本质的特征。
《讲话》提出文艺工作者应当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要以文艺创作为大众服务，“要使文艺更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这让夏衍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主要书写大众的苦难，揭示社会现实的黑暗，反映社会环境与大众命运的关系，以此突出革命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强调知识分子建立与大众联系、帮助大众进行革命抗争的必要性。
因而在改编《复活》时，夏衍主要选择从大众的角度展开剧本，通过喀秋莎的遭遇直接展现了底层民众与贵族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剧本中，夏衍不仅通过直接展现喀秋沙前后转变的巨大、突出喀秋沙遭遇的普遍、强调喀秋沙不是坏人、指明规矩的建立者和破坏者实质上都是贵族阶级等,深刻地揭示贵族社会对底层民众的压迫。
而且他还分别借女仆之间和贵族之间的对话，深入挖掘促使喀秋莎堕落的社会原因，表明贵族与底层民众之间的根本矛盾在于经济利益的对立。
夏衍以此显示贵族阶级与底层民众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强调知识分子只有脱离上流社会的生活环境，真正地融入到底层人民的生活中，建立与人民的联系，才能帮助人民彻底脱离被压迫的命运。
同时，夏衍在重庆改编《复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抗战时期重庆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国共两党自抗战以来展开的文化领导权之争越演越烈。
自1938年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人们日益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抗战任务的艰巨性，旷世持久的战火让文艺创作者们倍感生命的脆弱和欲望的压抑，此时的文艺创作需要重新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参与革命的热情和觉悟，而当局却依然在推行宣扬革命乐观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作品。
1942年，国民党在重庆推销党派色彩极浓的文艺作品《野玫瑰》，作品宣扬美女特工的超凡能力，并给予了汉奸大量的辩白空间。
这部作品虽然受到了一般民众的追捧，在大后方十分流行，但这类文艺作品表现的思想不仅与此时文艺创作的需要不符，而且与左翼作家强调文艺大众化的观点相抵触，因此左翼与当局针对《野玫瑰》进行了激烈地对峙。
在这样的背景下，夏衍到达重庆，以公开的文化人身份开展统战工作，致力于将文化界人士团结到中国共产党周围，创作符合抗战需要的作品。
因而在改编《复活》时，为了激起革命热情，夏衍多次强调了国事犯多，而且在表现革命诗人之死时，将死因由田汉本中的自杀改为被死，主要讨论的人物也由革命诗人涅威洛夫转移到革命者佩特林上，减少了谈革命诗人精神脆弱的一面，更多地展现了革命者刚毅顽强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