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的北伐与蜀汉的危机
景耀六年（263年），蜀汉的天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长安城内，魏将钟会正密集整顿军备，士兵们在他的严厉指挥下调整装备，检查战马。军械被一件件抛光、磨锐，足以见到钟会的意图是大举南下，一举消灭蜀汉。
就在这个时候，蜀汉的将领姜维，经验丰富，洞察敌情，第一时间得知了钟会的异动。他深知一旦钟会南下，蜀汉的国运将岌岌可危。于是，姜维紧急上书给皇帝刘禅，提出了一个详尽的军事部署计划，建议刘禅立刻调集边境的兵力以及精锐部队，强化剑阁等关键防线，以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事。姜维的书信中满是对蜀汉存亡的紧迫感。
然而，刘禅接到姜维的书信时，并非直接作出决策。这个时候，太监黄皓作为宫中的权臣之一，对刘禅有着较大的影响力。黄皓因私心，可能是因为害怕战乱带来的不稳定影响他的地位和权利，他在刘禅面前劝阻皇帝，反驳姜维的建议。黄皓向刘禅保证道，“敌人不可能轻易南下，我们的边境足够安全。”他甚至夸大地安慰刘禅，称魏军的调动可能只是北方的常规演习，无需过度担忧。
作为一国之君，刘禅在多年的统治下逐渐变得优柔寡断，加之黄皓平日里在他耳边的不断工作，使得他更加倾向于信任黄皓的话。刘禅于是下令将姜维的建议搁置，未予以实施。这一决定被迅速传达到各军营，使得蜀汉的多位重臣如云英、马良等也因此未能得知钟会的真实动向。
魏军南侵与蜀汉的抗御
同年夏季，魏国的权臣司马昭作出决策，命令钟会与邓艾领军直指蜀汉。钟会带领的部队汇集于陇西，而邓艾则从子午谷方向发起进攻，两股势力形成钳形之势，对蜀汉构成巨大威胁。
面对魏军的强势侵袭，刘禅的情势变得异常紧迫。在内部讨论后，刘禅决定派遣张翼、廖化以及董厥等将领前往关键的防线进行抵抗。张翼被派往汉中，这里是进入蜀汉的必经之路，而廖化和董厥则分别前往其他关键位置，以构建一个坚固的防御网。在这紧要关头，刘禅还宣布改元为“炎兴”，希望此举能够提振军民的士气，强化人心。
姜维则负责剑阁的防御，这里是蜀汉的门户，一旦失守，整个蜀汉都将面临直接威胁。姜维调集了手下精锐，构建了坚实的防线，力图阻挡钟会的十余万大军。剑阁山路险峻，加之姜维布下的重重防御，初时确实让钟会的军队进展缓慢。
然而，邓艾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不走寻常路，选择了一条隐秘而又艰难的小道——偷渡阴平，这是一条过山的秘径，常人罕至，兵家更是少有涉足。邓艾带领精锐部队夜以继日地翻越险峻的山脉，躲避了蜀汉的主力军队的眼线。
邓艾的行军速度之快，出其不意地直指成都，使得蜀汉的战略防线出现了严重的破绽。成都，作为蜀汉的心脏地带，一旦受到威胁，整个国家都会动摇。消息传来时，成都陷入了一片混乱，朝中的官员和军队急忙调整部署，试图堵截邓艾的进军。
诸葛瞻的英勇与牺牲
在涪城，诸葛瞻指挥蜀军与魏军的前锋部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利用涪城坚固的城防和地理优势，成功地抵御了邓艾部队的首轮进攻，使得魏军暂时无法快速推进。
涪城之战的初胜，使得蜀军士气得到了一定的提振。诸葛瞻在防守中表现出了相当的军事才能，通过巧妙地利用城墙和附近的自然地形，布置了一系列的防御措施，如深沟高垒、箭楼和投石机等，有效地增强了城防的威慑力。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邓艾并未因此次挫败而放弃进攻，反而加大了兵力，进行了更为猛烈的冲击。面对日益严峻的战况，蜀军中的高级将领黄崇建议诸葛瞻应该放弃涪城这一险要位置，转而采用机动战术，以避免与魏军的正面硬撼。黄崇认为，持久防守在物资和兵力上都将极大消耗蜀军的战斗力，而且魏军的兵力和物资远胜蜀汉，蜀军若固守一地，将难以为继。
诸葛瞻虽然重视黄崇的意见，但最终决定继续坚守涪城。他认为涪城的地理位置对于蜀汉来说极其重要，一旦失守，将直接威胁到成都的安全，因此坚持要在此地进行防守。
最终，邓艾调整了战术，通过连续的夜战和偷袭，成功地疲惫了蜀军的守军，使蜀军的防线出现了缺口。在一次特别激烈的战斗中，诸葛瞻亲自上阵，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稳定战局。然而，由于连日来的激战，加之魏军兵力的优势，诸葛瞻最终在绵竹附近英勇战死。
刘禅的决断与蜀汉的降魏
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刘禅感受到了蜀汉存亡的危机，决定召集群臣进行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在成都的宫廷内，群臣们聚集起来，面对的是一个陷入深重困境的蜀汉。
在会议中，各种意见交锋激烈。光禄大夫谯周在会上提出了投降的建议，他认为鉴于魏军的兵力远超蜀汉，且蜀汉已经损失了多位将领和大片土地，继续抵抗只会带来更多无谓的牺牲。
与此同时，刘谌提出了背城借一的策略，希望能够以成都为根据地，死战到底。他坚持认为只要蜀汉尚存一兵一卒，就应当继续抵抗，保卫国土。
然而，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群臣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许多人因为恐惧战争带来的更多破坏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开始倾向于谯周的建议。刘谌见自己的主张未被大多数人接受，深感悲愤与无力。他的决定令人震惊——在一个黯淡的夜晚，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随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刘禅在面对这样的局面时，最终选择了采纳谯周的建议。刘禅的决定被认为是基于对当前形势的无奈接受，以及对于避免更多无辜生命损失的考虑。于是，他命令邓良、张绍与谯周携带降书，前往邓艾的营地，以表达蜀汉的投降意愿。
刘禅的流放与末路
景元五年（264年）三月，随着蜀汉的正式灭亡，刘禅及其家人被迁往魏国都城洛阳。这一迁移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代表着刘禅从一国之君到普通王公的身份转变。他们的行列中，仅有少数忠诚的大臣如郤正和张通陪伴左右。
到达洛阳后，刘禅被安置在城中一处相对宽敞的府邸，这里与他在成都的宫殿相比，无疑显得简朴许多。尽管身处异国他乡，刘禅及其家人努力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然而，魏国的权臣司马昭对刘禅仍然心存疑虑，担心这位前蜀汉皇帝可能成为反抗的象征或被他人利用。
因此，司马昭秘密派遣了密探，监视刘禅及其家人的一举一动。这些密探混迹于府邸的仆人中，或假扮过路行人，日夜不停地观察着府邸的出入和活动。
在这种监视的压力下，刘禅决定采取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回应司马昭的疑虑。他命人准备了一个木牌，亲自在上面书写了几个大字，然后挂在了自己居住地的门口。这个行为在府邸内引起了一番小小的骚动，甚至连身边的侍从都对此表示好奇和困惑。他们不明白这样简单的举动是否能有实际效果，侍从不禁问道：“这样真的有用吗？司马昭真的会因此放下戒心吗？”刘禅只是神秘地笑着回答：“等着看就知道了。”
当监视刘禅的密探发现这块挂在门口的木牌，他们立即返回报告司马昭。司马昭听闻后，特别询问了木牌上的字眼。当他得知这几个大字的内容后，意识到刘禅并无他图。
明晰的意图与晚年的平静
司马昭在得知刘禅挂在府邸门口的牌子内容后，经过一番解读，最终理解了“中山寨”这几个字的真正含义。原来这是一个巧妙的倒读，读作“在山中”，透露出刘禅希望隐退的愿望。司马昭因此明白了刘禅的表态，意识到刘禅已无意再参与朝政。
晋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随着司马炎的登基，新的朝代晋朝正式建立。尽管政权更替，刘禅的身份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他继续保持着安乐公的封号。在这一时期，刘禅仍旧享有一定的尊敬和待遇，朝廷还特别赐予刘禅的子孙一些荣誉和职位，例如将刘禅的子孙中的一人封为驸马都尉。
然而，刘禅的家族并不完全是平顺的。刘禅的长子早年便已去世，按照常理，次子应当继承爵位。但是，刘禅在不顾朝臣文立的反对下，偏爱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刘恂，最终决定由刘恂继承安乐公的称号。
刘禅的晚年相对宁静，尽管他被迁至洛阳，远离了自己曾经统治的土地，他的生活却较为安稳。他享受着晋朝提供的待遇，没有再涉入任何政治纷争，过着相对隐退的生活。然而，历史的巨轮继续前行，到了泰始七年（271年），刘禅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参考资料：[1]管维良.刘禅昏庸说质疑[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73-7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