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衔仪式
在1928年，朱德和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残部抵达湘南地区，激起了一场规模虽小但影响深远的“湘南暴动”。尽管此次暴动未能达到南昌起义或秋收起义的声势，它却在周边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江西的崇义县，此地的党组织受到极大的鼓舞，并迅速响应发起了起义。然而随着湘南暴动的逐渐平息，其领导人之一谢焕文的到来更是极大地激励了当地同志们的士气。不幸的是崇义地区的起义最终未能成功，其中的核心领导人如谢世骙等不幸牺牲。
在这种背景下谢世骙的牺牲成为了他年仅13岁的儿子谢振华革命道路的开始。谢振华在父亲牺牲时已经有一年的革命工作经验，他曾试图加入红军，但因年纪过小被拒。他没有放弃，而是转而投身少先队工作，展示出超乎年龄的坚持和成熟。
谢振华
谢振华的才能很快得到认可，两年后，他因领导少先队的卓越能力被调入主力红军。在这里谢振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重要导师黄克诚。黄克诚认识到谢振华的潜力，决定不让他直接上前线，而是送他到政工干部训练队接受更系统的教育，为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干部做准备。
这个训练机构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培养基地，其毕业生通常直接成为干部，与谢振华同时接受训练的还有苏振华、甘渭汉等未来的同志。几个月的紧张学习后，谢振华被任命至青年部任干事，不久后随着红三军团新兵营的组建，他又被调派为教导员，此时他年仅16岁。
16岁的谢振华已展现出不同凡响的领导能力，因此被再次选拔，送往红军的政治班深造。在那里他有机会听取毛主席、周恩来等军政领导的教诲，这对他的思想和战术理解有了极大的提升。学成归来后他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红五师十四团的政委，负责主力团的政治工作。
合照
谢振华在这一职务上表现出色。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尽管上级有错误指挥，但谢振华在高脑虎地区带领十四团奋勇阻击敌军，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领导力。他的团在激烈的战斗中取得显著成绩，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年轻军官的卓越才干和领导能力。
1935年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央红军终于抵达陕北。随着局势的变化，毛泽东预见到全面抗日战争的临近，决定加强军队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因此提议选拔一批优秀干部赴红军大学进修。谢振华，作为一名表现卓越的军事干部，自然位列其中，并荣任第二队政委。
1936年6月，毛泽东在视察红军大学时，与谢振华有了一次深刻的交流。毛主席笑着提到：“你从科长升为政委，看来我们的红军不仅要战斗，还要学习，真正做到文武双全。”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谢振华，成为他一生的宝贵回忆。在此之前，他曾经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执行科长。
谢振华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谢振华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政委，与团长韦杰——后来的开国中将及解放军第60军军长——共事。八路军当时共有15个团，谢振华能够担任其中一团的政委，显示出上级对他的深厚信任。
然而，值得遗憾的是，尽管谢振华在抗战中屡立战功，他在1945年的军衔授予中相对较低。这部分是因为他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委任职不久后便被调往总政治部敌工部担任副部长，此后又进一步前往马列学院深造。1940年学成后，他被派往华中地区参与抗战，历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及敌工部部长。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对新四军进行了重组，谢振华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三师24团团长。尽管抗战已过半，他依旧担任团级干部，令人意外的是，即使职务多次变动，他的级别始终未变。抗战胜利后，谢振华不仅继续担任团长，还兼任政委。
随着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带领主力北上东北，谢振华则留守华中地区，担任华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副政委及新十旅副政委。这段历程虽然谢振华的职务变化频繁，但每一步都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深切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他的事迹在部队中传为佳话。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谢振华通过显著的军事才能，在多场关键战役中表现出色。尤其是在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中，他的英勇表现赋予了他在军中的声望显著提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强渡长江、首次攻入上海浦东时的表现，这些行动大大提高了他的战术地位。他指挥的第30军在上海战役中担负重任，成功攻占了上海的多个外围防御要点。
在激烈的战斗中，谢振华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特别是在攻占如苏州河和虹口公园等关键地区时，他亲自带领突击队伍，展示了军官应有的勇气和决断力。这些成功的战役使得1949年，年仅33岁的他被提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军长，成为当时全军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官之一。
谢振华
然而在1955年军衔授予时，谢振华并未能如期获得中将军衔。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早年抗日战争中，他长期担任团级以下职务，如团政委，这使得他与其他同期将军相比，在高级指挥经验上稍显不足。
此外1955年的军衔授予过程中，需要在有限的名额内平衡各种利益和贡献，导致许多资深将领的实际军衔都未能完全匹配其军事功绩。此时的军队中，还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即高层指挥官应具备足够的年龄和丰富的经验来应对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尽管谢振华具备出色的军事才能，但在授衔时不到40岁的他，在资历和年龄方面相较于其他中将显得较为年轻，这无疑成了他晋升的一大障碍。
尽管军衔授予时存在争议，其他一些将领如王进山和钟伟等也表达了对军衔结果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队的内部氛围。然而与他们不同，关于谢振华的传闻中并没有表现出他对于军衔未能晋升的不满，这反映了他对于个人荣誉的淡泊。
谢振华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形势波动，为稳定各地局势，中央决定从野战军中抽调干部赴地方任职。1968年谢振华被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司令员，负责维持军区内部秩序。随着次年中共九大后，山西省内武斗加剧，中央进一步授权谢振华领导山西省的核心小组及省革委会，全面负责地方治安。
谢振华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迅速开展群众工作，成功解散多个武斗团体，拆除了众多武斗据点，严令交出所有武器。他的坚决和果断有效平息了长达两年的武斗乱象，逐步恢复了社会秩序。
1971年，谢振华因其在山西的成绩被提升，兼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多重职务，集中了省内的党政军权力。然而，这样的权力集中也使他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目标。
军队
1974年初，山西省晋剧团参加北京的文艺汇演时，他被指控企图为刘少奇“翻案”，引发了一系列政治迫害。这场污蔑导致他被解除一切职务，并遭受连续60多天的批斗。在极度困境中，谢振华只得向毛泽东直接求助，最终得到了“到此为止”的批示，使得迫害才得以终止。此后几年，他虽未被正式复职，却也未再受到骚扰。
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和陈云重新启用谢振华，他被任命为昆明军区政委，1985年，谢振华将军作为昆明军区的政治委员，本应在即将推行的新军衔制中获得上将军衔，与其他老开国将军如洪学智、张震等人一样。
然而就在6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只能保留成都军区或昆明军区其中之一。最终考虑到成都军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昆明军区被决定裁撤，尽管它仍然承担着对越边境的重要作战任务。
昆明军区的司令员张铚秀和政委谢振华对这一消息感到震惊。尽管这个决策让很多同僚感到意外，但两位老将军很快调整了心态。在对西南地区的地理战略考量后，中央选择保留成都军区而非昆明，因为成都位于西南中心，交通枢纽作用显著，对守护西藏和边疆至关重要，而昆明的位置偏远，交通并不便捷。
在了解了中央的考虑后，张铚秀和谢振华开始认识到，从整体战略上看，保留成都军区而非昆明是合理的选择。昆明的地理位置使得其难以有效指挥西南的军事行动，而成都的地理和政治位置则使其成为战略上的首选。
在这次重组后，虽然杨尚昆在通知时表现出了突然，但他也对张铚秀和谢振华进行了个别沟通。面对即将退休的张铚秀，杨尚昆表示不会再安排新的工作给他。而相对年轻的谢振华被提议转至军事科学院担任政委，以便保留他的经验和才能。但谢振华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认为在这个关键时期，应当以身作则，不搞特殊，不能只顾个人的职位而忽视部队的整体利益。他坚持要与昆明军区的部队一起完成最后的善后和调整工作。
王诚汉
谢振华在与中央的对话中表达了自己的决定：“我愿意将位置让给年轻一代，中央不必为我担忧。对于昆明军区即将退役的干部，我有责任妥善安置好每一位。”因此，他在成都军区仅以副书记身份挂名，在昆明军区继续担任善后办公室主任，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
1986年，随着军区重组的完成，谢振华选择退休。1988年军衔恢复时，王诚汉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谢振华则错过了这一荣誉，但这种牺牲个人荣誉以维护部队和谐和利益的决定，使他在同僚和下属中的威望更加显赫，被后人铭记为一位真正的军人。
但谢振华的决定和行动体现了他对职责的深刻理解和对年轻一代的支持，这种无私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至今仍让人敬佩。在军事和政治的巨变中，谢振华的形象永远铭记为那个坚守原则、无私奉献的老一辈革命家。
2011年，谢振华将军逝世，留下了深刻的军事和人格遗产，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