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淞沪地区的剿匪斗争
1949年5月，松江解放后，成立了松江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松江警备司令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我以松江军分区副司令的身份，兼任了松江警备司令部司令，当时首要任务是开展剿匪斗争。范围包括上海、嘉定、宝山、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川沙九县即当时的松江专区。
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全部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人民政府和各级军事机关颁发布告，号召各界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协助军队和政府完成地方剿匪任务。
这一带匪情我原来是有所了解的，但1945年我离开淞沪地区4年多，情况有很多变化。解放军渡江后，这些残匪，一部分逃到台湾，一部分带了武器窜到沿海岛屿，与我们隔水对峙。这些匪徒勾结陆地土匪，进行骚乱抢劫活动，破坏性很大。剿匪斗争和过去打游击不一样，我们现在政权在手，不能打了就跑，而要在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地方公安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依靠党的政策，彻底清剿。
当时，我们党的基本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凡被迫、被骗为匪者，只要能脱离匪帮，前来登记投诚，一律从宽处理；土匪、特务分子自动密报匪情，率众来归，带枪投诚，或押、枪杀匪首，因而立功者，除将功赎罪外，亦酌情予以奖赏；凡罪大恶极，坚不悔悟者，定予依法严惩，至于自愿立功赎罪、并见诸事实者，亦给予最后改过自新之路。同时，对匪属和知情不报或隐藏包庇匪特分子等事项，都有明确规定。在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土匪、特务，弃暗投明，前来自首登记，各种枪支弹药缴获不少。仅奉贤一个县，在1949年夏，就收缴了各种枪支283支，各种子弹3300余发。
剿匪初期，一线是野战军，主要对付舟山群岛的国民党武装残敌。二线是我们军分区，主要是清剿匪特。那时我们分区的部队也不少，除分区本身有警备团外，各县还有县总队设有独立营。三线是公安部门，主要任务是肃特。我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了确保大上海周围的安全，由上海警备区统一协调，经常召开有关方面会议。那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是郭化若，剿匪工作由参谋长林维先和军法处长刘新屏具体负责。我们军分区的剿匪工作与松江专区公安处处长赵一德，经常交换情报，配合得很好。公安处的侦察科长林有用同志，负责海防公安工作，是个浦东通。以后嵊泗列岛划归苏南行署以后，他专门负责海上剿匪，作风细致，工作踏实。
随着剿匪、肃特的不断深入，派遣与反派遣斗争愈来愈尖锐。那时，大陆已全部解放，但隔海相望的舟山群岛仍控制在敌人手里。大陆的匪首就纷纷逃往海岛，潜伏大陆的匪特因有敌占岛屿依靠，活动也比较猖獗。大陆的匪特被我们搞掉了，敌人又从海岛派遣潜。我们也改变了剿匪的战术，展开派遣与反派遣斗争。我布置了一些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敌人的情报，掌握敌人的派遣计划，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这是我们沿海剿匪比较深入的一个阶段。
海岛敌人派遣匪特，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小股武装匪特偷渡，一是利用商人船只潜入大陆。但不管哪个途径，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电台偷运过来，寻找关系潜伏下来后，再与敌特机关联络。敌人搞我们的情报，主要也通过这两个渠道：一是潜入大陆的匪特，通过电台发送过去；一是利用商人。那时大陆与海岛，红、白两区的物资差价很大，大陆缺少海货，海岛除水产外几乎全缺。我们政府允许经商，既能在经济上进行交流，又可在政治上加以利用。所以，那些敢于冒险的，或者有一定背景的商人，就来往于大陆与海岛之间。生意好做，风险当然也很大。而我们在沿海的剿匪肃特斗争也更加复杂。
针对这一复杂情况，我们因势利导，开展针锋相对的反派遣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选择那些秘密向我投诚的，又愿意将功赎罪的人员，交待他们继续与敌特联系，从而使我们能够发现一部分秘密敌特电台。然后再把这些敌特秘密逮捕起来，对其中真心诚意悔过自新的，交待任务后再秘密释放，在我们的严密控制之下，继续与敌特机关联系。这像层层剥笋一样，一直剥到敌人心脏内部。当然，这些对象里也有瞒过我们仍在为敌人干事的，但这毕竟是数，这些人我们也有办法了解他们的行动。二是利用原伪方头目，把他们的亲信、徒弟派遣到海岛，打入敌人内部，控制和掌握敌人的派遣计划与大陆敌特的活动情况。如，我们通过蒋树楼的关系，派他的徒弟陆阿二，用假装"潜逃"洋山岛的办法，打入顽匪张熙明部。但这家伙开始还听我们的，后来又死心塌地跟敌人干了。我们了解这一情况后，当他窜回上海时就逮捕了他，把他枪毙了。三是利用商人掌握海岛敌人的情况。在这些商人中，单纯做买卖是不可能的。他过去，敌人要做他的工作，探听我们的情况；他过来，我们要做他的工作，了解敌人的情况。这要看谁斗得过谁。我们的条件当然要比敌人优越，因为这些商人的家眷和财产绝大部分都在大陆，加上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及我们政策的威力，倾向于我们的多。我们派遣工作十分细致，应付敌人的内容与方法都作了详细研究和交待，取得很大成功。像蒋树楼这样的人，我们也允许他去海岛做过生意。
在这过程中也有误差的。如杨春法，解放后他潜往海岛去做生意，被海岛的敌人抓起来，几乎被枪毙。后来，认识杨春法的匪特王铁英救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并给他发了一张匪特证件。杨回大陆做生意，敌人的证件被我方查获，把他作为派遣匪特枪毙了。我知道这个情况时已无法挽救。杨春法在抗日期间为我党我军做了不少工作，他的那个特务"证件"，并不是真正投敌入匪。"文化大革命"后，我出具证明，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予以平反。在当时情况下，发生这种差错是难免的，但我们的反派遣工作，确实做得很成功。敌人派来一批，我们就抓一批，抓住并缴获了不少隐藏很深的敌人和武器。奉贤七仓墩、褚家聚一带的土匪头子黄志明，浦东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的这股武装土匪被我击溃。黄志明化装成女人潜伏在上海。后来，我们通过派遣关系把他的秘密侦破，将他逮捕镇压了。
在剿匪斗争中，我们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在1952年，我也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华东军区出版的内部小报《前线》的第一版。
5．解放嵊泗列岛
1950年6月初，我接到苏南军区刘先胜司令员的命令，要松江军分区配合淞沪警备区九十八师去解放嵊泗列岛。王
嵊泗列岛是舟山群岛的一部分，由嵊山、泗礁和大小洋山等岛屿组成，属江苏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大上海的门户。它是保卫上海的第一道防线，但从清朝一直到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在那里设防，只是在吴淞口搞了个吴淞要塞作为所谓前沿防线。日军"一二八"、"八一三"两次进攻上海，都是以嵊泗作为滩头阵地，发起攻击的。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嵊泗，把它作为一艘不沉的"兵舰"，想哪里登陆就可以在哪里登陆。
盘踞在嵊泗列岛上的国民党匪特，大都是江苏、浙江沿海反共反人民的顽匪。像苏北的袁国祥、胡老九，川沙的张阿六（又名张惠方）、张熙明（女），南汇的王铁英、吴桂全，平湖和江浙之间的黄八妹（女）等。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老土匪。
解放嵊泗列岛的战斗，经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审批，由淞沪警备司令员兼政委郭化若、副司令林维先、副政委欧阳平等具体组织。这次战斗以淞沪警备部队九十八师为主力，松江军分区部队协同作战。那时松江军分区属于苏南军区领导。苏南军区的党委书记是陈丕显，司令是刘先胜同志。
部队作了充分准备后，调动了吴淞要塞的部分军舰、炮艇及航务局和水产局的部分船只，组成由30多艘军舰和船只的攻击力量。我通过蒋树楼的关系在浦东请来一批熟悉泗礁、嵊山、洋山水路的船老大为部队领航。
我军是在1950的7月17日同时分路进军的。由九十八师参谋长鲁突率领的一路攻打嵊山岛。他们这一路在嵊山的箱子岙打了一仗。台湾的国民党立即电告嵊山匪特，要他们坚守住，说将派飞机和兵舰来支援。因此，这些匪特顽抗了一阵。结果国民党一架飞机、一条兵舰也没有来。我部冲上岛屿，全歼匪特。在指挥嵊山的战斗时，九十八师参谋长鲁突和二九三团团长曾永华、政委边立敬、团政治处主任李平书等，都在"源江号"炮舰上指挥。该舰遭到嵊山匪特的炮击，领港船老大戴阿宝不幸牺牲，还牺牲了1名战士，几名受伤，毁了一门六 O 炮。
另外两路是，二九四团团长赵克显率该团三营负责解放大小洋山。我和师政治部主任寿文魁率领指挥所、警备司令部侦察处长李乃文、师后勤处长李级三和作战参谋孙廷桢等带领二九三团三营负责解放泗礁。泗礁是个大岛，原来我们估计上面可能有较多的匪特部队，我们的兵舰开到泗礁时，见岛上有人走动，就用机枪扫了几下，结果没有遭到还击。我们上岛后，一部分顽抗的土匪被消灭，其余多数被活捉了。实际上有些匪特，得知我们要去解放嵊泗的消息后，已跟一些国民党残匪，逃到台湾等其他岛屿上去了。留下来的都是些死顽分子和没有办法逃走的土匪。
解放嵊泗列岛的战斗，共俘虏匪特390多名，其中"牛毛司令"就有十几个。这些俘虏经军管会预审，全部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讯后，交各县地方政府惩办，大多数被判徒刑，个别罪行严重的首犯被处决。匪首王八妹、张阿六、袁国祥、贺老九等都已经逃跑，他们都有机帆船，一看大势已去，丢下徒子徒孙，扬帆而去。贺老九的这一小股土匪，1962年再次窜犯大陆，在盐城沿海一上岸就被我们全歼了。
嵊泗解放后第一任军管会主任是鲁突，副主任是我和寿文魁、边立敬。3个月后，鲁突、寿文魁率九十八师回上海，由二十四团来接防。嵊泗列岛由苏南行署划为特区，我任特区军管会主任。军管会的办公室设在菜园镇。我们在原来办事处的基础上，增派一些同志，由陶清任公安局长，还有江革、李华等组成地方领导班子。并派二十四团政委丁力负责地方工作，从二十四团抽了一些同志，进行乡镇和村的政权建设，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
1951年，美国侵朝司令麦克阿瑟竟把嵊泗渔场划入所谓"麦克阿瑟线"内，我们不承认这条线。日本人也垂涎三尺。日本人到我国领海来捕鱼，我们就把他们捉住，扣留渔轮，人放回去。每捉一次，就向日本当局抗议一次，直到他们承认错误，我们才把渔轮归还他们。驻防的二十四团改编为海军后，建立了嵊泗海军巡防区，坚决保卫我国的领海主权。
嵊泗列岛被人称为"金银岛"。嵊泗渔场是我国最大的渔场之一，盛产带鱼、黄鱼、鳗鱼、海蛰等。在反动派统治下，这里的渔民却过着缺吃少穿的贫苦生活。岛上的渔霸称为"柱首"，他们与海匪、官府、商人勾结起来，控制着全岛的一切权力和资源。他们开的渔行，垄断市场，欺行霸市，一到渔汛立即杀价，廉价收购。他们开着店铺，什么油、盐、酱、醋、米、烟、酒、茶、布、柴，都高价出售。大陆上的投机商人，也纷纷赶去，用各种各样的花招盘剥渔民，甚至连妓女也带到岛上。国民党的这个税那个捐的，也不断地敲诈着渔民。再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渔霸的利诱威胁，封建迷信的束缚（渔民信奉"龙王爷")，渔民们生活在贫困愚昧之中。我在岛上，就从发动渔民开展反霸入手，进一步肃清岛上残余的匪特。开始，渔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就热情相待，主动接近与关心他们，通过个别串连，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后来又从大陆派来一些地方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凡事"诚则灵"，在我们的感召下，群众发动起来了，斗倒渔霸"柱首"，挖掉渔民的穷根，摧毁土匪赖以生存的基础，海上剿匪取得了全面胜利。
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生产队。我们部队一上岛，就在那里带头打井和开荒种菜，发动渔民生产自救，帮助群众渡过困难时期。地方政权建立后，把没收渔霸的财产分给贫困渔民，修复破旧渔船，发展渔业生产。还建立了商业网点，公买公卖，这样使广大渔民在生活上也得到了改善。我在岛上呆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潘兰珍同志也随我在驻岛医务室工作。
6．彻底清剿太湖土匪
嵊泗列岛海上剿匪斗争结束以后，我奉苏南军区之令领导太湖剿匪指挥部的工作。那时，已是"三反"、"五反"时期了。
太湖地区的土匪，十分复杂，源远流长，在旧中国一直是一大患。国民党反动派为剿匪也专门成立了水上警察厅，但结果是官匪勾结，越剿越多。抗日战争期间，太湖有我们新四军领导下的太湖游击队，前后领导人为顾复兴、薛永辉，也有"忠救军"和地方恶霸土匪。全国解放后，一些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以太湖为依托，勾结湖匪恶霸，残害百姓，抢劫财物，妄图东山再起。大军南下后，就开始了太湖的剿匪工作。在我来之前，沿太湖的各军分区已经消灭了多股顽匪。如1949年5月，苏州、无锡刚解放，二十四团在吴江震泽一带，消灭了惯匪张本为头目的30多人的武装土匪。
开始，剿匪工作由湖州、嘉兴、苏州、常州等军分区分别进行，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虽然成果不小，但一些顽匪仍有隙可乘，他们到处流窜。特别是那些小股顽匪，隐藏在群众中。太湖附近的一些老百姓，为了免受匪患，也不敢得罪他们。有时匪民混在一起。因此，虽然面上扫清了一些明目张胆、穷凶极恶的土匪，但他们的徒子徒孙，和一些隐藏很深的土匪，仍然未能受到彻底的打击。群众中流传一句话，说："田里野草拔勿光，太湖土匪捉勿尽。"老百姓还是怕土匪，怀疑共产党是否真有力量彻底肃清太湖土匪。
为彻底解决祸害百年的太湖流匪，保护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上级把环太湖的七个市（县），成立统一指挥的苏南军区太湖剿匪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行政上还单独成立震泽县，所辖范围为太湖湖面、岛屿和沿湖的港口码头要地。苏南军区党委抽调一个侦察连，100多人，作为机动部头要地。苏南军区党委抽调一个侦察连，100多人，作为机动部队，派了黄、李两个参谋，一部电台，三条机帆船。总指挥部开始设在吴县光福镇，后来移到吴县东山镇。遇有重大围剿任务，可以随时请调地方武装配合。
当时，太湖匪情有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番号的匪徒，有六七股；还有一伙"水浒帮"。这些土匪成份复杂，流动性大，出没无常，基本上以太湖为基地，也有以陆地为基地的。我根据嵊泗列岛剿匪和反霸的斗争经验，以军事围剿为后盾，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和政策攻势，保护群众利益，孤立顽匪。
剿匪工作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真正做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剿匪一开始，由于匪首的威胁和欺骗，群众不大敢接近我们。我们通过抓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政策攻势，或严惩或宽大。党的政策威力一经发挥，广大群众就觉悟了，首匪和追随者就分化了，民匪也分离了，"老黑鱼"也藏不住了。我们的另一个措施是，通过地方政府把太湖里的渔民组织起来，各种船舶统一登记注册。在苏州胥口、宜兴周铁桥、无锡独山门等通往太湖的重要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对来往船只严加检查。同时要求参加剿匪的战士，都要熟悉渔民、船民、农民、商人的特点和土匪的特征。我还专门给战士上课，讲渔民的脚与一般陆地上劳动人民的脚有什么不同，脸的皮肤有什么不同，要求战士仔细分辨。对于既捕鱼又当土匪的"水浒帮"，只要不是政治性的和犯有严重罪行的，以教育为主，一经查获，登记管理，给予改过自新机会。严加控制太湖里的五帆大船，因为这些船只以湖为家，流动性大，很容易隐藏股匪。对为数众多的小网船，我们动员渔民陆地定居。在沿太湖划出地段，建立行政管理区。这些组织措施，为我们以后有秩序的管理打下了基础。
通过一年多艰苦细致工作，残留小股土匪一一落网。我们消灭了多股国民党"东南反共救国军"残匪，缴获一部分武器弹药。有个匪首绰号叫"小豆腐"，他原是太湖游击队薛永辉司令手下的一名警卫员，抗日战争时期叛变革命，沦为湖匪，罪恶累累，手下有三四个人。"小豆腐"本人隐藏在吴县阳山一带，作案却在太湖地区。群众发动起来后，这些匪徒的老底就一一暴露，无藏身之地，最后全部落网。匪首"小豆腐"被地方公安部门擒获镇压。太湖剿匪完成后，震泽县也随之撤销了。
太湖剿匪结束后，我到了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当校长，校部设在现无锡市委机关的所在地。下设江阴、教育学院、亭子桥和常熟四个分校。到这所学校来的，从排级到师级，哪一级干部都有，而以营、连干部为最多，团级干部也不少。我自己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久，速成中学结束，学员也全部分配，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留下的师资队伍，由速成分校校长胡辛石等同志负责，后成为组建现在徐州师范学院的基础。
1954年，我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经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同意，转业到了江苏省工业厅。1954年5月至1958年4月，我任江苏省工业厅副厅长、厅长、工业厅党组成员，后任党组书记，也是江苏省委委员。1958年工业厅分为重工业厅和轻工业厅，我任轻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64年2月，我调任苏北，任盐城专员公署专员、地委常委，因经常下乡检查指导工作，脚又不方便，组织上就把我调回城市工作。1965年9月，我任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67年2月任苏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苏州市委副书记，1975年11月江苏省委领导决定我离开领导岗位，1982年正式离休。
【朱亚民，1916年12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戚墅堰石家桥。早年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37年任香港印刷业工会执委，监察委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港厂党总支委员，组织部长。1940年2月受命率抗日服务团"返沪，赴浦东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历任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军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支队长，淞沪支队支队长，淞沪地委委员等职。解放以后，历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嵊泗列岛军管会主任，江苏省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委员，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务。1982年正式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