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这位中国出版业巨子，1867年10月25日出生于广州，幼时在粤东度过，14岁时，随母举家迁回原籍浙江海盐。
海盐张氏一脉久负浙西望族世家之名，历代致力于藏书、著书、刻书的事业，隽才代出。张元济最为景仰的是九世祖螺浮公张惟赤，“涉园”就是此公致仕回籍后，将其父藏书研读之庐“大白居”拓建而成。
张元济回海盐后，与同族伙伴出城寻访涉园遗址。此时涉园在经历兵燹之后，不复昔年气象，园中藏书也作星离云散。已成断井颓垣的故园，让少年张元济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桑。
凭借严格的读书训练和家学熏陶，张元济在传统功名之路上一帆风顺，1892年5月中进士，旋授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同科有蔡元培、叶德辉、唐文治等，由此走上仕途。
1894年，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贵州司主事。不久，甲午战争爆发了，并以中国战败而告终，此事件成了张元济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开始关心时务，探求变革中国的方法，并对西学产生浓厚兴趣。
1895年冬，张元济与友人陈昭常等创立“健社”，致力于有用之学，此观念与严复当时阐述的理念颇为相似，两人因此订交。张元济身体力行，自学英文，并创办西学堂，翌年更名为通艺学堂。
张元济亲自为通艺学堂制定章程规划，课程首先设英文和数学，待英文精熟之后，再分科学习兵、农、商、矿、格致、制造等。课目设置全面、精细，希望能扩展学员的新学知识。
光绪皇帝要读西方新学的书，开列书单下交总理衙门，朝中竟无人通晓，京城书店更是少有这样的书，而张元济却能把它们收罗齐全，这给光绪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98年6月11日，历史上波诡云谲的“百日维新”拉开序幕。6月16日，光绪破格召见张元济。张元济建议光绪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方面专业人才，设馆储才，为他日国家用人打好基础。
这次长谈，让张元济五味杂陈，皇帝“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以后，张元济还有此次见面的回忆文字。
戊戌年，晚清王朝的这场政治自救，仅仅持续了103天。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张元济与王锡蕃、李岳瑞同处“革职，永不叙用”。
1898年，张元济携家眷定居上海。在李鸿章的推荐下，被盛宣怀聘为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这次任职，可以说是张元济理想的延续。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本书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所写。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原富》仍然是经济学经典著作。
当时的张元济看重的是英才的培养。南洋公学期间，他创办了“特班”，这个特班，按盛宣杯的说法，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却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
张元济认为八国军祸是当局缺乏外交知识、一味盲目排外的结果。1901年，他与蔡元培、赵从蕃等人发起创办《外交报》，希冀普及现代外交观念、国际知识，以此对当局产生影响。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相识于印书业务中，二人志同道合，夏瑞瑞芳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这成了此后几十年中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
其实，这与他一向提倡教育、启迪民智、提高民族素养的主张不谋而合。这样的转变，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他的思想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
1903年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正式成立，张元济担任第一任编译所所长，还聘入一批年轻、有新型知识的知识分子翻译各国书籍，其中不少是国外近期出版的图书，还有一些是各国教科书。
张元济进入商务编译所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成果是主持编纂了《最新教科书》。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
《最新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于1904年4月8日出版，仅几天便售罄，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
这套百年前的国文教科书，严格把握由浅入深的编纂原则，注重学生品格的养成，提倡爱国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还适当引入外国故事，比如《华盛顿的故事》和《伊索寓言》，使儿童从小就知道中国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1904年，张元济创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图书室（后定名为涵芬楼），第一批购入会稽徐氏镕经铸史斋的藏书，把五十大橱全数买下，作为资料室奠基的藏书。他的寓所门口为此常年挂着“收买旧书”的铁皮牌。
1905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资，张元济等人开办了两期小学师范讲习所，同时创办一所实验小学。后来该小学成为上海一所有名望的学校——尚公小学。
推介西学，要找最好的翻译。自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出高酬求得严复版权。从1903年底签订《社会通诠》出版合约起，商务印书馆均按书价的百分之四十付给严复版税，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社会通诠》出版合约成为我国最早的版权合同。
1906年初，张元济接到官复原职、调入学部参事厅的公牍。同年3月，张元济进京任职，后到外务部。在京三个月，他给学部大臣提出了11件条陈，对学部掌握全国的教育行政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条陈中，张元济认为要普及教育，需多设学堂。在学堂完备、学生入学艰阻之时，学费宜减轻，便于更多学生入学；反之，学堂缺乏，而学生入学踊跃时，学费可稍提高。他还拟出了各级学校的收费标准。
从这一次出京后，张元济便绝迹仕途，一心一意忙于出版业务。1907年，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推出一部80册400万字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此书的出版正好应了立宪运动的需要，为各界系统地了解日本明治以来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资料。
1908年秋，张元济赴日考察一个月。在日期间，听闻清廷开设国会，并将期限定为九年的消息，欣喜万分。回国后，他立刻着手编译普及宪政知识的书籍。这是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支持立宪的实际行动。
为调查欧美初等与贫民教育事宜，并考察各国的出版文化事业，张元济打算环球旅行。1910年旅行前夕，张元济特意定制了西装，又做了发套，把发辫盘在头顶。他穿了这身新装，请人画了一幅肖像，留存至今。
是年3月17日，张元济和他的爱尔兰朋友柯师太福医师同行，两人经马来亚、新加坡、锡兰，入红海，出苏伊士运河，过直布罗陀海峡，由大西洋至荷兰鹿特丹，考察列国历时近一个半月。
在南洋逗留期间，张元济见识了马来亚柔佛的赌市林立，赌徒聚集，押注之声不绝于耳，而从事赌业者多为华人。张元济为此感到痛心不已。
在伦敦，正逢英王爱德华七世病危。张元济经过宫门时，看到不少百姓前来探问英王病情，来者络绎，而医官不时向外宣布病情。见过中国皇帝的张元济，无法理解别国的君民之情。
在比利时，适逢举行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张元济兴致盎然地去参观，却发现无能的清政府把中国馆搞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瓷器、绸缎等展品十分粗俗，陈列零乱无序，观者无不叹息而去。
张元济经荷兰抵达德国，此时蔡元培恰好也在，故友重逢，喜悦之情自不待言。在德国教育当局的安排下，张元济参观了盲童学校、幼儿园、聋哑学校、植物园等，感触颇深。
在德国，张元济重点考察了职业教育，了解到他们的职业教育深入各行各业。张元济采购了大批教育参考资料、书籍，以及盲人打字机、盲人读物等带回国，供商务印书馆同人研究参考。
出版业和印刷业是张元济此次考察的重点。他在伦敦参加印刷展览，又与西欧诸国印刷机械制造商洽谈，认为商务印刷所业务量大，外接印件又多，应及早购置技术水准高的新式机器，以便做到随需随印。
在法国，当张元济得知敦煌文物被盗，他立刻通过驻法公使馆的联系，在汉学家伯希和的陪间下，进入光线暗淡的重房密室，目睹了珍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秘笈。张元济是第一位见到敦煌文物的中国学者。他本欲抄录一份目录，无奈伯氏寸步不离，只得作罢。
应纽约中国留学生会之邀，张元济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耶教与今日中国》。这次演讲是他唯一论述宗教事务的言论，提出了由中国人自办教会的观点。张元济没有宗教信仰，家里也没有圣像。
1910年，张元济发起成立师范讲习社，主要讲授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等课程，入学学生3000余人。张元济采取函授讲习的方式，掀开了我国函授教育史的第一页。
1911年，张元济多次出席并主持中央教育会议，会议通过许多法案，如《初等小学男女同校案》等。同年，张元济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民间组织），被推选为会长。
这一年，张元济又在上海设立法政杂志社，并创刊《法政杂志》。他曾亲自向梁启超约稿，在信中说“冀以普通政法知识灌输国民”，这或许可看做他创办杂志的初衷。
10月12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14日，张元济即通告商务印书馆各部门，除英语和汉语读物外，一切在编、排、印的书稿全部停下。他要求尽快收集资料，编写出版辛亥年粤、鄂、川三省革命纪，接着又编写革命党小传。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商务印书馆也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套民国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宣扬“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这套教科书，一出版便热销，风行海内外。
从这一年开始，张元济为涵芬楼收集全国方志。至1931年，仅方志就有2640多种，25600多册，而这些书都是张元济一本一本收来的。据当时统计，每年有三万多人次的阅读量。
1915年，张元济作出影印《四部丛刊》之规划。从酝酿到初编出版，耗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500多种，3100多册。
出版影印《四部丛刊》最大的困难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甚至专程赴日，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做笔记到深夜。
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张元济终日伏案，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
1916年，五十岁的张元济任商务印书馆经理，负责实际馆务。此时，商务的编译队伍不断壮大，有沈雁冰、蒋梦麟、陈布雷、周建人等，商务所拥有的人才，不亚于一所高等学校。
张元济与中国近代三位著名翻译家严复、林纾和伍光建的交往密切，他们在商务出版了许多蜚声海内外的作品。严复译的《自由论》、《社会进化史》，林纾译的《伊索寓言》，伍光建译的法国大仲马《侠隐记》等，一直保持畅销。
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张元济与他一起编辑《共学社丛书》，商务在经费上给予支持。丛书中有考茨基名著《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等。
同年，张元济请沈雁冰主持商务名下的《小说月报》。从此《小说月报》面貌大改，不再刊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努力宣传“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发表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广为介绍外国文艺。
1921年暑假，胡适来到上海，张元济、高梦旦到车站迎接。商务举行宴会隆重欢迎胡适。胡适作了一番考察后，向商务提出了一份改进方案，但没有同意到商务任职。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广大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商务编译所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沈雁冰等在共产党领导下筹办《公理日报》，张元济等商务领导人纷纷以个人名义捐款。
1926年5月2日，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除移入涵芬楼藏书外，另设有阅览室、杂志陈列室，后增儿童图书室、流通部等，藏书共计33万余册。开馆那天，宾客云集，宝山路上车水马龙，来此借书的读者络绎不绝。
1926年，年满60岁的张元济从商务印书馆退休。翌年，他被东吴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直至1932年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毁之前，商务印书馆的规模和出版水准均可与西方发达国家同行媲美。中国出版家用了3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同行上百年的路，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1929年，梁启超逝世，上海各界公祭，张元济和陈三立主祭。张元济与梁启超是戊戌旧交，虽变法主张不尽一致，但张一直极看重梁在启蒙宣传方面的影响力。20世纪20年代初，梁欧洲游结束回上海曾寄宿于张元济寓所。
1930年8月，由张元济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一种《汉书》影印出版，二十四史版本众多，出版过程十分花费工夫。张元济亲自审稿，日日工作至深夜。《百衲本二十四史》发行不久，就售出了1000余部，成绩斐然。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军轰炸闸北，商务印书馆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均遭焚毁，多年积累之书籍善本大多损毁，只有小部分因藏于银行保险库才幸免于难。
同年8月，商务复业，实行日出新书一种。儿子张树年自美国留学归国，想进书馆，张元济反对，称：“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入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1937年，张元济痛心于大敌当前而当局日益腐败，策划出版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介绍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等十多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还给蒋介石送去一本，附信道：“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
张元济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完稿后，曾回故乡海盐两次，当地俗吏的弊政和陋儒的作为，让他深感痛心。回来后，他撰写了《农村破产中之畜牧问题》《在海盐两日之所见所闻》等一连串针砭时弊的文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往长沙，在上海、香港设办事处，张元济留沪主持董事会，勉强度日。
抗日战争开始后，张元济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继出售汽车后，还把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的一栋两层的洋房也一并出售，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找了一栋新式里弄房租下。此后近二十年，张元济就在这里校勘古籍、书写信札，直到1957年病重住院为止。
1941年，日军查封上海商务发行所及工厂，抄去书籍460万册、铅字50余吨，使在沪的印刷出版陷于瘫痪。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留在上海主持董事会的张元济，没有变更资本，也没有向汪伪政府申请注册。
年逾古稀的张元济，卖墨以资衣食。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张元济的卖墨生涯一直持续到上海解放。
1942年初，有个日本人来到张宅，递来一张印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片求见。正在书写册页的张元济随手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的便条，将其打发走了。
张元济本与汪精卫有私交。20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时，汪精卫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精卫托人带来其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词稿》，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1945年初秋的一个傍晚，张元济搬了一把藤椅，到卧室外的阳台上乘凉。只见不远处一栋洋房里灯火通明，乐声悠扬，原来这是欢庆的音乐，日军投降了！张元济喜极而泣。
1946年，海盐县立初级中学在创办初期向人借房授课，如今借期已到，但校舍无着落，学校便派人到上海与张元济蹉商，租借他家祖宅，先生欣然同意。1951年，病中的张元济致函给海盐县人民政府要求捐赠祖宅。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大批学生。张元济立即联合陈叔通、唐文治、李拔可等老人共同具名，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
1948年9月，张元济先生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张元济第一位发言，他发言的中心是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可谓语惊四座。会后，他把这篇讲话稿印成小册子，取名《刍荛之言》，分送亲朋。
1949年，张元济赶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观看了阅兵式。
10月11日，毛泽东邀张元济和周善培到中南海共进晚餐。宾主叙谈了两个多小时，张元济提出了“广开言路”“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为农业，再次为工业”等多项建议。
自京返沪后，八十二岁的张元济没有好好休整，在年末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突发脑血栓倒地，虽经抢救脱险，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从此缠绵病榻十年。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葛芃吉先生擅长昆曲，知道张元济喜爱昆曲，便邀了曲友，带了鼓板、笛子，到病房中演唱。张元济最感兴趣的是《牧羊记·望乡》和《铁冠图·刺虎》，悲壮的词句使病中的张元济激动万分。
1950年，病榻上的张元济开始整理《涵芬楼烬余书录》。全书1951年5月由商务出版，分为4卷，线装装订成5册，书末附有《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著录了被毁善本古籍1700余种，是中国文化史上旷古罕见的浩劫的记录。
卧病家中的张元济仍关心国事，每天用放大镜看报。当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后，他致书毛泽东，提议增设西藏语文专校，编辑藏文常识之书。毛泽东对他的建议很重视，一星期后就回信了。
1956年，90岁高龄的张元济仍心忧国事，给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劝其效仿五代时吴越国的统治者钱镠，纳土归顺，以促成中国统一大业。此信转呈给中央，毛泽东看后大为赞赏，同意由中央广播电台及福建电台对台湾宣读。
1959年8月14日，一代出版巨擘张元济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93岁。“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他矢志不移、苦心孤诣，以出版来推动教育，寻求中国富强之路，为启迪民智、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