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6年，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创立代国，后改称魏，史称北魏。这是一个能征善战的部落，经过多年的征战，疆域不断扩大，到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从而翻开了平城作为北魏都城的历史篇章。
拓跋是北魏的开国皇帝，史称道武帝。他是一位颇具韬略的政治家，文治武功，谋略过人，带领北魏王朝迅速崛起。大军在道武帝的带领下浩浩荡荡进入了繁华的平城。
入城以后，道武帝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京都初定，百废待兴，为了治国安邦，他正在酿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计。
此大计为：利用武力不断扩张自己的统治，同时将宗教作为统治的重要政治工具。道武帝立即召集群臣，阐述了他的想法，他的治国之策得到了大臣们的积极响应。从此，平城与佛教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在平城发生了中国佛教史上一段精彩的故事。
积极倡导宗教的诏书很快就颁布天下。百姓们拍手叫好，僧侣、道士们更是欣喜若狂。平城的大街小巷到处是奔走相告的人们。
在皇帝的支持下，平城掀起了大规模的建设热潮，在建造皇宫的同时寺院得到了及时的修，僧人、道士们得到特有的尊重。大量的编民投入到平城建设，特别是佛寺的建设，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寺院、道观成为当时平城的一景。
一座五级浮屠在平城即将建成，道武帝率文武大臣亲自到场，只见讲堂宏伟，殿宇楼阁一应俱全，僧侣们各司其职，潜心念佛。眼前所见的一切令道武帝非常高兴。
其实，鲜卑族对于佛教并没有太多的认识。早先的祭拜大多因地制宜或利用天然洞窟进行，仪式也没有太多固定的程式。天然洞穴“嘎仙洞”就是北魏早期最著名的祭地之一
当年，鲜卑族为了与汉族和好，派沙漠汗到中原当“质子”，与中原人建立友好关系时，才开始接触到佛教。但之后鲜卑人怕沙漠汗的“汉化”会对本民族造成伤害，故在其回国途中将他杀害。
鲜卑族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在道武帝的苦心经营下，逐渐在北方确立了霸主的地位。定都平城后，在与中原文化不断交融碰撞中对佛教的认识逐渐深入。
公元397年，道武帝率兵攻打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省定县），大胜。北魏占领了中山。
大军入城后，道武帝看到城中的僧侣和道士对他的将士们十分有礼，佛寺内规范整洁，僧侣们静心参禅，让道武帝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
一天，一位大臣向他报告，说有一位法果老和尚，讲经说法深受百姓喜爱。道武帝听后立即下诏，邀请法果到平城宣讲佛法。
法果受到道武帝的热情接待，道武帝还经常亲自到法果的住处听他讲经说法。道武帝被佛法深深地打动了，在法果大师的感化下，道武帝对佛法已有所了解，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道武帝用宗教治国的一幕。
道武帝每次见到法果，法果都会向道武帝施大礼，道武帝大惑不解，问道：“你身为沙门，理应礼拜佛祖，为何拜我？”法果答日：“我非拜天子，乃礼佛耳。
法果的回答令道武帝大喜过望，于是他封法果为“道人统”，即北魏佛教界的最高领袖，掌管全国的僧务。
其实，道武帝对佛教的认知十分粗浅，平日里对兴趣，希望道家的长生不老之术能令自己得到永生。
于是，道武帝便经常服用一些所谓的“长生不老”药，但并未见到实效，反而使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精神恍您的状态，对朝政也渐渐失去信心。
道武帝于公元409年仙逝，时年39岁，葬于盛乐金陵。北魏王朝在道武帝的苦心经营下逐渐强大，为北魏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又过了几年，80多岁的法果大师圆寂了。道武帝的儿子明元帝三次登门吊，并追封法果为老寿将军、赵胡灵公。法果对北魏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公元424年，道武帝的孙子拓跋寿登上帝位，史称太武帝。太武帝延续了先帝的做法，继续尊崇佛教，常常把高僧大德请到皇宫，一起理论佛法。
每年四月初八的佛诞日，太武帝必亲临佛寺，持花撒向佛像，以此表示对佛祖的尊崇，并希望得到佛祖的保佑。
公元439年，北魏大军收复凉州。太武帝在迁徙移民的同时，将僧侣及佛经一起迁至京师平城，使平城地区的佛教进一步繁荣，佛事活动十分兴盛
太武帝是一位武功卓著的皇帝，虽然推崇佛教，敬重沙门，但他从不阅读和收藏佛经，而专心于征战，一心以武力扩大自己的版图。
当时，有一位道士叫寇谦之，传说有仙化之道，得到了司徒崔浩的荐举，受到太武帝的重视，常与其一起谈天说道，在二人的极力宣扬下，太武帝对道教逐渐有了好感。
崔浩出身世家，颇有谋略，深得太武帝的信任。但他对佛教却不感兴趣，而是崇拜寇谦之，并致力于道教的研习，常在太武帝面前推荐道家学说。
在崔浩等人的极力您惠下，太武帝登上了道坛，开始信奉道教。佛教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并最终上演了一出“太武灭法”的事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大量寺院和佛像被毁，京都平城也未能幸免于难。
就在太武帝下诏灭佛之前，太子拓跋晃曾多次上书奏表，请求不要杀沙门、焚烧佛像，但太武帝一概不听，依然我行我素。
无奈之下，拓跋晃只有延缓下发诏书，使得不少沙门僧人听到风声后隐逃跑，其中就包括云冈石窟的营造者县曜和尚。
县曜和尚是一位很有造谐的高僧，与太子拓跋晃的关系非同寻常，在灭法时宁守不屈，在太子的再三劝导下，不得已才密持法服告别寺院，逃往中山。
太武帝晚年，对自己的灭佛之举已有悔意，但已无法挽回。此时的皇室，对禁佛之事也有了一些松动，少数僧人开始悄悄地在居所内进行一些隐秘的佛事活动。
公元452年，文成帝继位。这是一位尊崇佛教的皇帝，他认为佛教有教化百姓的功用，可为其统治服务，于是便下令恢复佛教，这一举措得到了僧侣和百姓的热烈拥护。
在文成帝的支持下，佛教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大批僧人重新回到寺院，被破坏的寺院修一新，平城内外再次掀起了一场修建佛寺的热潮
高僧师贤造了一尊佛像，脸上足下各有一块黑石，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正好相吻合，大家认为这是瑞像，是文成帝复法之举感动了佛祖所造化的。
这尊佛像使文成帝受到启发，何不用造像这种方式向万民宣传祖先的功绩呢？于是下令在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一尊佛像，共用黄金二十五万两。
公元455年，狮子国五位高僧来到京都平城，带来了西域的佛像，在皇宫内，高僧们为文成帝展示了西域佛像，让文成帝眼界大开。
公元460年，高僧师贤去世，县曜接任师贤的位置做了道人统。此时的平城，佛事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皇室贵族和普通百姓都热情礼佛。
想当年，县曜在太武帝灭法时只身逃往中山，一直等到文成帝复法的第二年才被召回平城。在他回平城的途中，正好遇到文成帝出行，昙曜的僧衣被皇帝的座骑衔住了，于是就有了“马识善人”的一段佳话。
为了弘扬佛法，县曜奏请文成帝，拟在京城之西的武州山上开窟造像昙曜的奏请得到了批准。于是，拉开了武州山大规模开凿石窟的序幕，从而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一云冈石窟。
事实上，早在明元帝时，武州山就被列为神山，北魏的先皇们曾多次到此巡视。
县曜在担任道人统期间，一方面主持开窟造像，同时又与来到平城的天竺国僧人进行佛经翻译的工作，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献文帝时，对佛教的态度与先帝们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在平城的发展更加兴盛
献文帝不仅饱览经书，还常与佛教教徒们一起讨论佛教的真谛。为庆贺太子的诞生，献文帝下令建造永宁寺，筑七层佛塔，据说有三百余尺高，为当时天下第一佛塔。
没过多久，献文帝就禅位于幼小的孝文帝，自己移居北苑崇光宫，专心于佛教的研习。
献文帝还在鹿野苑中开凿了一处石窟，佛像、禅房一应俱全，由此可见，献文帝对佛教已不是简单的尊崇，而是信仰有加。
孝文帝继位后，遵循先帝的做法，大力推行佛教，还亲自为出家人度，受到僧侣们的好评。
佛教在孝文帝的大力提倡下得到空前的发展，开窟造像、翻译佛经、广开讲堂蔚然成风，仅京师平城内就有佛寺上百座，僧尼两千余人。
一时间，举国上下僧尼泛滥，。一些编民假称僧人，以此来躲避国家的赋税
大量编民躲入寺院，成为寺院的附佣，影响国家的税收和谣役，对国家造成很多损害。孝文帝下诏，令民间五五相保，对无籍僧人加以限制。
在对僧侣进行整顿的同时，北魏政府又制定了僧侣管理制度，加强对全国僧务的管理，对不符合僧籍的出家人责令还俗。
孝文帝经常巡视武州山石窟的开凿现场，在他看来，开窟造像已不是单纯的尊崇佛教，而是与治国平天下同等重要。
孝文帝曾在一座寺院中讲道，此寺是高僧鸠摩罗什宣讲《成实论》的地方，他到此地是对大师的缅怀。由此可见孝文帝对佛教的崇敬之情。
孝文帝执政期间，给予高僧大德极高的礼遇。曾允许高僧一个月可以三次进入皇宫讲经论佛，而且他每次都亲听佛音。
为了礼遇西域高僧，孝文帝下令专门在嵩山为其建少林寺。
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政治统治，但一些不法僧侣利用皇帝的优厚政策，干一些违法的勾当，沙门谋反的事件时有发生。
影响最大的是发生在公元482年的沙门法秀谋反，虽未成功，但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
当时孝文帝正在南巡，返回平城后，立即下诏通告天下，称法秀谋反罪不可救，并将法秀绳之以法。
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曾一度临朝听政，她同样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教徒，曾下令建思远浮图。
北魏还专门设立了僧官机构，先称监福曹，后改称昭玄寺，成为中国第一个专门管理全国僧务的机构，确保了北魏佛教的有序发展。
史书记载：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佛教在北魏社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中国佛教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