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抗战刚刚胜利不到一年的时候，作为上海的大学者，《民主》与《周报》的主编，郑振铎写下了《惜周作人》一文，发表于当年《周报》第19期。
郑振铎在此文中开篇便说：
“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
当头一炮就如炸雷暴雨，何其痛心之至！那么，郑振铎先生怎会有如此沉重的叹息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的附逆，是明珠暗投，是自暴自弃，是他自甘堕落，是文世界的重大损失。
为什么说是文艺界的重大损失呢？因为在新文学道路上，周作人不但作用不容忽视，而且是公认作过贡献、有过引领、影响过一个时代的作家的代表性人物，在新文化运动史上，周作人是有一定历史地位的。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1885年出生，1967年去世。从少年到青年，周作人深受兄长鲁迅的影响，几乎有过与鲁迅同样的经历，走过同样的道路：如儿时都在“三味书屋”（三味，乃鲁迅、周作人塾师寿镜吾先生所拟私塾馆训，即：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启蒙，16岁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有了文学兴趣。21岁赴日本留学，期间与鲁迅一起提倡文艺运动，介绍外国的新文学，尤其对希腊文学培养了极高的素养，与鲁迅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26岁回国后，边教书边翻译西方作品，同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响应和推动新文学运动。
周作人在文坛打响第一炮的，是他的几篇论文。1918年底，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周作人连续写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论黑幕》等几篇关于自己文学主张的文章，当陈独秀在《新青年》将文章快速发表出来之后，还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主动写信给周作人，大赞文章写得好，尤其是《人的文学》，发出了文学改革的先声，迅速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十几年后，胡适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里重提周作人的理论，说他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此后数十年间，周作人写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用他《丙戌杂诗?文字》中的话说，即：“半生写文字，计数近千万，强半灾梨枣，重叠堆几案”，真是著作等身，汗牛充栋。他不但写得多，而且写得好，他的文章冲淡平易、自然闲适、博学多姿；有情调，有气味，有境界；兼之语言极好，境界极佳，尤其是小品文，接明末之余韵，开现代之新枝，皆为新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成就和收获，一举奠定了他在新文学上的地位，郑振铎在这篇四十年代的文章就评价周作人：“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
到了当代，有两个人受周作人影响最大、对周作人研究用力最深，其一是长沙的老作家钟叔河，钟老；其二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
钟叔河上世纪四十年代始，就迷恋周作人的文章，数十年不辍、不弃、沉迷，期间，不断搜寻周作人的文章，凡能得到的，如《雨天的书》《苦茶随笔》《自己的园地》《夜读抄》《瓜豆集》《风雨谈》等等，都用心地读了，且“爱不能释”。
1958年11月24日，意外打听到周作人住址的钟叔河，还以三十岁后进的身份，在“求文若渴”的情绪下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向他畅谈自己对他文章的理解和酷爱，向他索书和书法条幅，以激励自己的人生。当时，风气正紧，钟叔河已经被开除公职，周作人当时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这种人生低谷和已然与文学渐行渐远的时代，一个文学青年在家里连纸和笔都没有的情况下，到小店买了材料纸、墨汁、毛笔，就着昏黄的灯光，向一个老文学家写了一封与其说是求书、求字，毋宁说是寻求心灵慰藉的信。那个老人真的收到了这个后生的信，也诚恳地给他寄赠了书和条幅。以后，二者有过一段时间的通信交流。可以想像，在那个文学有些已成“毒草”、风雷已经阵阵可闻的时候，一老一少的两个文学人的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和恐怖。
因此，周作人的这种“布施”，给了钟叔河一生的鼓舞。从1984年到1994年，钟叔河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克服资料收集难等诸多困难，多方求援，上下求索，编辑了一套洋洋十卷本的《周作人文类编》，这对于曾经对中国新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周作人来说，堪称最好的致谢。
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著称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先生，近年写就的单周作人的传记就有两本，一本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传》，一本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正传》。而且，两本周作人传记厚薄不一、字数不等、编目不同，至于内容，也有详略之别，真是煞费苦心，同时，也因此能让人感觉到钱理群对周作人的痴迷。
可见，无论为文为人，周作人都是让人着迷的。
反过来说，也可见周作人文章之好，在新文学史上和后进心目中的地位之高。郑振铎评价周氏兄弟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说：
“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这就如同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如同新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没有了谁都会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在“七七事变”以前，许多有识之士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便有所觉察，当时在北平的一些文学界朋友，在与周作人交谈的时候，也说过这种担忧，郑振铎就曾专门和周作人做过一次长谈，郑振铎劝周作人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但周作人没有正面回应，顾左右而言他。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真的侵入了中国，当时早已南迁的诸多好友还惦念周作人，一些人劝他南下，离开北平这是非之地，免得不得已助纣为虐，但周作人却说，如果南下，他担心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这当然是昭然若揭的托辞。于是，周作人最终“附逆”了。
故郑振铎又在文章中十分悲痛地感叹道：
“周作人的失去（指附逆），我们实在觉得十分的惋惜，十分的痛心！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了！”
周作人是一个对政治极不敏感的人，一心只想做一个品茶著文的方外文士，世外先生，他也不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对家对国都有这种倾向，无声地退缩着，半生逃避似乎只为找一张安静书桌，加上对日本文化的青睐和钟情，对日人的企图没那么清醒的意识和必要的警惕，再加上他在日本人中间有一些朋友，妻子更是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可能心里还存一分侥幸：即便日本入侵中国了，于他也不会有直接的冲撞和打击（当然这只是揣测），不想终于掉进了“附逆”的粪坑，一生洗刷不掉。
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周作人呢？窃以为，对于这样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如此巨大贡献、发过如此夺目光芒的人来说，我们不应该“因人废文”，其人为汉奸，其文却非“汉奸文学”，他的文字还是极好的。所以，即使在1946年那个清算汉奸最激烈的时刻，郑振铎仍在文章中说：“我们不但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附逆之行是要遭到唾弃的，但其文却值得一再读。
周作人的文字真是好文字，这里引一段与大家共赏：“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周作人《喝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