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战争是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的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唐朝与藩属国南诏国。史书上记载这场战争以唐朝军队的惨败而告终，所以在历史上评价很低。它被认为最早暴露了唐朝国力的衰弱，也是杨国忠当宰相穷兵黩武和朝廷腐败的证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正统史书上对这场战争大加批判，是从各个层面证明了主持这场战争的杨国忠是祸乱唐朝的奸臣。然而在唐朝的其他史料中，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尤其是在大诗人高适的诗中，这场战争却被描写成了唐朝获胜的结局，因此在历史圈子里充满了争议。
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到底如何？多年来在历史圈子里一直众说纷纭，引出了不少的话题。有的人支持正史的观点，认为唐朝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惨败，先后被杀近二十万人，动摇了国家的根基。他们甚至认为这场战争也为安史之乱埋下大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真正转折点。但也有不少人支持高适等同时代的人留下的文献资料，认为是反对宰相杨国忠的史官们故意篡改史料文献，将杨国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本章节就对一些可靠的史料进行分析，看看天宝战争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天宝战争发生在天宝九年到十四年的五年间，先后进行了两次大战，都是唐朝派兵攻打南诏国。战争的起源是因为唐朝的云南太守张虔陀与南诏国王阁罗凤发生了矛盾，进而引发了唐朝和南诏国的战争。南诏国是云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统治着现在云南的大部分领土。从隋朝中期开始，南诏国就依附于中原王朝，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唐朝建立后，南诏国按照传统向唐朝称藩，国王的继承都需要唐朝朝廷的认可和诏书。天宝七年的时候，南诏王皮逻阁去世，唐朝下诏同意封皮逻阁的儿子阁罗凤为云南王。
然后唐朝派鲜于仲通任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任云南太守，一方面管理云南事务，另一方面也有防范南诏国的意思。按照惯例，云南太守上任，南诏国王会前去拜会。然而张虔陀仗着唐朝的强大嚣张跋扈，而且贪得无厌，不但多次向阁罗凤索要财物，还找机会奸淫了阁罗凤的妻子与孩子。由于阁罗凤不能满足张虔陀的要求，张虔陀便在背后咒骂和侮辱阁罗凤，并上奏朝廷诬告阁罗凤谋反。阁罗凤忍无可忍，带兵围攻了张虔陀，并将其杀死。这个事情闹得很大，也让唐玄宗李隆基非常愤怒，他在杨国忠的推荐让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出兵南诏国。
阁罗凤听说朝廷大军征讨，便派出使者向鲜于仲通求和，表示愿意归还掳掠的唐朝物资。可南诏国的使者带来的话语中，也表达了阁罗凤强硬的态度，声称如果唐朝不允许求和，那南诏国就会投靠吐蕃。鲜于仲通不许，囚禁了使者，派军队攻打南诏国，一直打到南诏国首都大和城下。阁罗凤在大和城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让唐朝军队发生后勤危机。再加上云南自然环境恶劣，多瘴气毒气，使得唐军伤病减员严重，鲜于仲通不得不选择退兵。阁罗凤率兵追击唐军，唐军几乎全军覆灭，被杀超过六万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
鲜于仲通失败后，阁罗凤率领南诏国投靠了吐蕃，吐蕃便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唐朝方面，杨国忠在战后调回了鲜于仲通，让他出任京兆尹。他为了掩盖战争的失败，又从中原招募军队攻打南诏，并自任剑南节度使。由于云南的自然环境恶劣，传说瘴气就能让士兵减员十之八九，所以中原百姓都不愿参与南征。杨国忠利用他的宰相权力，逼着中原百姓参加南征，并交给侍御史、俞南留后李宓统领。于是李宓带着七万大军再次出征南诏，阁罗凤应对再次使用了诱敌深入加坚壁清野的策略。然后李宓也步了鲜于仲通的后尘，唐军几乎全军覆灭。
有趣的是，对于李宓的结局，不同的史书说法不一致。有的说他被阁罗凤生擒，也有的说他战死沙场，还有的说他自刎而死。可是到了大诗人高适的诗中，李宓一转身就成了凯旋而归。这就跟史书记载的差别大了，也让后世历史学者们大跌眼镜，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呢？
高适在唐朝诗坛中独树一帜，他是边塞诗人的代表，与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边塞四诗人”。他不仅写诗厉害，当官和打仗也非常厉害。他是安东都护高侃之孙，早年在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等名将幕府中任职。后来他又在范阳节度使下带兵，又当过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掌书记。
高适是典型的文官武职，参加过不少战争，在安史之乱中也有不少战功。先后出任过淮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等要职，是唐朝诗人中少有的具有赫赫战功的名臣。而他专门给李宓写诗祝贺讨伐南诏凯旋，这就非常不一般了。从高适所作的唐诗《李云南征蛮诗》的序言来看，与史书记载却大不一样。
史书中李宓是被阁罗凤诱敌深入后，在大和城下遭遇坚壁清野的窘境，再加上因自然环境原因造成后勤和士兵减员严重，才被南诏军队击败的。然而高适的序言中李宓却不是这么打仗的，他率领军队走海路，从交趾郡（也就是越南）登陆，然后攻打南诏国侧翼，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但是在高适的说法中也有问题，诗歌中对战争过程的描述都走了艺术化的路子，读者根本不知道战争的具体过程。对于战后如何处置阁罗凤和南诏国，诗的序言中也没有提及，只说了李隆基在甘泉宫召见李宓。但从这里来看，天宝战争的最后结果是以唐朝获胜而告终，这与两唐书、《资治通鉴》上的说法互相矛盾。因此这段历史在圈子里形成了长期的争议，谁都无法说清到底最后的情况是如何。本着追根究底的想法，对其他一些史料进行考证，却发现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这种正史的记载也有很多地方难以自圆其说。
从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来看，正史之中就存在很大矛盾。比如正史中说鲜于仲通从剑南出兵三万余人进攻南诏，最终的伤亡人数却变成了六万余人。伤亡人数比出兵人数还多，滑天下之大稽。正史中还说，两次战争唐军伤亡近二十万人，元气大伤。抛开鲜于仲通伤亡的六万余人，那李宓战败伤亡应该不少于十三万。可李宓奉杨国忠的命令统率七万人南下，那多死的六万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前后矛盾的记载，很难让人不质疑其中的水分。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史官在正史中故意夸大了唐军的伤亡，为了给唐军战败做证据。
除此之外，对于唐军在剑南的驻军人数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当时唐军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西方和北方战线，对手是吐蕃、契丹、突厥等少数民族，在剑南驻军相对较少。实际上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就大力削减唐朝内地的驻军，李隆基在军事改革后使得内地军队中空额更多。剑南作为唐朝的西南边陲，又有南诏等藩属国配合，本就没有驻扎重兵的必要。从唐朝兵书《太白阴经》记载来看，唐军在剑南布局是人马1:1。按照《旧唐书》记载剑南养有军马两千匹，那按规定骑兵数量也就是两千人，即便再加上写步卒和辅兵，总兵力也不会超过六千人。
既然剑南只有不到六千人的军队，那鲜于仲通从哪里来三万余人出征南诏呢？也有人说杨国忠仗着妹妹是杨贵妃，得到了李隆基的宠信，所以能从关中调兵支援鲜于仲通。可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因为数万人的战死，鲜于仲通怎么可能战后还升任京兆尹呢？即便是杨国忠权势熏天，李隆基也不可能对数万人的死亡不闻不问。即便杨国忠压下了这个战况，想要给鲜于仲通升官，总得有点理由吧。况且与鲜于仲通交好的杜甫、颜真卿等名人与其作诗，都没有提到这次战败，而且多出于庆贺和吹捧的立场，这又与史书记载产生矛盾了。
杜甫是唐朝数一数二的大诗人，以忧国忧民著称。颜真卿是唐朝出类拔萃的名臣，以刚直不阿闻名。杜甫为鲜于仲通作诗《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将其比作汉朝名臣张敞。鲜于仲通与颜真卿是当御史时候的同僚，他去世后，颜真卿亲自为他作神道碑。如果鲜于仲通真的攀附杨国忠，掩盖了战败损失六万余人的真相，那杜甫和颜真卿还能如此称道他？因此从同时代这些名人的文章典籍来看，天宝战争完全与史书上写得不同，这就让人感到非常难以理解了。似乎在名人的笔下，天宝战争是场打胜仗，而非动摇唐朝根基的败仗。
如果只有高适一个人这样写，还可以说文章作假。再加上杜甫、颜真卿等同时代名人的背书，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史书中记载的真实性。而从其他的一些零散史料来看，还有更多的地方证明天宝战争总唐朝至少没输，甚至占据了一定的上风。比如安禄山的史料中记载，他率兵攻打契丹和奚族，获胜后得到大量的俘虏，并擒获奚王李日越。按照朝廷的命令，安禄山选择了其中不少强壮的人送到云南当兵，驻守在南诏国各地。由此可见，唐朝不但对南诏国取胜，而且占据了不小的地盘，这就与阁罗凤大胜后占据云南全境的记载矛盾。
在应对南诏国与吐蕃联军的战争中，唐军也取得了一场胜利。按照史书记载这场战争发生在鲜于仲通和李宓两次征讨南诏之间，正是唐军因兵败而空虚之时。按照杨国忠的奏章，两国联军有六十万人，唐剑南军在云南击破吐蕃南诏军，攻克了敌人的隰州等三城，俘虏六千三百人。后来杨国忠让人选取了俘虏中强壮的一千人，带着其中的首脑酋长到长安献俘。就算杨国忠在夸大战功，吐蕃和南诏的联军没有六十万，但献俘总是真的。既然鲜于仲通已经在南诏全军覆灭，那击败两国的剑南军队是哪里来的呢？
综上所述，史书中关于天宝战争中唐军全军覆灭的记载存在很大的矛盾和疏漏，其中数据有很大的水分，记载可信度存疑。最有可能的是，唐军攻入南诏国，在都城大和城下遭遇阁罗凤的坚壁清野战术，所以无法彻底灭国。由于后勤原因，鲜于仲通和李宓都选择见好就收，把军队撤回了剑南。但因为云南环境非常恶劣，唐军减员也是不少，所以被史官抓住把柄形成了史料中的水分。事后杨国忠招揽中原百姓南下到云南，和南诏展开拉锯战，并没有分出胜负。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朝陷入混战，南诏国才趁机占领了云南全境。
而云南方面的历史中也提到了，在安史之乱中有南诏国出兵协助唐军平乱，事后南诏国王也对唐朝表示臣服。这说明南诏国在对唐朝的战争中并没有占到上风，只是利用恶劣的自然环境得以自保。而吐蕃军虽然插手天宝战争，但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只能悻悻而归。从逻辑上看，加入吐蕃军队真的能在南诏打败唐军，他们又为何不趁着剑南空虚北上呢？实际上吐蕃军队在青海长期和唐军僵持，这就说明了在剑南战线上他们并没得到什么可以利用机会。综合上述考虑，正史中关于天宝战争的部分可信度非常低，反而高适等诗人的描述可信度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