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大授衔前夕，毛主席看完开国上将的名单后说道：“陕北师的问题，当时没有处理好！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在历史上，毛主席曾这样形容过陕北在中国革命史中的特殊地位：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如此重要的陕北，自然应该选出一位红军代表，领受共和国授予的开国上将殊荣。而毛主席认为，阎红彦就是这个可以代表陕北红军的人物。

那么，阎红彦在历史上有哪些重要贡献，让他获得如此肯定呢？本文接下来为你一一解析。

阎红彦，1909年出生于陕西子长瓦窑堡。他自幼贫困，15岁的时候为了生存，加入了陕北井岳秀的部队当勤务兵。

当时，陕西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陕西学生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等，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火种带到了陕西。

在部队期间，阎红彦认识了早期共产党员李象九，并在他的熏陶和影响下入党，入党的时候，阎红彦只有16岁。

1927年，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的指示，决定以武装反抗的形式发起清涧起义，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对反对派打响的第一枪。阎红彦也参加了这次起义，当时他的任务是捉拿清涧县县长张友之，他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清涧起义在陕西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同时也引来了残酷的镇压，起义失败后，阎红彦等人被迫渡过黄河来到山西，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在山西期间，阎红彦奉陕北特委的命令，创建了晋西游击队，不久后，阎红彦率领晋西游击队再次渡过黄河进入陕西，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这两支游击队被整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担任总指挥，阎红彦为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为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而陕甘游击队，就是后来红26军的前身。

红26军是西北红军的主力部队，不夸张的说，西北根据地的兴衰，是与红26军的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阎红彦在此期间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史料记载，40年代延安时期，高岗曾找到阎红彦让他证明自己在陕北红军中有特殊地位，阎红彦当即指出：“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的时候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的时候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是第三支队2大队的政委，那个时候你没有负责任。”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阎红彦在陕北的地位是比高岗高的。那么，高岗是怎么后来居上的呢？这和阎红彦不久后奉命离开陕北有很大的关系。1933年6月，由于杜衡等人错误指挥，红26军被迫冒险南下终南山，结果遭遇严重失利，部队差点被打散。由于形势转变，阎红彦不久后被派到北方局工作。

在此期间，阎红彦被任命为我党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西北的革命情况。阎红彦历经千难万险，穿过几十道封锁线，于1934年10月抵达莫斯科，完成了这个任务。

1935年4月，阎红彦又接受共产国际委派，携带着一份重要的电报密码回国，以打通共产国际和我党的联系。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跋涉，阎红彦于1935年12月来到陕北，见到了已经长征到瓦窑堡的党中央。

就在阎红彦回来前一个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从莫斯科回到了陕北，张浩带回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指示，阎红彦则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方式。所以，在1936年元旦节，毛主席在给朱德总司令的电报中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这两位同志的到来，都为日后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阎红彦回到陕北后，中央认为他有在黄河两岸工作的经验，于是任命他为红军沿河游击队司令员，并委派原红9军团政委蔡树藩担任政委，和阎红彦搭档。当时，中央正在筹备一个很大的战略行动——东征。阎红彦率领沿河游击队积极调动群众，打造船只，为红军东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6年2月，沿河游击队被改编为红30军，阎红彦和蔡树藩继续担任军长和政委，参加东征战役。不久后，西征战役再次打响，阎红彦奉命率领红30军负责黄河防线，确保西征大军后方稳定。阎红彦于是率领部队频频出击，调动敌人，与彭老总共同完成了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30军被编入八路军129师，阎红彦由于是陕西人，熟悉陕西的情况，被留在陕北担任129师后方留守处主任。后来留守部队整编，阎红彦又担任了后方留守兵团警备3团团长、留守兵团警备1旅政委等职务，承担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在陕北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陕北红军曾出现过一种普遍的希望，就是希望中央能把陕北红军改编成一个“陕北师”，阎红彦也曾向肖劲光（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表达过这种想法，但由于按照协议我们只能拥有3个师的番号，所以中央没有同意。

阎红彦的这个做法符合组织纪律，是完全正常的。在得知条件不允许后，他就服从了命令，不再坚持。然而，到了1942年，高岗找到阎红彦旧事重提，说红一方面军有115师，二方面军有120师，四方面军有129师，我们还是要向中央反映一下，成立陕北师。“由你当师长，我当政委”。

阎红彦听后拒绝道，当初这个想法已经反映过了，中央既然决定不成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高岗被拒后对阎红彦颇为不满，在后来对阎红彦进行了打击。

抗日战争胜利后，阎红彦要求去前线作战，不久后他被任命为晋冀鲁豫野战军3纵副司令员，后又改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司令员陈锡联一起，指挥3纵参加了陇海路、定陶、鲁西南、豫北、挺近大别山、郑州、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1949年2月，阎红彦担任二野3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直打到重庆。

来到重庆后，阎红彦逐渐离开军队，转入地方工作，他先后担任重庆军管会主任、川东行署主任、四川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第三书记等职务。

我们知道，关于55年的大授衔，中央曾有规定，已经转入地方工作的原部队同志，不再参加评衔授衔。阎红彦因此本来和上将军衔无缘了，但毛主席认为，陕北在历史上地位特殊，贡献巨大，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于是1955年5月，阎红彦又兼任了成都军区兼四川省军区副政委，并参加了这次评衔授衔，成为开国57位上将之一。

后来，阎红彦又担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和秦基伟将军有过一段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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