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幌子下的权力斗争

1946年，中国正处于内战的白热化阶段，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也未能置身事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蒋介石为了向外界展示国民政府采纳民主政治的决心，下令进行上海市参议会的民选。此次选举被宣传为一次公正的民主实践，然而实际上，选举过程深受政治影响和利益驱动的干扰。

杜月笙，作为上海知名的社会人物及有影响力的黑帮老大，他对这次选举抱有极大的兴趣。举前夕，杜月笙开始动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确保自己能在选举中占据优势。

他的策略包括多个方面。首先，杜月笙通过自己的网络联系各界人士，包括商界的大亨和其他社团的领导，进行策略性的联盟和支持互换。他承诺在自己当选后，会支持这些社团和商家的利益，以此换取他们在选举中的支持。此外，杜月笙还动用金钱进行直接的收买。他派遣手下秘密联系各个选区的有影响力人物，提供财务资助，以确保这些地区的选票能倾向于自己。

除了经济利益的交换外，杜月笙还使用了威胁和利诱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通过他的黑帮势力，对一些可能威胁到他选举成功的关键人物进行了暗中的威胁，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恐吓，迫使他们退出竞选或改变立场支持他。

选举过程中，这些手段逐渐显露出效果。尽管外界有诸多非议和批评，杜月笙的策略确实有效，使他在多数选区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选举结果公布后，杜月笙以绝对优势成为了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权力的转移与心腹的崩溃

杜月笙在上海市参议会选举中取得议长之位后，本以为可以借此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的得力助手万墨林因为囤积居奇的行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

警备司令宣铁吾的果断行动表明，此事的影响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犯罪，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蒋介石得知后，通过特使向杜月笙传递了他的意图：议长一职应由更适合的人选担任，具体点名潘公展。

杜月笙的影响力虽强，但在蒋介石面前，仍显得无力回天。他不得不接受这一安排，迅速向相关人员递交辞呈，将议长之位让给潘公展。

随着时间推移，局势愈发复杂。1949年初，国共内战进入最后阶段，形势已经对国民党极为不利。他意识到无论国共双方谁占据上海，自己都难以全身而退。

在此背景下，他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等时政人物进行了多次接触。这些人多是社会贤达或曾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知名人物，他们之间的讨论更多围绕当前局势、未来走向以及各自的选择展开。面对上海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杜月笙曾一度认真考虑留在上海，但他与共产党过往的交集以及自身复杂的历史让他无法轻易作出决定。

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了杜月笙，明确要求他随国民党迁往台湾，并允诺给予一定的政治待遇。蒋介石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继续利用杜月笙的影响力为国民党服务。然而，杜月笙并未完全接受这一提议，他开始思考其他的可能性。

经过权衡，他最终决定离开上海，但并未选择前往台湾。5月1日，杜月笙选择了去往香港，暂时避开两党纷争。

制定遗嘱的关键时刻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在香港的家中突发昏迷，情况一度危急。家人和随行医生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在短时间内将他从昏迷中唤醒。清醒后的杜月笙表现出难得的冷静，他没有多说废话，而是立刻嘱咐身边人把秘书胡叙五叫来，他要立下遗嘱。

胡叙五到来后，杜月笙已经靠在床头，家人围坐在旁边。杜月笙开始清晰地口述自己的遗嘱，他的语气平稳但坚定，要求胡叙五准确记录。他特别强调，这份遗嘱只涉及家庭内部的事务，不希望牵扯到任何政治内容。他首先谈到了财产分配的问题，将十万现金作为遗产的核心部分，具体分配方案也逐一说明：每位妻子各得一万，儿子一万，未出嫁的女儿六千，已出嫁的女儿四千。

在这份遗嘱中，杜月笙特别提到了一些细节。他让胡叙五确认每个家庭成员的身份，并将这笔钱视为他们未来生活的基本保障。他还提醒家人，这笔钱分清楚之后，任何人不得再提出额外要求，也不要因为财产问题产生纷争。

随后，他又从随身的一个小木箱里拿出了一叠发黄的欠条。这些欠条是他多年来放在身边的，其中涉及的人和金额各不相同，有些是早年的商业往来，有些则是他在帮人时留下的记录。杜月笙命人准备一个火盆，当着家人的面，将这些欠条一张张地丢进火中。他特意强调，家族后人不得追讨这些旧账。

整个遗嘱的口述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家人和胡叙五全程保持安静，认认真真地听着、记着。杜月笙逐渐显得疲惫，但他没有停止，直到最后一句话说完。他让胡叙五宣读了整个遗嘱的内容，确认无误后，当场签字画押，并请在场的家人作证。

流亡台湾的家族结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杜月笙的家人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选择问题——他的遗体最终应该安葬在哪里。由于两岸关系日益紧张，杜月笙未能实现生前想要回归故乡上海的愿望。他的女儿杜美如在家人的讨论和安排下，最终承担起了护送父亲遗体的责任，将杜月笙的骨灰带往了台湾。

杜美如抵达台湾后，与当地亲友共同安排了杜月笙的安葬事宜。杜月笙的骨灰最终安放在台湾，杜美如在台湾安顿期间，她的生活逐渐发生了变化。她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国民党空军军官蒯松茂，这位出生于安徽的军官以坚毅的性格和对家庭的责任感赢得了杜美如及其家人的认可。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在双方长辈的见证下，于1956年正式结婚。

婚后，杜美如的生活开始走向国际化。由于蒯松茂的军职工作，他们夫妻不得不长期驻扎在中东国家约旦。迁往约旦后，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并不轻松。陌生的文化、语言以及生活环境都让他们感到诸多不便。但为了家庭的生计和未来，他们决定在安曼开设一家中餐馆，取名“中华餐厅”。

“中华餐厅”的经营初期面临了不少困难，包括选址、采购，以及如何吸引当地客人。然而，凭借两人的努力和坚持，这家餐馆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他们以传统中餐为核心特色，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传递给约旦的顾客。

尽管生活在异国他乡，但杜美如始终保持着对祖国的情感。餐馆里的装饰物中，有几件她从台湾带来的中式家具和老照片，这些都被她细心地摆放在显眼的位置。

回到上海的情感之旅

2001年，上海宁海西路的一栋老旧民国建筑前，灰扑扑的外墙在周围现代化高楼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孤立。这一天，这里迎来了两位特殊的访客——一对年过七旬、头发花白的夫妇。他们的步伐略显迟缓，却透着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夫妇中的女主人，正是杜月笙的最小女儿杜美如。

杜美如站在房子前，仰头看着这座旧宅。门口的铁栅栏已经锈迹斑斑，斑驳的墙面诉说着岁月的变迁。她轻轻扶着身旁的丈夫蒯松茂，像是在对他低声述说什么。他静静地站在一旁，偶尔点点头，眼神中带着对妻子回忆的尊重。

路过的邻居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位陌生的老人，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老人家，你们是来看这房子的？”杜美如回过头，声音有些低沉地答道：“这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很久没回来了。”邻居似乎恍然大悟，热情地问道：“您是老上海人？这房子以前是什么人住的？”杜美如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多说。

站在破旧的大门前，杜美如的目光停留在一处早已被岁月磨平的门框上，她抬起手，仿佛试图触碰那些曾经存在于记忆中的细节。她对丈夫说道：“你看，这里曾经有块匾，写的是‘杜家’。小时候，每天一进一出都会看到。”

他们走回到正门前，杜美如突然停下脚步，轻声叹息了一句：“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回家了，他们都走了……”声音不大，却带着深深的感慨。

参考资料：[1]操风琴.我开心 我是中国人——访杜月笙之女杜美如[J].协商论坛,2004,0(4):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