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官考核中，有一项重要的指标称为“教化”，这个词理解起来有点复杂。通俗地说就是让百姓知礼、懂法。不过在实施的过程中很有难度，因为清代的百姓普遍不识字，所以普法也就成了地方官府乃至朝廷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古代法律的制定标准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封建社会礼即是法，违礼即违法，法律是在“礼”的最高原则下制定的，清代自然也不例外，且更加完备。

同时，专制权力又赋予了封建法律以神秘色彩，一般人是无缘见到《大清律例》的。按照规定，《大清律例》这部法典仅发给问刑衙门，以地方政府而言，只有督抚藩臬，以及府、州、县衙门才会配备。而像其他的行政衙门，是不会配置《大清律例》的。

况且朝廷定制“各问刑衙门止有律书一部”。如此看，别说是普通百姓，就是一些佐贰杂职的官员，都未必见过《大清律例》。因此，统治者要用法律为其专制皇权服务，就必然要有一个普法教育的过程。

雍正皇帝在《大清律例总论》中就说了这番话：“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境穷乡，所在州县仿周礼布宪之制，时为解说，令父老子弟递相告诫，知畏法而重自爱。如此，则听断明于上，谍讼息于下，风俗可正，礼让可兴。”

朝廷把普法工作列入州县官的考核指标，然而地方官在普法的过程中，却不是拿着《大清律例》到各乡各村去宣讲，主要的办法还是宣讲圣谕。

按照规定，每逢初一、十五（农忙时期除外），州县各官要率同教官、佐贰杂职各员亲赴各乡各村，齐集兵民，敬将圣谕逐条讲解。

说起“圣谕”可能还有人不太理解。具体是指顺治九年颁布的圣谕六条，即：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邻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

康熙九年又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即：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儆百为，息诬告以全善良；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乡村组以弭盗贼，解懑忿以重身命。

可以看出，不管是顺治圣谕六条还是康熙圣谕十六条，都是统治者将国家法律进行了高度浓缩，让广大的乡民更加容易理解。

宣讲圣谕也称讲乡约，这是一个神圣且重要的仪式。各乡村都设有讲乡约处所，以当地的绅士充当约正，在从各乡村中选出朴实谨守者三四人值月分讲。

为了让广大的乡民能切实地学习和理解圣谕，各乡约所都配置有“善恶簿”“劝善簿”，对于平时知礼懂法的乡民进行奖励；此外又有“纠恶簿”，对懒惰、赌博、酗酒、抗粮等行为者进行处罚。

为了鼓励乡民学习圣谕，官府还制定了一些更加实惠的奖励政策，比如每一年会选出一些始终为善的乡民，给予免除赋税和徭役的奖励。同时，对于那些屡教不改者，以杖笞惩罚。

需要说明的是，清代这种普法教育是带有官府强制色彩的，每到宣讲圣谕时，乡民必须要放下手里的农活集中到乡约所学习，如有缺席就会受到族长的惩罚。

宣讲圣谕之后，会进行具体法律条文的讲解。《大清律例》经过数次调整，于乾隆五年正式定型，全书共47卷，律文436条，附例1049条。

显然这么多的律例条文，不可能都一一讲解，普通百姓大字不识，讲多了也记不住。况且，这些条文中有很多都与百姓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官府并不宣讲《大清律例》全文，只是摘录了与民有关的条文。

其实早在顺治时期就有规定：“各问刑衙门止有律书一部，小民不得与闻，故犯法者众。令督抚将刑律有关于民者摘而录之，有司与春秋暇日为之讲说。”

总体而言，朝廷对普通民人的普法内容较为简单，基本上都是低层次的。但是对于读书人而言，要求就要高很多了。

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钳制，要求府州县学生员除四书五经外，还必须要背诵圣谕广训以及附录律条。为了使教化收到更好、更广泛的效果，州县官还鼓励提倡地方绅士慷慨捐输，为本乡贫苦无力读书的子弟兴办“义学”。

统治者认为礼教、法制教育离不开起码的文化水平，正所谓“民不知诗书，士不畏王法，包粮健讼，结党成群，武断乡曲，皆平日漫无防检以束身心，是以放佚至此，急宜兴举义学。”

朝廷之所以进行普法教育，其本质并不是想让老百姓利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而是要求百姓在专制权力的法制淫威下成为驯服的被统治者。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共性，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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