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清楚地记得，父亲毛主席在世时，曾对她说过：

我在井冈山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东西，很多是你妈帮我抄写的，有的是根据她的意见修改的。我这个时期写的东西的稿费，其中有你妈妈的一半呢。

因此，李敏知道，对于毛主席在早期革命时期写的东西，里面也凝结着贺子珍的心血和汗水。

在很多个毛主席静心著书撰稿的日日夜夜里，贺子珍在一旁抄录、整理，付出了很多很多，而这些付出是很难用价值来衡量的。

俗话说，母女连心，李敏懂得母亲的付出，也了解母亲一生的艰难和崎岖.....

1947年秋，贺子珍带着李敏回到祖国，在哈尔滨落脚。这一年，贺子珍38岁，李敏11岁。

回国后，贺子珍最关心的就是李敏的教育问题。在那段日子里，她好几次向关系密切的战友诉说自己内心的想法：“一定要让娇娇多读书，受最好的教育。”

贺子珍只读过几年小学，16岁投身革命后，便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了。她常常苦于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虽然怀着一腔革命热情，但缺少知识和眼光，多多少少限制了她的革命事业。

哪怕是在炮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里，她下定决心拼命精进自己，想要追上见解独到、学养深厚的战友们，还曾经去苏联学习，但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学业时断时续，学习的效果并不太明显。

因此，贺子珍无论如何也不愿让女儿吃没有知识的苦，将来抱憾终身。她想让女儿在当下这个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在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朝一日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当时，由于在苏联待了6年多的时间，李敏把中文忘得差不多了，只能听懂一些最常见的中文词语，例如睡觉、休息等，但几乎不会说中国话，更不会写中国字。

因此，贺子珍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李敏学好中文，融入祖国的生活环境，才能为将来的漫漫学习之路打下良好的基础。

此后，李敏顺利进入哈尔滨一家小学读书，成为三年级的一名学生。除了安排李敏学习学校的课本知识外，贺子珍还专门找了一位中文老师，负责教李敏听、说、读、写，想要尽快提高她的中文水平。

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贺子珍也鼓励李敏多和小伙伴出去玩，她觉得听得多了，中国话自然就讲得流利了。

那时候，李敏星期五放假经常不回家，而是到东北财经委员会书记李富春、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六如等人的家里住，和他们的子女们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既可以和小伙伴在一起打打闹闹，也多了许多练习说话的机会。

不难看出，在李敏的教育问题上，贺子珍是下了一番苦心的。在她的悉心“栽培”下，李敏的中国话有了进步。

除了关注李敏的学习，贺子珍也非常重视对李敏品德的培养。

贺子珍自己受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熬过了很多难以承受的痛。所以，在和女儿有关的大小事情上，她一直小心翼翼，希望女儿能过得安稳一些。因此，她对女儿的管束很严。

不久后，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陈正人和妻子彭儒即将跟随部队南下，奔向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不得不把他们的两个孩子留在东北，由学校负责看管照顾。身为妈妈的彭儒放心不下两个孩子，满眼都是不舍和牵挂。

在早期革命时期，贺子珍也有过迫不得已和自己的孩子分开的经历，她非常理解彭儒的心情。

为了让彭儒踏踏实实地离开，贺子珍向她保证：“你放心走吧，孩子们交给我，我每个礼拜把他们接到家里来，给他们做好吃的。”

陈正人和彭儒离开后，贺子珍兑现了自己许下的承诺。一到孩子们放假的时候，她就把两个孩子领回家，把他们脱下来的脏衣服都给洗了晾好，带他们洗个澡，照顾他们的生活，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彭儒的儿子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名，叫“小胖子”。李敏和小胖子念同一所小学，贺子珍特别嘱咐李敏，放假的时候记得叫上小胖子。

有一个星期五，李敏放假回家了，贺子珍朝她的身后看，没有看到小胖子的身影，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小胖子呢？你怎么不同他一起回来？”

李敏见妈妈脸色变了，小心翼翼地说：“我没有找到他。”

贺子珍严肃地批评道：“没有找到他你就回来了？他要出事了怎么办？你给我回去，不找到他你就别回来。”

当时已经是晚上，天黑乎乎的，从家到学校要走半小时，李敏只有十来岁，不敢一个人走夜路。但看到妈妈的态度那么坚决，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那时候，李六如的夫人王美兰正好在贺子珍家串门，见到这样的情形，她一边抚摸着李敏的头，劝她不要哭了，一边提出了一个办法：“我看还是让警卫员赶着马车去找吧。”贺子珍点点头答应了。

虽然这件事得到圆满解决，但贺子珍的脸色还没有缓和过来，还想把该讲的道理给李敏讲清楚，她语重心长地说：“要关心别人，关心别人要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才是做人应有的品德。我答应过要照顾小胖子，他要出了点事，我怎么向他们的爸爸妈妈交待。”

在李敏的整个童年时期，贺子珍对她一直都是这样的严厉。李敏从小跟着贺子珍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学会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长成了一个懂事、明理的孩子。

那时候，不管谁帮了李敏，或者解答了她的疑惑，她都会礼貌地感谢对方。后来李敏到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的警卫员等工作人员都很喜欢她，喜欢和她说话，和她开玩笑，乐意为她解决问题。

多年后，李敏回忆：

过去我觉得妈妈对我过于严厉、苛求，缺少柔情，心里对妈妈敬畏多于爱。我现在认识到，妈妈所讲的道理是对的，她的用心是好的，在很多时候她的要求也是对的。

时间进入1949年。

这一年年初，贺子珍和李敏到了沈阳；这一年，革命形势突飞猛进，革命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1949年3月，中央机关进驻西柏坡，毛主席住进了香山别墅。

这时候，毛主席对李敏的思念比以往更强烈了，产生了把女儿接回身边的想法，并派人到沈阳问问贺子珍的态度。

贺子珍想：虽然她给予了李敏足够多的爱，但李敏幼小的心灵同样需要父爱的滋润。到毛主席身边后，李敏可以体会到细腻深沉的父爱，也能够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教导，无论是学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对她都是有好处的。

因此，贺子珍丝毫没有迟疑，很快就同意了。

1949年5月，13岁的李敏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陪伴她多年，苦心抚养她多年的妈妈，前往北京......

李敏走后，家里只剩下贺子珍一个人。她常常无精打采地坐在屋子里，看着冷冷清清的屋子，心里空空的，孤单和忧伤的情绪包裹着她。

每当夜幕降临，贺子珍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索性坐起来抽烟，连续不断地抽，就这样干坐着直到天亮。

那段日子里，贺子珍和妹妹贺怡说过，她想把李敏接回来，但这始终只是她的一个想法而已，没有付诸行动。

就在贺子珍思女心切之时，李敏也十分想念妈妈，她一个月给贺子珍写两、三封信，在信上说她的学习和生活。

然而，由于很多字不认得，很多字不会写，李敏常常心里憋着一肚子话想说，真正落在纸上的话却很少，只能把学习和生活上的事重复地说，信里很少有新鲜出炉的事情。

即便女儿每次的来信只有短短几段话，但贺子珍仍然期盼着李敏的来信，总是把李敏的信翻来覆去地看，一口气看好几遍，久久舍不得放下。

从李敏的信中，贺子珍知道毛主席把她照顾得很好。而且，她原本文静的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许多，贺子珍便再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从那以后，贺子珍彻底打消了把李敏接回来的念头。

之后，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解放，许多干部都加入了南下的队伍，投入到准备接管城市的工作中。

眼看革命就要成功了，过去的老战友都怀着激情和热血开始新时期的工作，贺子珍也跃跃欲试，希望有机会到南方工作。

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谭震林早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贺子珍，两个人是相识很多年的老战友了。

这时候，谭震林问贺子珍愿不愿意到杭州去，这正合贺子珍的心意，她欣然应允，很快就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顺利抵达杭州，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任。

1949年11月，贺怡遇车祸身亡，贺子珍不得不暂时放下工作，赶到上海照顾妹妹留下的几个孩子。

从那以后，贺子珍再也没有参加工作，在杭州的工作成为她人生中最后一份工作。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贺子珍一直赋闲在家，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建国后，每年学校放寒假，李敏都会到上海看望贺子珍。母女团聚，贺子珍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看到女儿一天天慢慢长大，贺子珍欣慰不已，而李敏也有一堆话要说给妈妈听。

在上海，李敏一般会住在东湖宾馆，早饭、中饭、晚饭在东湖宾馆吃，其他时间都在贺子珍的住处做作业、玩耍，晚上再回宾馆休息。

在北京，李敏十分享受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光。在上海，和妈妈在一起时，李敏也很开心，很珍惜这样的时刻。

就这样，春去秋来，年年岁岁，时间的年轮不停地转，很快来到1954年。

这一年，贺子珍生病了。她纯净安宁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让她有着难言的痛苦。而身在北京的李敏，在见不到妈妈的时候，除了思念之外，更多了一种忧心和紧张。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贺子珍的情况慢慢好转。

1959年，李敏和孔令华结婚。1962年，李敏生下儿子孔继宁。当时，李敏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学生，还没有参加工作，孔令华一个月的收入也很少，尽管毛主席已经承担了外孙孔继宁日常的吃穿用度，但李敏一家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有一天，负责照顾孔继宁的保姆告诉李敏：“小孩子的褥子太小了，没法用。”李敏听了，心里很难过，她没有给儿子做新褥子的钱，只能用旧棉花做了一床褥子，将就着用。

1963年，孔继宁长到8个月大，李敏把儿子交给妈妈贺子珍养育，一个月给她送去15块钱。一个月15块钱养育一个孩子是不够的，贺子珍还要拿出她的工资做贴补。可以说，贺子珍为李敏减轻了不少经济压力。

而孔继宁到上海后，贺子珍单调的生活也变得丰富了起来。每天，她一丝不苟地照顾外孙的衣食起居，脸上常常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看着外孙天真的睡颜，看着外孙咿呀学语的可爱模样，贺子珍不禁喜上眉梢，把很多烦恼都抛诸脑后了。后来，李敏说：“天伦之乐是填补妈妈心灵空虚的一剂良方。”

李敏小的时候，贺子珍对女儿要求很高。但到了外孙这一辈，贺子珍对外孙却是百依百顺，甚至有些溺爱。

平日里，只要孔继宁哭了，贺子珍就乱了阵脚，立即满足他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但李敏对贺子珍的做法不太满意。

有一天，孔继宁犯了错，李敏生气地说：“你如果不承认错误，你就待在这间屋子里尽管哭，你如果承认错了，你就不要哭，自己走出来。”李敏想通过这件事好好给孔继宁立立规矩。

说完，李敏走出了屋子，孔继宁见妈妈走了立即放声大哭。当时，贺子珍也在场，孔继宁一哭，她就六神无主了，但看到李敏若无其事的样子，就知道她的决心很坚定，不好干涉她教育孩子。于是，贺子珍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缓解郁闷的情绪。

不一会儿，屋子的门开了，孔继宁走到李敏跟前，说自己做错了。贺子珍又惊喜又欣慰，而且她必须承认，女儿真是成熟了，担负起了母亲的重任。

从那以后，贺子珍和李敏的角色似乎发生了转换。

以前，贺子珍一直扮演着庇护者的角色，把女儿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而李敏一直扮演着被庇护者的角色，被妈妈照顾，被妈妈呵护。

现在，李敏用自己的说话方式、用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证明她“强大”了，她从妈妈的羽翼下走了出来，站到妈妈前面，开始为妈妈遮风挡雨了。

后来，李敏一直在各方面照顾着贺子珍的生活，就连贺子珍的发型也是按照李敏的建议梳的。

六十年代，贺子珍留着一头长发，每天都要把长发挽起来，用簪子固定在脑后，梳头、洗头都很费力。

于是，李敏亲自给妈妈剪掉了长发，改留短发。自那以后，贺子珍看上去更干练、更有精神了。

孔继宁两岁半的时候，李敏觉得孩子应该多和同龄人待在一起，养成过集体生活的习惯，于是把儿子接回了北京，放入了托儿所。

在贺子珍的后半生，虽然有女儿的惦念，有孙辈承欢膝下，但她的生活总体来说是十分平淡的。

为了让妈妈的生活变得五彩缤纷起来，心情变得愉悦起来。很多个夏天，李敏都会带着贺子珍到全国各地旅游，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也亲眼看看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在一座钢铁工厂里，看着眼前的一座气势磅礴的高炉，贺子珍叹为观止，她真切感受到了新中国的发展，嘴里不住的称赞：“真是好！”

在工艺美术工厂，看着精心雕琢、种类繁多的手工艺品，贺子珍赞不绝口；

在纺织厂，看到女工们辛勤劳作，织出一条条颜色鲜艳的花布，贺子珍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就这样，贺子珍在李敏的陪伴下在天南海北游玩，从南走到北，从西走到东......烟台、苏州、无锡、海南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她们的身影。

在饱览祖国美景的时候，贺子珍枯涩已久的心像被注入一股清泉；而在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的时候，贺子珍的内心更是激动不已。

作为一位常年深居简出、不问世事的老人，贺子珍在旅途中体会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她仿佛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触摸到了时代的心跳。而李敏一直陪着妈妈，见证了她一路上的喜悦，也见证了她一路上的激动。

在苏联的几年时间里，贺子珍和李敏共同经历了许多磨难；回国后，她们的母女感情融在了生活的平淡和琐碎中，在平平淡淡中共同面对人生的种种变故，她们的母女之情是非常深厚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

在毛主席逝世后头几年，李敏、李讷、毛岸青等子女一直没有过问他的遗产情况，他们都牢记着毛主席生前的教诲，通过自食其力，过着平静、简单的生活。

时间很快来到1981年。

这一年，中央办公厅关切地询问李敏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听到这些话，李敏脑海里回放的是这么多年来生活的不易，眼里的泪水无法控制地滑落下来。

她想到了种种往事，想到1961年，她和丈夫孔令华带着儿子孔继宁搬离中南海，一家三口独自在外面生活，毛主席担心她生活困难，决定每个月拿出60块钱，资助她一些。1963年，李敏参加了工作，有了固定的工资。虽然工资不高，但她主动提出不要这笔资助了。

十几年来，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一直不宽裕，还要拉扯两个孩子，幸亏有妈妈的贴补，才勉强过了这些年。

想到这里，李敏告诉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我没有什么奢求，如果可能，我只想要爸爸原来要给我的一份。”

于是，中央办公厅给李敏送去8千元，还另外送去一台彩色电视和一台电冰箱。当时，李讷也早就离开了中南海，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中央办公厅也给她送去一台彩电和冰箱。1975年，毛主席曾派人接济了李讷8000元。毛岸青也收到了同样的东西。

当时，贺子珍人在上海，中央办公厅也把2万元送到她手上。李敏得知消息，感慨地说：“妈妈应该得到的比我们多，妈妈拿的太少。”

8000元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有些困难，但李敏并不打算启用这笔钱来补贴家用。

妈妈一天天老了，用钱的地方有很多，她要把这笔钱给妈妈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李敏说：“我妈妈有病，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钱，不能老麻烦公家，这笔钱留着妈妈急需时用。”

后来，贺子珍住院、看病、治疗都得到组织上的大力关照，没到用这笔钱的时候，但这是李敏的一片孝心。

1984年4月15日，贺子珍病重。中央办公厅通知李敏：“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去上海的机票，请你们全家马上到上海去。”这个消息晴天霹雳般击打着李敏的心。

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李敏心慌意乱，女儿孔东梅看着妈妈担心的神情，安慰道：“我奶奶会好起来的。”孔东梅和哥哥孔继宁一直称呼贺子珍“奶奶”。

飞机落地上海，李敏一家乘坐汽车赶往华东医院。看着病床上的妈妈呼吸不畅，脸涨得通红，李敏按捺下心里的酸楚，轻轻抚摸贺子珍的手，温声细语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嘴巴微张，想要说些什么，但她的身体太虚弱，说话很吃力，声音十分飘渺。李敏听不见，俯下身靠近她的耳朵，问：“妈妈，您哪里不舒服？”贺子珍用力说：“我肚子痛。”

后来的日子里，贺子珍的病情有所好转，李敏一直守在贺子珍身边，一刻不敢离开。

4月18日，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连续高烧不退，意识不清醒，情况十分危急，医生们竭尽全力挽救她的生命。李敏、孔令华等家属在病房的外间焦急地等了一整夜，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奇迹发生。

最终，奇迹没有光临。1984年4月19日下午，贺子珍逝世。

在贺子珍病危、逝世、举行遗体告别式、骨灰从上海接回北京的日子里，李敏一直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泪水为刚刚离去的、一生坎坷的妈妈而流。

她以不堪重负的身体办完妈妈的葬礼，由于过度劳累，葬礼结束后，她的身体更糟糕了，病情也反反复复。

后来，李敏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妈妈临终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懊悔地说：

我看见妈妈烧退了，情绪也好了，以为妈妈度过危险期了，没有抓紧时间问妈妈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想到病情突然发生变化，妈妈处在昏迷状态，有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好后悔啊！

作为女儿，李敏看到了妈妈一生的顽强、辛苦、不易，她对妈妈有爱，有理解，有疼惜......

参考书目：

《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