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前后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共二百多年。其中，由北方少数民族拓跋氏家族建立的北魏朝代历时最长，达 150 年之久，经历了“胡风汉化”之后，北朝的社会风尚与魏晋时期大不相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对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文学艺术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法审美作为一种精神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活动必然受到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北朝的文化风尚、宗教信仰、传统行业等因素都对魏碑书法的发展和书法审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朝的社会政治环境对魏碑产生的影响
公元 316 年，西晋灭亡后晋室南迁，北方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割据政权，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各族统治者之间为争夺地盘，相互攻伐，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定，百姓颠沛流离，经济、文化遭到极大的破坏。公元 386 年拓跋珪统一北方十六国 ，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建立了北魏。公元 534 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公元 577 年，北周灭北齐，北方又重归统一。从北魏到东魏、西魏再到北齐、北周，因与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个南朝政权相对峙，因此称北朝。
在北魏建立之前，其实拓跋部落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公元 398 年，道武帝拓跋珪把都城从盛乐南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至此拓跋部建立的国家形态已完备，北魏进入了封建社会，到拓跋珪之孙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于公元 439 年重新统一了北方黄河流域，占据了中原地区，大大加强了北魏的综合国力。公元 493 年（太和十七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幸洛阳，巡视东汉、西晋之都城遗址，又幸太学，观石经，定迁都之计，将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有政治、经济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因素。《魏书高祖纪》载：“高祖孝文皇帝，讳宏，显祖献文皇帝之长子，母曰李夫人。皇兴元年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宫，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氛氲，和气充塞。帝生而洁白，有异姿，襁褓岐嶷，长而渊裕仁孝，绰然有君人之表。显祖尤爱异之。三年夏六月辛未，立为皇太子。”孝文帝从小接触的就是汉文化，汉文化对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冯太后是一位很有政治野心的女人，她抚养孝文帝也是有她的政治目的的，孝文帝是冯太后夺取政治权力的一张王牌。北魏王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是冯太后。冯太后的政治集团势力在北魏可谓根深蒂固，使孝文帝一直在冯太后势力的压制下执政。孝文帝为了力图摆脱旧的氛围，实现政治抱负，决定迁都。洛阳一直是中原汉文化的故里，孝文帝在政治上的理想在平城此地很难实现，于是他迁都到中原洛阳，以期能更好的推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制定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如革衣服之制，用汉服代替鲜卑旧服，禁止鲜卑人袒露胸脯；在朝廷上禁用鲜卑语；规定迁洛的鲜卑人，以河南洛阳为籍，死后一律葬于洛阳邙山，不得复归平城；制定姓族，改鲜卑复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单姓，皇族拓跋氏通通改为元氏；规定鲜卑人和汉人贵族等第，也使鲜卑贵族门阀化；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人联姻等等。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促使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史料记载，当时的鲜卑贵族举止雍容、谈吐文雅、爱好诗书，崇尚礼仪，与汉士人已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同时，北朝社会的发展也空前的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书法艺术的发展在此时呈现欣欣向荣地态势，大量的碑刻、墓志、造像题记的产生。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化，无疑会反映在文化艺术上，因此通过文化艺术的考察也可窥视当时的社会变化。
北朝的文化风尚对魏碑产生的影响
从两汉以来，儒学就在北方根深蒂固，直到北朝依旧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它与南方儒学的玄学化不同，北方魏晋时期一直承继汉代儒学的传统，如重门第、重礼仪、重实用。文献反映，北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但其很早就与中原有接触，受到了汉文化的侵染，当时北方的世家大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等，他们都是儒学世家，而且多数也是书法世家。崔玄伯少学卫瓘书法，为道武帝拓跋珪礼遇，在帮助鲜卑拓跋氏开国立基、建立典制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北魏的国号“魏”，即出自他的建议。其子崔浩书法名重一时，在父亲死后，继续为太武帝拓跋焘重用，所谓“朝仪典章悉出于浩”，“凡军国大计，卿等不能决，皆先咨浩，然后施行。”由此可以推测，崔浩的礼仪理想和他的书法观念应该是如出一辙的，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其实，北魏自建国开始就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学习，汉字、书法自然在其学习的范围内。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用夏变夷的关键，由于他从小受汉族出身的冯太后的教导，因此深受汉文化的熏染，于是要实现鲜卑胡人的全面汉化，是他行政措施的必然趋势。他曾说：“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北人，致之礼教。”还有南朝士人和其他地区的儒生经由不同方式生活在北朝，对北朝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积极的影响，如拓跋焘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一大批凉州儒生被迁到平城，如江氏家族就是凉州移民。又如拓跋弘皇兴（467—471 年）初，慕容白攻占原属于南朝的山东一带，大量的“平齐民”被迁往平城，其中也有许多书法世家的儒生，如崔光、崔亮等。
北朝的乐府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短短的二十七字，将北方苍茫浩瀚的草原风光，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语言质朴，意境真淳，风格明朗豪爽，境界恢宏博大，雄浑壮阔，全文浅近明快，酣畅淋漓，体现了游牧民族博大的胸襟和豪放的性格。此诗的审美风格，凝结了北朝文化最根本的特点，正如刘熙载《艺概书概》中云：“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敕勒歌》。”我们家喻户晓的《木兰诗》，同样也是北朝的乐府民歌，这首诗塑造了木兰替父从军的不朽的女英雄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感人。语言生动质朴，极少雕饰斧凿。诗中多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的描写，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又不缺乏韵味和深情。
总之，北朝文化中所表现出的刚健、坚韧、粗犷、豪放等特质，与北方的社会、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北方自然地理环境恶劣，要想生存，必须具有刚强、坚贞的品质，才能克服战胜困难。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众多，他们之间经常会发生战争，只有足够的强大，才能不被他人消灭和兼并。这样，雄健强悍、刚健勇猛、粗犷豪放的精神品格，自然受到他们的推崇。所谓的“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 北朝林林总总的碑铭书法中，处处都显现出这种文化特质。
佛教文化的传入促进了魏碑石刻艺术的产生
到北魏建国时，北方广大地区的人们都深深的崇信佛教。由于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早期的鲜卑族部落与佛教几乎没有接触，《魏书释老志》记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三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之信也。”到道武帝拓跋珪，就已开始接触佛教，此时虽然尚处于天下初定，兵戈未息之际，但是道武帝对佛家众生无不以礼相待。一方面，他这样做有利用佛教笼络人心，以期完成统一大业的动机；另一方面也说明，皇帝对佛教的支持推崇，是佛教在社会上迅速传播的重要条件。公元 389年，道武帝刚一定都平城，立即下诏，在新的京城中规划建佛寺、造像记，并把佛教作为国家承认的宗教。道武帝见了沙门都加敬礼，还赐丝绸、银钵等礼物于僧侣们。从这些行为举动上，可以看出他对待佛教是非常虔诚的。太宗明元帝登基后，继承了其父道武帝崇佛的做法，明元帝拓跋嗣看到了佛教的教化作用，它对于改变风俗、淳正人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以下的这些做法上，我们能看出明元帝拓跋嗣对于佛教的支持。他厚待沙门法果 ，频频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称号；法果圆寂后，他竟三次亲临吊唁，并追封其为“老寿将军”、“赵胡灵公”。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为北魏社会的发展建立了良好的基础，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支持奉行佛教的政策。并召集沙门前来讲学，还于佛诞日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及活动，这一时期佛教发展兴盛。之后，由于崔浩反佛，贬佛教为“夷狄之教”，使太武帝拓跋焘曾一度要毁佛，《魏书释老志》记载：“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从这短短的几句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朝廷对灭佛下了很严厉的政策，这对佛教是相当沉重的一次打击。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又重新恢复佛教，礼遇僧人，并开凿石窟。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的。
孝文帝拓跋宏，喜好老、庄，对佛教顶礼膜拜。洛阳很早就是中原的佛教圣地，其实，在孝文帝迁洛之前，民间就已有在龙门山，利用天然溶洞开窟造像者，但规模很小。定都洛阳之后，政府大规模的开凿龙门石窟，兴建佛寺。其后诸帝及太后都笃信佛教。特别是，宣武帝去世后，胡太后亲政，佛教尤盛，《魏书释老志》记载：“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盛。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有佛法，未有也。略而记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这时北朝的佛教达到顶峰。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比较详实地记载了当时洛阳佛教发展的繁荣盛况。在《洛阳伽蓝记序》中写到：“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逾盛，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
北朝时期，佛教石窟造像风行。中国著名的四大石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都是在这一时期始建或建成的。北朝的佛教石窟艺术，开凿规模大，范围广，并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崇高的声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此外，还有鞏县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安阳小南海石窟，这些都是北朝著名的佛教艺术杰作。大规模的开凿石窟和佛教造像，使佛教得到了流播，同时也对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当时的政府、王公贵族们参与开凿石窟和佛教造像，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他们专门征调、培养了大批的工匠。在这大批工匠之中，便自然会孕育出很多优秀的书法家、画家、雕刻师等，他们创作的艺术作品，由于佛教的传承而流传延续至今，成为我们当今世人一笔宝贵的财富。
北朝佛教文化的兴盛与传播，带动了石刻艺术的发展，对北朝书法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朝刻石树碑之风催生了魏碑的产生
北朝延续了汉代刻石树碑之风，如太祖登国六年（公元 391 年）秋，“于棝杨塞北，树碑记功。”世祖神麚四年（431），“勒石漠南，以记功德”太平真君四年（433）二月，太武帝“至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高宗太安四年（458）二月登碣石山，观沧海，“筑坛记行于海滨。”十月“次于车轮山，累石记行”从以上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许多帝王为宣扬政绩功德，也多喜好刻石勒碑。北魏太延三年（437）刻的《太武帝东巡之碑》，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刻的《皇帝南巡之碑》，文成帝太安二年（456 年）刻的《嵩高灵庙碑》，太和十二年（488）刻的《晖福寺碑》，太和十八年（494）刻的《吊比干文》等等，北朝影响最大的刻石工程是崔浩等人将国史刻于石上。可见当时刻石树碑之兴盛。
厚葬之风的盛行，促进了树石刻碑之风的繁荣。为墓主立碑颂德，是古代营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祖先、隆重的操办丧事，目的是为先人歌功颂德，慎终追远，使后人不忘前人，追思、仰慕前人，将前人的功德永远铭记。同时，厚葬之风也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而且对社会财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朝廷曾多次下诏限制。另一方面，北朝大量的优秀的墓志书法作品，正是厚葬带来墓志镌刻风行的结果。在当时不仅上层社会的达官显贵随葬伴有墓志，以来歌功颂德，宣扬生前世迹，以供后人祭奠、瞻仰；而且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死后也效仿刊刻墓志。现今，从已出土的大量的墓志中看到，有很精工的墓志，也有很粗糙书写刻画都较为随意的。墓志的兴盛，自然促进了社会对书法写刻的重视，同时还孕育产生了很多书手和刻工。墓志书法的不断发展变化，对魏碑书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北朝刻石树碑之风促进了碑刻与书法的发展，其中那刚健质朴、粗犷豪放的艺术风尚；以及北朝文化风尚中注重礼仪规范、经世致用的现实精神，对魏碑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