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物核心的建立
《水浒传》不同于以往古典小说以叙事为主要手段的传统结构，而改为以记人为主，即从情节小说转变为性格小说。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一定依据的。《水浒传》的主人公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梁山好汉。特别是在前七十回当中，梁山好汉的故事不是围绕一个人展开的，而是围绕不同的人展开的，各部分又是相互独立的，甚至可以单独拿出来作为一部小说。《水浒传》可以看成是部分主人公的人物传记。就像金圣叹说的那样：“《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
《水浒传》在的这种“纪传体”的写法，开白话长篇小说人物塑造艺术之先河。这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把《水浒传》的前七十回看成是部分主人公的人物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分为三类，即单传、合传和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以一个主人公为中心，如“武松传”、“林冲传”、“宋江传”等。合传是记二人或二人以上的，由于几个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之间的故事有密切联系，所以放在一起写。如“卢俊义燕青传”、“杨雄石秀传”等。类传则是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即把职业和身份相同或相似的同一类型人物放在一起写，如“阮氏三雄传”、“孙立孙新传”等，笔者认为全书重点塑造的正面人物可归为一类，这一类人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梁山好汉”。因此全书又可看做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一部类传。
《水浒传》以人物传记形式展开故事情节的艺术结构，体现了作者把描写焦点放在人物塑造上的自觉意识，在叙事结构中建立起人物核心，基本上完成了描写重心从“叙事”到“记人”的模式转换。
（2）人物类型的形成
“类转”中的人物形象实际上基本形成了类型化典型形象，周来祥先生认为，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塑造类型化典型形象的时候，《水浒传》主要采用了两种表现方式：以类相聚和同类重现。
所谓以类相聚，是指把性格、职业、生活背景等方面较为相似的人物放在一起进行塑造。如在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中出场的解珍、解宝这两个人物就是放在一起来写的。书中对两人的出场描写是：
“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弟兄两个，哥哥唤做解珍，兄弟唤做解宝。弟兄两个都使浑铁点钢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当州里的猎户们都让他第一。那解珍一个绰号唤做两头蛇。这解宝绰号叫做双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细膀。那个兄弟解宝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的身材，面圆身黑，两只腿上刺着飞天夜叉；有时性起，恨不得腾天倒地，拔树摇山。”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氏兄弟具备多处共同特征，两人出身都是猎户，使用相同的兵器，武艺都很高超，父母双亡，都不曾结婚，都是七尺以上身材。两人的相似之处极多，在书中的一切行为都是共进退的。如一起射中老虎，一起被人冤枉下狱，一起越狱逃跑，一起上梁山，甚至在后来征方腊的过程中，一起摔下悬崖丧生。解珍解宝是《水浒传》中武艺高强，忠义双全，勇于自我牺牲的一类英雄的典型形象。
如果说解珍解宝之所以放在一起来写，和他们两人是亲兄弟有关的话，那么杜迁、宋万和朱贵的“类传”则更明显的体现了“以类相聚”的表现手法。杜迁、宋万和朱贵在第十一回中同时出场，他们三个可以说是梁山泊的“三朝元老”，历经王伦时代、晁盖时代和宋江时代。是梁山基业的开创者。在林冲上山之时，面对王伦对林冲的猜忌和嫉妒，杜迁等三人表现出的性格特点是是非分明，富有正义感，以大局为重。而后林冲火并，晁盖成为山寨之主，这三人又主动让贤，体现的是忠厚老实，心胸宽广的性格特点。他们三人是梁山好汉中能力虽无过人之处，但为人豁达，有集体观念的一类英雄形象的代表。因此被归为一类，集中进行形象塑造。
所谓同类重现，则是类型化典型形象在行文中重复出现。正像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的那样：“江州城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奇绝。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其实有些题目并不仅仅是重复了一遍，如“淫妇”类人物形象，除了潘金莲和潘巧云，还有阎婆惜，还有卢俊义之妻贾氏，他们都是年轻貌美的有妇之夫，都背叛自己的丈夫与外人私通，结果都是被人杀死。杀虎英雄除了武松和李逵，还有解珍解宝，无论是“淫妇”还是“杀虎英雄”都属于类型化典型形象，这些典型形象在全书中反复出现，更加深刻地给读者留下了更加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这种同类重现的现象在《水浒传》中并不少见，可见这是作者在塑造类型化典型人物时常用的一种表现方式。
《水浒传》的作者通过以类相聚和同类重现两种艺术手法，完成了作品人物类型的形成，塑造出了一大批不朽的类型化典型形象。
总而言之，《水浒传》打破了传统古典小说以叙事为主的结构，实现了由“叙事”向“记人”的模式上的根本转换，是中国古典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