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上台后的政纲定位是：“治天下之大，贵在其中，故乱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皇子时代的乾隆虽然口口声声说将来要遵奉雍正教诲，继续维护严政路线，可实际上那只是为了自保所做的掩饰。他上台以后，终于为他理想中的政治方案迎来了付诸实施的契机，经过精心构思和运笔，乾隆把他的父亲雍正执政期间的严政重新改为宽政，把自己的政纲定位于宽严相济政治。
并且乾隆还将父祖的政治特点及其利弊做了对比分析，指出各朝施政都是形势使然，既不能随意采取的政策，也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康熙时“与民休息”，晚年却“多有宽纵之弊”；雍正时就不得不下猛药“整顿积习”，但这又导致“多有严苛之弊”；于是到他乾隆当政，就不能不用宽仁政策来予以纠正了。
有了这样一番铺垫后，乾隆对在雍正年间执政曾打击过的那些叔叔伯伯们，进行了两轮大赦，但在这两轮大赦中，唯独大伯胤禔没有享受到“宽仁政策”带来的红利。
第一轮享受宽仁政策在乾隆二年，乾隆在雍正朝夺嫡被圈禁的叔伯，有三伯允祉、十叔允䄉、十四叔允禵。允祉在乾隆即位之前就已经死了，乾隆下诏将允祉收入玉牒并赐复爵位，对允䄉、允禵也要求“酌量宽宥”，准备等待时机成熟便予以赦免。
这一年，乾隆又释放了十叔允䄉和十四叔胤禵，让他们重见天日，胤䄉封为辅国公，胤䄉去世后，乾隆还以高一级的贝子品级进行祭葬。十四叔胤禵也封为辅国公。十年后，还升为贝勒，后来又升为郡王。
第一轮乾隆虽然没有赦免大伯胤禔，但是封他的儿子为将军，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恩惠。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再次赦免那些与父亲雍正敌对有代表性的头号人物：八叔胤禩和九叔胤禟。胤禩是皇族内部关系紧张的源头，乾隆早在青少年时期对该案受害者的遭遇就已暗暗地深表同情。
1735年11月8日，乾隆发话，将宗室内部的“亲亲睦族”上升到治国之道的高度，训斥十四叔允禵之子弘春、三叔允祉之子弘景“不孝不悌，原因是两人看淡父兄被削爵囚禁，不但部悲伤，反而看起来该高兴。
乾隆认为弘春、弘景等人“互相排挤，不知向善”，正是这些不孝之徒把皇族风气给搞坏了。显然这是乾隆在为平反允禩案制造舆论，考虑到不能损害父亲雍正的形象，所以只能把小字辈不听教地推出来当典型。
乾隆言毕后，便静待有人上奏，好宣布重审允禩此案，孰料十多天过去，朝堂之上仍没有一个人提到允禩此案，更别说要求对此案进行重审乃至犯案了。
也不奇怪，毕竟胤禩、胤禟是雍正朝敌对的主犯，而且又去世多年，已经是盖棺论定，即便乾隆自己，遇到雍正的责任问题也还得绕着走，更遑论他人 。
乾隆一直见得不到响应，只得退而求其次，从受株连被消除宗籍的堂兄弟身上寻找突破口，表示允禩、允禟固然罪有应得，但其子孙皆为康熙血脉，若使其永失皇室尊严、待遇，一如庶民，惩罚显得过重，所以应让他们复归宗室。
复归宗室必然要重赐带子，究竟是赐黄带子，还是红带子，商量来商量去讨论了一个月也未有结果。
这球又重新踢到乾隆脚下，乾隆相当果断，便用康熙先例一锤敲定了此事。这是发生康熙朝的事例，康熙晚年增修玉牒，将从前背革宗室子弟莽古尔泰、德克赖、阿济格等人重新收入，当时还赐的是红带子。
所以乾隆效仿祖父康熙，下旨将允禩、允禟的子孙循例“给予红带，收入玉牒”。同样的操作手段也替他的三哥弘时平反了。
从第二轮大赦免可以看出，乾隆对祖父康熙的崇敬远高过于对父亲雍正。所以，大伯没有享受“亲亲睦族”政策的关键就是在这里了。
乾隆把胤禩、胤禟这块难啃的环节解决之后，还将在允禩案中遭到牵连的阿灵阿、阿尔松阿、揆叙等人逐一恢复名誉，就连年羹尧、隆科多两案中被株连人员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从宽赦免，期间遭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文武官员均被允准“酌量降等录用”。
乾隆热心于平反积案，自然是缘于乃父政治过猛，乾隆必须以宽进行纠正，对皇室成员的赦免，进而消弭其父之前强力打压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同时还体现“皇恩浩荡”，这样一来，中央集权，将得到再一次的加强。
然而，大伯允禔不同其他的兄弟，他的罪行是康熙拍板的，并且还实锤。乾隆又特别崇拜康熙，同时大伯获罪是因为觊觎皇位，魇镇皇太子，还要康熙处死太子，而且说替康熙动手此类话，对骨肉兄弟心狠手辣，算是谋逆的大罪，证据确凿，他的罪行彰显于天下，无反可平，翻不了案。
而且大阿哥允禔生前并没有削籍，死后的丧仪，雍正还以贝子规格安葬的，这已经对他仁尽义尽了。另外他被圈禁，虽有人看管，但生活一点也不差，是在自己府邸里，只是限制自由，跟老婆孩子在一起。而且圈禁期间，还一口气生了9个女儿，11个儿子，可见他的生活有多悠闲自在了。
相对于大伯允禔，康熙对他的处罚并不过份，而且这个案子是康熙钦定，康熙严旨让严加看管胤禔，不得玩忽职守，违者族诛。乾隆对祖父的崇敬远高过于父亲雍正，从感情上讲，他对康熙的崇敬是刻在骨子里的，更不愿意拂逆康熙意旨；从政事性来说，会给自己扣上“昏君”的帽子。
所以说，大伯胤禔罪行已是实锤，乾隆没有必要冒险替大伯平反，惹上不好的舆论。另外，大伯的儿子们都受乾隆的关照，官职还不算差，二等三等的御前侍卫。
虽然皇室成员在朝廷中也许还会发挥作用，但清朝已经完全实行了皇权制，已经无法对政局有任何影响了。只不过在乾隆即位之初，原来所认识和了解的官员太少，急需用人，这使得他不得不频频加恩于犯错官员和平反有过错的宗室，争得他们支持，以便组织自己熟悉和信赖的执政班底。
要不，在雍正朝与准噶尔的战争中，内侍卫大臣傅尔丹、参赞大臣陈泰、川陕总督岳钟琪被认为对军事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逮捕下狱，乾隆认为傅、陈“祖父俱有功勋”，岳钟琪平青海有功，直接释放回家，后来还启用了岳钟琪再次挂帅西征。
大伯胤禔虽也擅长军事，常年征战沙场，立下屡屡战功，但他犯的错误，算是谋逆的大罪了，是不可饶恕的，乾隆认为不足以为大伯平反而拂逆祖父康熙意旨。
话又说回来，哪一个能像大阿哥胤禔这样，没心没肺地从康熙四十七年活到雍正十二年的？
所以说，在乾隆当政后，在经过精心运笔下，他平反了多位叔伯和宗室成员，他认为叔伯他们固然罪有应得，但是子孙都是康熙的血脉，他希望爱新觉罗家族更加庞大，并不是日渐凋零，所以认为应让他们复归宗室。而在他的心里，大伯胤禔的罪行是不能予以原谅的，为了皇权不顾手足之情，还要替康熙杀了弟弟胤礽，胤禔的行为令人寒心，也不足以拥有皇家的尊贵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