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应对的着力点是增强信贷可及性和可负担性。长期则应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发展信贷保险体系，确保经济衰退期间消费的基本稳定。
近期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一般而言，信贷政策在经济下行周期，对于提升市场信心，促进消费和经济活动的复苏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从信贷政策的角度，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思考当下提振需求，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从国际经验看，在经济下行甚至经济危机时期，短期应对的着力点是增加信贷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企业部门加杠杆，维持就业和投资稳定；而居民部门去杠杆，减轻债务负担，增加可支配收入，保持消费能力，从而起到提振消费信心，恢复经济活力的作用。
长期需要通过灵活的利率调节机制和保险机制，平滑消费者的利息支出和收入，使得经济衰退时消费也可以保持基本稳定，或不至于大幅度下降。
一、信贷政策应对需求不足的短期机制
（一）降低贷款利率
经济下行周期常常伴随消费需求显著减少，失业率增加和收入下降。这种情况下，逆周期调节最常见的做法是注入流动性，增加信贷供给，并通过降息减轻市场主体债务负担。降息不仅是对于新增贷款而言，降低存量贷款利息的必要性有时更为凸出。因为在未来收入预期降低，消费收缩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利息信贷弹性变小，降息对于新增信贷需求的拉动作用将变得十分有限。而降低存量贷款利率对于留存贷款人的现金流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相当于间接的收入补贴。美国、日本、欧盟在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危机阶段，都采用了大幅降息的办法。
（二）通过保就业间接支持消费的信贷应对措施
例如，新加坡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推出了临时过渡性贷款计划，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增加信贷供给和薪资补贴。因为中小企业往往是就业的蓄水池，避免中小企业因资金困难进行裁员或破产，可以起到保就业，稳收入，从而达到稳定和促进消费需求的作用。
（三）贷款宽限
仍以美国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房价的大幅下降，消费者贷款的违约率显著增加。而与2008年危机不同的是，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并没有出现违约率上升的情况，相反，房贷和各类贷款的违约率反而在下降，房价也不降反升。有研究表明，这一结果和美国政府以及金融机构推行的贷款宽限政策有一定关系。依据《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法案），消费者在多种类型的抵押贷款和大多数联邦助学贷款中享有宽限权利。
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的数据，疫情期间宽限贷款对所有房贷的占比最高达到8.55%（2020年6月7日）。除了法律明确给与宽限权的房贷和助学贷，很多银行和借贷机构自愿选择在汽车贷、信用卡等其他贷款类别中给与借贷人宽限政策。一方面信贷宽限避免过多借贷者陷入违约，减少了对借贷人的直接收入冲击，另一方面，使得消费者有能力支付生活必需品和其它消费账单。同样，新加坡也在疫情期间施行信用卡免息和缓缴方案，对稳定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金融支持消费的长期机制
（一）利率市场化调节机制
很多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欧盟的大部分地区，都允许房贷利率的“再融资”、“转按揭”或“贷款重组”。对于贷款人来说，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获得更有利的房贷利率或延长贷款期限等条件。更重要的是，为经济体提供了可以灵活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利率调节机制。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减少贷款人的债务负担，可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提升消费和投资能力，同时提升消费者信心。通过再融资和转按揭调节，可以避免大量违约或房屋抛售行为，有助于在经济危机中稳定房价，缓解金融系统的压力。
（二）房贷和其他消费贷保险体系
在很多发达经济体，强制性要求低首付购房者缴纳房贷保险，对于其他类型的消费贷，很多情况下推行自愿性保险。信贷保险为贷款人提供了违约保护，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分散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健康。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有助于减少借款人和贷款机构损失，帮助维持借款人的消费能力，对经济稳定和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三、政策建议
针对中国当下需求不足的问题，建议信贷政策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提振消费和经济活力：
一是，进一步降低存量贷款利率，并持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存量贷款利率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减轻居民债务负担，提高消费能力；第二，有助于减少房贷违约和房屋抛售，对房价降起到一定支撑作用。
实际上，当前存量房贷利率和新增利率倒挂，民众已经在通过提前还贷，或者房屋置换等方式进行应对。一方面，银行从存量房贷获得的利息收入已经在下滑，另一方面加重了房价下行压力。权衡利弊，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对于经济整体的贡献将高于银行利润损失的部分。
长期看，应持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允许房贷“再融资”、“转贷”或“重组”。虽然银行不可避免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但也会倒逼银行改革，发展金融科技，改变依靠利息差的旧有盈利模式。更重要的是，为贷款人和贷款机构提供了更为灵活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长效机制，有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健康。
二是，围绕保就业，增加对中小企业信贷供给。应重视裁员、降薪对消费者收入和信心的负面影响。要扭转预期，关键在于稳住就业的蓄水池。建议着力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薪资贷款，保障就业和薪资水平的稳定。
三是，发展助学贷。一方面教育支出是中国居民储蓄的重要驱动因素，发展面向高等教育的助学贷，有助于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助学贷宜开放式、长期低息贷，允许学生在完成学业后职业发展允许的条件下偿还。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助学贷迅速增长，并成为居民负债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美国助学贷占比随着年龄的增长降低，但在60-69岁，及70岁以上的美国老年群体，助学贷占比也达到17%和8%。我们可以在总结美国助学贷发展的经验基础上，优化中国助学贷的设计和实施机制。
除了面向高等教育的助学贷，还应发展支持新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相关的助学贷。当下中国青年失业率攀升，其中很重要一部分是劳动者技能无法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构性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职业技能提升提供信贷支持，既有助于提高中国劳动生产力水平，也将对降低青年失业率有积极促进作用。
四是，发展信贷保险体系。酌情针对不同居民消费贷款类型，发展强制性或自愿性贷款保险，分散金融机构风险，增强金融系统稳定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裘菊，经济学博士，现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欧洲区域经济，可持续金融和微观经济政策研究。在加入中欧前，裘博士先后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法国巴黎第九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担任法国NEOMA商学院经济学讲师。2021年归国后，裘博士曾就职于美国Brattle经济咨询公司（上海）和中欧案例中心。裘博士在北京大学获得政治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就读于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裘博士是《欧洲区域经济研究报告2022-2023版》和《欧洲区域经济研究报告2023-2024版》的合著者，这份年度报告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