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丝绸之路大开，中外交流密切，因此唐朝能看到如“虎爪书”“倒薤书”“日书”“月书”“风书”“虫食叶书”以及其他各种从外国引进的书体——像“胡书”“天竺书”等就属于此类[梵文]。是据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西域当时行用的书写文字有六十四种之多，而段成式所具列的，或者说唐朝那些务新求奇的人所见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

段成式记载的西域书体主要“主要有“驴唇书”“大秦（即罗马）书”“驮乘书”“起尸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他是在皇家秘阁工作的，接触的外国资料很多，应该是亲眼所见。

用来书写这几种文字的纸，在唐朝人的眼中同样也是很稀奇的。

唐朝本土出产的纸是用大麻纤维、葛以及楮，甚至是用竹浆、黄檀浆制作的；这些纸被染成了各种不同的颜色（有一种薄而起皱的金黄色的纸，就是唐朝最美丽的纸中的一种），有时还在纸里添加香料。将制成的纸张首尾连在一起，就成了长长的卷子；卷束在带有水晶圆顶的檀木卷轴上的卷子，可能是最上乘的卷子（虽然九世纪时也有折叠装的书籍，到了十世纪时又有了线装的书籍）。但是最典雅的书籍是写在绵帛上的，这种方法古时就已使用，因而有悠久的历史。

“尽管唐朝本土出产的纸的质量非常精良，但是我们发现唐朝人也大量地使用了外国来的纸。唐朝诗人经常提到的有“蛮笺”；高丽进贡的纸卷；日本制作的一种“松皮纸”；来自唐朝南方的一种带有“鱼子纹”的白纸；还有一种用水苔制成的“斜纹纸”；等等。

制作这些纸的技艺，最初肯定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因而这些纸即便带有异国色彩，那也只是非常表面的。虽然从公元前二世纪起，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羊皮纸或相当于羊皮纸的书写材料，但是羊皮纸是否从遥远的西方传到了唐朝，我们还无法断定。

羊皮纸

据汉代伟大的旅行家张骞记载，安西“画革旁行以为书记”，而且中世纪时的于阗也确实是以皮革作为书写材料的[史记]，以斯坦因的发掘的西域文物为证明，也就是说中国人也在西域用过羊皮纸。但是这种书写材料并没有在内地引起多少注意。

在唐朝文献中随处可以见到的是另一种外国的书写材料，“这种书写材料对唐朝诗人的想象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材料就是扇叶树头榈，即生长在南亚的扇叶棕榈的树叶。

在唐代，这种书写材料仅仅是以其梵文的读音“贝多”（pattra，树叶）知名[8]。根据唐朝正史记载，天竺人“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昙章》，云是梵天法。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旧唐书》卷198]。

段成式正确地记载了贝多的梵文语源，将这种材料描述为摩揭陀国——或许是因为制作棕榈叶书是这里的一项重要的工业——的一种常青树。段成式还特别指出，如果精心保管的话，写在扇叶树头榈上的经文甚至可以保留五六百年的时间[《酉阳杂俎》卷18]。

居住在唐朝京师里的居民，还可以见到长有这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树叶的贝多树。种植在一所被称为“兴善寺”的佛教寺院里。兴善寺以其宏伟庄严的建筑著称于世，它被誉为长安城里最大的寺院，而且还收藏着其他许多为人所称道的珍宝——例如于阗玉像、绘画大师吴道子画的壁画，而兴善寺的古松尤其是人们珍爱的神物，每当大旱时，人们都要从这棵古松上取下一根枝条，然后将它刻成龙形来求雨。九世纪末年，诗人张乔曾经写过一首诗，赞颂兴善寺那株备受尊崇的贝多树。

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长安的气候环境中，这棵贝多树居然存活了那么多年。

“用裁成合适形状的棕榈叶做成的书叫作“ollahs”，这种书在唐朝人中间又叫“梵夹”，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因为这种书是用两块木板相夹，然后再用绳子捆扎起来的[14]。从前往天竺的唐朝取经人积极地搜集贝叶经这一点来看，这种书在唐朝并非罕见之物，而在唐朝的各大寺院里，更是可以轻易地见到梵夹；日本和尚圆仁就注意到，在五台山有一部梵夹装的《法华经》。在一些较为世俗的环境中，也可以见到这种书：例如笃信佛教的唐懿宗“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16]。天宝五载（746），师子国王尸罗迷伽派遣婆罗门僧阿目佉拔折罗前来长安，献“贝叶梵写《大般若经》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