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北部湾划界最终解决
1974年划分北部湾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主要是当时双方缺乏互信，同时也因为越方提出的划界主张中方无法接受。北部湾是一个半封闭海湾，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东边是中国的海南岛，西边是越南北方的陆地。双方谈判的任务是确定一条界线，划分属于各自的专属经济区。但谈判伊始，越方提出要以东经108度3分13秒划界，由此便可占有北部湾2/3的海域面积。这种无理的主张自然遭到中方的拒绝，致使谈判不欢而散。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双方重开谈判。此时越南的态度比较现实，表示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中方希望越方提供一份文字材料，说明这种主张的改变，越方表示即使不提供文字说明，他们说话也是算数的。对此中方表示可以理解。
至于如何划分，中方提出了大体对半分的主张。中方表示，所谓大体对半分，不是绝对的各占一半面积，一方可以略多一点，另一方可以略少一点，但不能相差过多。对于中方的这一主张，越方虽没有公开批驳和反对，但在很长的时间内不做表态，致使谈判原地踏步，无法进展。
与夫人在中越边境1号界碑前留影。
1998年1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越南。越共总书记黎可漂在会见胡锦涛时表示，北部湾划界一方占47％—48％，一方占51％—52％，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友好协商，问题并不难解决。这是越方第一次就中方的划界主张做出的积极表态。
在场的唐家璇外长和王毅部长助理都异口同声称赞黎可漂有“战略家眼光”。就是在黎可漂的推动下，又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在2000年12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访华期间，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两国划分北部湾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
当时我已离任回国，但仍以前任大使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至此中越双方历史遗留的三个问题解决了两个，剩下最后一个就是南海岛屿归属的争议。
当年参加谈判的故人
当年的中方代表团韩念龙团长退居二线后曾出任外交学会会长。越方的团长潘贤后来担任了越南司法部长。越方的另一位团长丁儒廉退休后担任越中友协副主席。如今三位老同志都已作古。
阮庭榜是越南外交部的中文高级翻译。20世纪的两个问题谈判中，我和他分别担任各自代表团团长的翻译。双方团长的发言稿，均由我和他按照事先翻译好的稿子宣读；两国团长相互批驳时，也由我和他即席翻译。当时我发现，不管现场气氛多么紧张，阮庭榜始终保持平和心态，既能准确翻译出越方团长的发言内容，又注意尽量不使用过于刺激的言辞。每次谈判结束告别时，彼此虽不说话，但他都用力地同我握手。
两国关系友好时期，每次越南领导人访华，我和阮庭榜也都有翻译任务。他的酒量很大，在宴会桌上尽管没有两人单独交谈的机会，但都设法用眼神示意，单独干一杯茅台。多年来，他和我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96年春节是我出任大使后的第一个春节，阮庭榜特意请我和大使馆几位同志到他家吃饭。
1997年香港回归后，阮庭榜被任命为越南驻香港总领事。临行前，我在大使馆专门为他和夫人饯行。我曾问他，当年谈判的气氛很紧张，为什么每次还那么用力地握手？他说，他相信紧张气氛是暂时的，两国肯定会重归于好。阮庭榜退休后，仍有好几次为越南领导人访华担任翻译。每次尽管时间和日程安排很紧，他都抽空打电话来问候。
2005年1月，我和夫人前往越南参加庆祝中越建交55周年研讨会，在河内逗留了一个星期，阮庭榜特意到饭店来看望我们，还请我们到家里做客。之后又托朋友给我带来包装精致的越南咖啡。
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我和阮庭榜的关系也是中越两国关系的一个缩影。几十年来，作为中越关系演变的见证人，我们都为培育中越友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特别是在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我们共同的愿望是如何让中越关系继续平稳健康发展。
与河内外交使团的交往
自1986年实行革新政策，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越南的对外关系也日益发展。我在越南工作期间，越南已同16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许是由于当时物质条件的关系，首都河内只有60多个外国大使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其中包括美、俄、英、法、日等大国在河内的大使馆。驻越大使们大都能讲英语或法语，懂越语的没几个。随着越南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大使明知在越南工作时间不长，也在努力学习越语。
20世纪60年代，我国外交官在外交场合多带有翻译。这种情况虽是工作需要，有时也会导致尴尬场面。比如有的外国人讲了一个笑话，立即引起哄堂大笑，但只有中国外交官不笑，因为翻译还没有翻过来。等大家笑完了，现场安静下来，我们的外交官才通过翻译知道了笑话的内容，这时只听得他一个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又笑了起来，十分尴尬。除了越南语，我还可以讲些法语，这对我参加外交使团的活动很有帮助。
这是我和夫人同使团的部分朋友在中国大使馆聚会，后排右1是我国前驻斯里兰卡大使陈德福。当时他正随一个考察团来到河内，我便请他一道参加聚会。
我和夫人在大使馆同部分外国使节夫妇聚会。
据我观察，各国大使的任期一般为两至四年。其他国家的大使中很少是长期从事对越工作的，有的还不是职业外交官。同他们相比，我在越南工作的时间最长，对驻在国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个前后比较和连贯思考。所以遇到越南有什么重大事件，如党代会等，他们都愿意听听我的看法。使团长是巴勒斯坦大使，他从1978年就来到了河内。由于巴勒斯坦的特殊情况，尽管越南的财政并不宽裕，但多年来越南都无偿提供巴勒斯坦大使馆馆舍，并承担大使馆的全部开支。
由于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问题不像过去那样突出；使团间的活动多属联谊性质，大家都注意求同存异，很少有尖锐的交锋或争论；如有问题需要深谈，多采取双边接触的形式，所以同使团朋友的聚会，气氛都相当宽松。
我在老挝工作期间，澳大利亚驻老大使迈克曼和缅甸驻老大使蒙蒙莱就已同我有不少来往。我到越南后，他们俩也都调任驻越大使，彼此是老朋友，自然更为亲近。
罗马尼亚大使瓦里留也曾在河内综合大学留学，讲一口流利的越语。在河内外交使团中，我和他交往最多。
罗马尼亚大使瓦里留和我都曾在河内综合大学留学过。在我印象中，瓦里留是欧洲外交官中越语讲得最好的一个。他比我年轻很多，但因为是校友，感情上又增加了一层亲近感。
罗马尼亚使馆离我们使馆很近，走路只需三、五分钟。星期日，他经常约我到河内市郊看看，在外面野餐，平时也经常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有一年圣诞节，他们夫妇不去参加欧洲外交官的活动，而是邀请我们夫妇到五星级的统一饭店吃西餐，并为我们进行录像。他离任回国后，还委托我们多关心他在越南留学的儿子。
此外，我与土耳其、西班牙、荷兰、意大利、韩国、新加坡等国大使的交往也较多。我还不时邀请一些比较熟悉的大使们到使馆品尝中餐。他们开玩笑说，河内档次最高的中餐馆不在别处，就在中国大使馆。
在同各国使节的交往中，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大使维克多和他的三位前任。从60年代起，中苏关系长时间紧张。为体现我们的反修立场，中国外交人员都不同苏联外交官握手。那时的苏联大使是谢尔巴科夫。一次，他把手伸向中国外交官，却遭到拒绝，只听他说：“真有意思。”后来谢尔巴科夫调任驻华大使。
谢的继任者是沙普林，他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在越南任职约10年。那是越苏关系的黄金时代，苏联使馆戒备森严，门前车水马龙，前去会见苏联大使要通过好几道门槛，沙普林本人自然也十分风光，在公众场合经常走在越南领导人的前面。沙普林回国后曾任苏联副外长。但苏联解体后，沙普林一时没有了着落，最后找到一个差事——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
沙普林的继任者阿比杜林与我同年，懂越语，是越南问题专家。他赶上了越苏蜜月关系的尾巴。苏联解体后，越南和俄罗斯的关系迅速冷却，阿比杜林再也得不到人们的青睐，越南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感谢苏联的援助。对此，阿比杜林显得十分失落和无奈，曾向我发过牢骚，不久悄悄离开越南，到澳大利亚赴任。
维克多大使年龄比我大些。他知道越俄关系已无法同过去相比，只能承认现实，因此处处显得低调。他很少主动安排什么活动，在外交场合总是坐在不显眼的地方，寡言少语。一次我问他，俄国青年是否怀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时代，他没有多做解释，只说这和当局的宣传教育很有关系。这时的苏联大使馆再也没有昔日的车水马龙，里面的设施也年久失修，给人以破落的感觉。
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使彼得·彼得森（DouglasPeterPeterson）。1995年7月，越南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7年5月，美国首任驻越大使彼得森抵达河内赴任。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外电对他的“戏剧性”经历作了颇多报道。
彼得森大使时年61岁。他出生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工人家庭，在十个孩子中排行第九。越战期间，彼得森在美空军中服务。
1967年9月的一天，当他第67次驾驶飞机准备轰炸越南北方一条铁路的时候，被越南防空部队发射的一颗导弹击中。他立即跳伞，但降落伞被挂在一棵芒果树上，他摔在地上，腿部、肩部和手臂骨折。当时他曾想用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出于好奇心，想知道此后的命运如何，终未自杀。
越南民兵发现他时，他已躺在树荫下，昏厥过去。民兵首先脱掉他的皮靴，因为美国大兵多是少爷兵，光着脚便无法走路，自然也就无法逃跑了。就这样，彼得森成了战俘，被关进河内的监狱达6年半之久。直到1973年关于越南停战的《巴黎协定》签订后才获释放。离开越南前，他发誓永远也不再返回这个“倒霉的地方”。
回到美国后，彼得森仍在空军中服务。1981年转而经商。1991年至1996年是佛罗里达州民主党议员，这期间他的妻子和17岁的儿子相继去世。
1996年5月，克林顿总统提名彼得森为美国首任驻越大使，但直到1997年4月，此项任命才获国会参议院通过。彼得森抵达河内机场时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越南，但第一次来时没有护照。他说：“我相信，我们将不再彼此视为敌人，而是好朋友。”不久，他与澳大利亚驻越南大使馆的越裔女商务参赞结婚，并在河内举行了颇为隆重的婚礼。
彼得森的经历和他到任后越美关系的发展动向，引起河内外交使团的浓厚兴趣。就我个人来说，越战期间我曾在中国驻越使馆工作过5年，对美国飞机狂轰滥炸越南北方的情景记忆犹新。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好奇，我很想同彼得森有些个人交往。
但彼得森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到任后一直不来拜会我，在各种外交场合见到我也从来不打招呼，故意装作看不见。1997年11月，越南政府举办越南—东盟粮食安全问题研讨会。越方安排在潘文凯总理讲话后，由中美两国大使相继发言。我发言后走回座位时，彼得森正向讲台走去，两人擦肩而过，未打任何招呼，在场的人都看在眼里。
1997年、1998年我举行国庆招待会，都给彼得森发了请帖，但他均未出席。当时我想，近些年来，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两国元首也实现了互访。照理说，两国的驻外大使也应该相应地有所交往。但既然彼得森如此傲慢和无理，我作为中国的大使，也要表现出中国的尊严。
1998年美国国庆招待会时，我虽收到请帖，但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我也没有出席。同时，我还把对彼得森的印象和不满，告诉了罗马尼亚驻越大使瓦里留和越南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武频少将，有意让他们把我的想法告诉外交使团的朋友和彼得森本人。
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我馆舍严重毁坏，3名记者不幸遇难，使馆20多人受伤。我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接着，首都北京和许多城市的学生以及各阶层群众纷纷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5月10日上午，美国使馆打来电话说，彼得森大使准备当天下午到中国大使馆来见我，并面交一封他个人的信件。我估计他来送信可能同我驻南大使馆被炸有关。不管这是不是美国政府对所有驻外大使的统一要求，我很想听听他说些什么，便同意会见。以往我会见别国大使都是在官邸，这次我有意安排在使馆客厅见他。我想，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又是对彼得森这样一个人，没有必要表现出什么热情。
下午3时，彼得森来了，面交了他的信。信中说，“上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北约军队误炸，对于由此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悲剧性的损失，我表示最大的遗憾。我想向你，特别是向这次可怕事件的受害者家属，表达我个人和所有美国人最深切的哀悼。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两国持续的建设性对话和不断改善的双边关系令我深受鼓舞。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在共同致力于建设更加繁荣与和平的世界方面，合作潜力很大。我衷心希望，今后我们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请允许我再次向贵国和贵国人民因这次事件所遭受的损失表达我最深切的同情。”
我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肆意践踏。中国政府已发表严正声明，对北约的这一暴行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中方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看看美国和北约如何就此做出交代。我还说，所谓中国大使馆是被“误炸”的说法，令人完全不能理解。3枚导弹同时击中同一目标，怎么可能是“误炸”？
彼得森说，他尚未能详细了解事情的始末，不想做什么解释。但他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对此表示愤慨。会见进行了10多分钟。这是彼得森到任近两年来我和他的第一次对话。这次会面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不得而知。
2000年2月上旬的一天，越南总理潘文凯为各国驻越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举行春节招待会。招待会快结束时，彼得森夫妇主动走到我跟前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不断发展，我们两人在河内没有理由不加强交往。希望今后我们能经常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我表示愿意同他加强交往，但说话时态度仍比较严肃，未表现出热情。因为我还要看看他的实际行动。
3月上旬的一天，彼得森夫妇在他的官邸宴请我夫妇和另外五、六家大使夫妇。他坐在长桌的中间，安排我坐在他的对面。整个宴会期间，主要是他和我对话。我告诉他，30多年前我在河内综合大学留学时，宿舍就在彼得森官邸的隔壁，门牌是12号，他官邸的门牌是14号。彼得森说，这样看来我们就是邻居啦。他表示希望除了两国大使之外，两个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也要多多来往。
我说，我的同事告诉我，每次去美国大使馆，进门手续都非常复杂，还要由你们的保安人员带路，穿过好几道安全门。这样，我去美国大使馆就不方便了。彼得森说，这一点还要请大使谅解，美国人在越南所处的环境与中国人完全不同，出于安全考虑，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至于大使阁下，什么时候你想到我们大使馆来，请告诉我，我一定提前到大门外迎候。
席间我还说，最近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刚刚访问越南，希望能安排时间，请你给介绍一些有关情况。他说，完全可以。并说，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大使提出同样要求，他想找一个时间，请大家到美国大使馆来，一起介绍。但对中国大使，他说一定要专门安排时间单独介绍，而且要到中国大使馆去介绍。
美国大使彼得森和越裔澳大利亚籍夫人出席我为部分使节举行的晚宴。
3月17日中午，彼得森果然来了。这次我把会见地点安排在官邸。介绍完科恩访问越南情况，已是吃饭时间。出于外交礼貌，我问他可不可以一起到外边的饭店吃个便饭。他说，非常感谢，只是中午已经有了安排。他说，他很喜欢中国饭菜，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大使馆吃正宗的中国饭菜。
4月21日晚，我和夫人在大使馆新装修过的宴会厅，宴请韩国、澳大利亚、奥地利、以色列和美国共五对大使夫妇。彼得森夫妇提前到达，还带来一瓶美国酒。鉴于客人不少，且对中国都很友好，所以我没有专门同彼得森谈什么问题。宴会气氛很热烈，还拍了不少照片。
我离任回国一年后，彼得森也离任回国。对他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我在很长时间都未搞清。
后来我向外交部一位对中美关系很有研究的老同志讨教。他说，彼得森知道自己曾在越战期间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而当时中国在全力支持越南，因此他对同中国大使打交道，可能多少有些心虚。
北约袭击中国驻南使馆后，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竭力说明那是“误炸”，并千方百计向中国示好，而彼得森作为由克林顿提名的驻越大使，对当时中美关系总的背景肯定会了解得十分清楚，这可能就是他对中国大使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