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越方挽留医疗组
鉴于黎德英主席病情已明显好转，并进入康复阶段，双方专家对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也已商定，经请示国内同意，医疗小组拟于1997年新年后一月中旬回国。
1月4日，王新德教授非正式地向越南中央保健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席阮世庆中将表示，中国医疗小组拟于1月14日回国，并就此征求越方意见。阮世庆允即向领导报告。
1月9日，108军医院院长武鹏庭宴请中国医疗小组时，在座的越南卫生部长杜原芳表示，他想大胆地向李大使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再有一个月就要过春节了，出于好客，越方希望中国专家多留一段时间，以便更好地了解越南，并对越方专家给予更多帮助。
越方知道中国专家已来越近一个月，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春节期间应该同家人团聚。但越南卫生部、中央对外部、中央保健委员会，特别是黎德英主席本人希望中国专家能再留一段时间，最好能到春节前夕或过了春节再回国。如这一愿望能得到满足，那将是黎德英主席全家的幸福。希望中国同志研究后，尽快给予答复。当然，最后如何决定，要看中国同志的意见。
医疗组回国前与黎德英夫妇合影留念。
由于我对杜部长所提要求毫无思想准备，所以当场未立即表态。宴会结束后，我把杜部长请到一旁，询问越方对我专家回国的时间有无更具体的意见。杜部长说，越方的意见是，从中方提出的回国时间1月14日算起，可多留两周，也可多留10天，如中方实在有困难，多留一周也可以。
回到大使馆，我和医疗小组的专家们一起商量。大家一致认为，中央派我医疗小组来越为黎主席治病，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尽管黎主席病情已进入康复阶段，我专家眼下已无更多事情可做，但鉴于越南卫生部长亲自出面，郑重提出希望我专家多留一段时间，且强调这是黎主席本人的愿望，在此情况下，我不便回绝；但如留在越南过春节，对越方也有诸多不便，况且专家们在国内确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经认真研究，认为可以接受杜部长提出的中间方案，即在14日以后再多留10天，24日回国。结果国内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越方也很满意。
1月21日，政治局常委黎可漂再次宴请中国医疗小组，感谢中共中央同意让医疗小组多留10天，并向王新德教授面交了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黎德英主席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感谢信。
这时，黎主席的病情进一步好转，说话能力已恢复正常，上肢功能良好，能自行坐起并签署文件。在有医护人员搀扶的情况下，还可站立并步行几步。
医疗组圆满完成任务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越方对中国医疗小组的接待和照顾颇为热情周到。108军医院在黎主席病房旁边，专门为中国专家布置了一间休息室，给每人配备了全新的白大褂，房间内每天都摆放着稀有的热带水果，并不断更换品种。越方还利用星期日安排医疗小组到南方胡志明市旅游。除政治局常委黎可漂两次宴请外，国家副主席阮氏萍、卫生部长杜原芳和国防部副部长陈亨中也分别宴请了医疗小组。
1月23日，我陪医疗小组前往108军医院向黎德英主席告辞。黎主席早已穿上西装、皮鞋，系上领带，和夫人一起坐在一间专门布置的房间里，等候同医疗小组的合影留念。摄影记者也做好了准备。
当时黎主席虽未多说什么，但兴致很高。照相后，大家同黎主席夫妇一一握手告别，随后走出房间。但黎主席又把大家请回去，说还要同每个人单独合影留念。
当晚，我在使馆宴请医疗小组和越方代表。越南主席府办公厅主任阮越勇、中央对外部常务副部长范文章、中组部副部长朱文易和108军医院院长武鹏庭应邀出席。我举杯感谢一个多月来越方对中国医疗小组的热情款待，强调黎德英主席病情好转和逐渐康复是中越医疗专家共同努力、密切合作的结果，是双方的共同胜利，并祝黎主席早日彻底康复。范文章副部长再次对中国医疗组表示感谢。他赞扬中国专家通过自己的工作，为进一步增进两党、两国相互了解和信任做出了贡献。
阮氏萍副主席与医疗组成员和越方专家合影。
1月24日，中国医疗小组圆满完成任务，离开河内回国。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黄瑞江和我到机场送行。
医疗小组回国后，中联部和医疗小组向中央写了总结报告。李鹏总理在报告上批示：“这是通过医疗进行外交和党际交往活动的一次成功事例。应总结经验，并对以王新德同志为组长的全体医疗小组表示慰问和表扬。”
医疗组的工作在越引起热烈反响
春节是中越两国人民共同的传统节日。按照越南多年的惯例，除夕之夜，国家主席要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我心想，黎主席尚在康复阶段，今年可能由其他领导人发表电视讲话。
但2月6日（除夕）晚，我和大使馆一些同志到河内市中心还剑湖畔观看夜景回来后打开电视机，看见黎德英主席正在发表电视讲话。口齿虽不能像生病前那样清晰，但能在电视台讲话，表明身体康复状况已相当可观。
我和康复后的黎德英顾问在河内西湖宾馆交谈。
事后，越南同志告诉我说，中国医疗小组回国后，黎主席仍继续住在医院，直至除夕当晚才取下鼻饲回家。途中在主席府大厅停留，发表了电视讲话。这是三个多月来，黎主席第一次公开露面。
两个月后的4月2日，越南九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开幕。各国驻越使节均应邀出席。我看见黎德英主席大步走上主席台，声音洪亮地发表了即席讲话。国会代表们看到黎主席已完全康复，长时间热烈鼓掌表示祝贺。
中国医疗专家救治黎德英主席的故事不胫而走，在越南干部、群众中广为传颂。他们都把中国医生描绘成神医。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还把黎主席的起死回生完全归功于医疗组带去的中药安宫牛黄丸，以至于不少越南代表团访华后，都要想方设法带回一、两丸。就连黎主席夫妇也对此深信不疑，竟托人买回2000美元的安宫牛黄丸，放在身边备用。
此后几年，越方又先后三次请中方派医疗专家，为越共中央前总书记阮文灵、前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越共前政治局委员裴善悟、前国防部长段奎大将和越共元老范文同治病。还安排越共政治局委员、河内市委书记黎春松和副总理阮功丹到北京治病。直到现在，越南驻华使馆的官员还经常到北京医院中医科请米逸颖大夫看病。
辞行时黎德英夫妇同我夫妇合影。
我离任前，和夫人向黎德英顾问辞行。右1是越共中央对外部阮文山部长。
2000年7月上旬，我任期届满回国。离开河内前夕，越方安排我和夫人向黎德英夫妇辞行拜会，地点就在他的家里，并由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阮文山陪见。
此时，黎德英已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越共中央顾问，身体早已完全康复。他热情地同我握手、拥抱，并同我们合影留念。谈话中，他兴致勃勃地赞扬了几年来中越关系的发展，一再感谢中国派医疗专家为他治病。
黎德英还当面赠送了一份亲笔书面留言，全文是：
“李家忠同志在越南工作期间，为建立越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祝李家忠同志和全家健康、幸福。祝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为建立越中两国的牢固团结和友好合作做出贡献。
黎德英2000年7月5日于河内”
如今中国医疗组为黎德英主席治病的事已过去20年，我很想知道他后来健康情况如何。2015年7月24日越南《人民报》报道，95岁的黎德英一天前在河内出席了越南公安部队建立70周年庆祝活动。相信当年医疗组的所有专家得悉这一消息，都会和我一样感到欣慰和高兴。
越南的革新和总书记阮文灵
我担任驻越大使馆政务参赞（1989年12月至1993年10月）和驻越大使（1995年12月至2000年7月）期间，曾先后与越共四位总书记阮文灵、杜梅、黎可漂和农德孟（时任越南国会主席）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他们四位经历不同，性格和作风特点也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是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都积极主张革新开放、大力发展越南经济，都注重反腐倡廉，都十分重视加强对华友好合作关系。
说到阮文灵，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他并不陌生。20世纪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期间，身为越南党南方局书记的阮文灵化名十菊，不止一次秘密来到中国，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对越援助问题。90年代我在越南工作期间，同阮文灵也有过一定的接触。
阮文灵于1915年7月1日生于河内，祖籍海兴省。1929年参加青年、学生运动。1930年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昆仑岛。1936年获释，同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在河内、海防一带从事地下活动，1939年被派到南方，任西贡市委委员。1941年再次被捕和流放到昆仑岛，1945年八月革命后获释。
1945年至1957年先后任西贡市委书记、南部区党委委员、中央南方局代理书记。1960年在越南劳动党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任南方局书记。
1976年全国统一后，曾任胡志明市（即西贡）市委书记、越南总工会主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6年12月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
1991年6月在越共七大上主动提出不连任总书记职务，被推举为中央顾问，移居胡志明市。1997年12月在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辞去中央顾问职务。
根据我的了解，阮文灵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努力探索革新道路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全国统一后，未能集中精力医治越南的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当时的领导人一面制造了柬埔寨问题，一面在国内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要用20年在全国范围完成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渡。这些脱离实际、严重违反客观规律的政策，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者和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越南经济、社会陷入了深重危机。
这种局面令时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灵深为焦虑。在困难面前，他一面向中央建议推迟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度，一面大胆支持各阶层群众采取灵活的生产、经营方式改善生活，并允许胡志明市一些企业在完成计划后，到市场上寻求原料，并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这种做法调动了企业和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改善了工人生活，受到热烈欢迎。
但也遭到了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非议，认为这种“松绑”背离了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原则，为资本主义“开绿灯”。为此，阮文灵在1982年越共五大上只当选为中央委员，被排挤出政治局。直至1985年6月才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但阮文灵并未因遭受不公正待遇而退缩，他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阮文灵在担任总书记的5年中，本着边实验边革新的精神，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思想和举措：
如，必须发扬自力自强精神，改变长期形成的依靠外援思想；必须打破大锅饭体制，解放生产力，发展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除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外，应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彻底改变越南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路线，明确提出“越南愿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打破封闭的局面，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关系，大力引进外资；农业实行包产到户等。
这些指导思想和举措，冲破了大锅饭体制的束缚，大大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使越南经济逐渐活跃起来。1989年，越南结束了每年需进口40—50万吨粮食的历史，实现了粮食自给并略有节余。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也得到有效控制。越南的革新取得了可喜的初步成果。
如今，越南的革新开放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越南也成为继中国之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人们不会忘记越南革新开放的倡导者和创始人阮文灵。
二、顶住苏联解体的压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相当长时期内，越南一直同苏联保持密切的关系。越南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的援助，对外政策上也同苏联保持高度一致。黎笋总书记当政期间，曾提出同苏联全面合作是越南对外政策的“基石”。由此可见越苏关系对越南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对越南造成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当时外援几乎全部停止，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多数西方国家对越南的封锁尚未解除，党内外思想更异常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阮文灵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形势做出清醒的判断，在紧急关头坚定、正确回答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1990年3月，阮文灵主持召开越共六届八中全会，明确指出：虽然社会主义正处于困难阶段，面临严峻考验，但社会主义一定会经受住考验，逐步克服困难，继续前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肯定越南将继续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接受社会主义道路以外的任何其他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接受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强调当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出政治体制的改革十分复杂，必须逐步进行。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丧失政治稳定，必须吸取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
——作为组织措施，八中全会决定对主张自由化、多党制的越共领导成员陈春柏给予撤销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职务的处分。阮文灵在1990年纪念胡志明100周年诞辰大会上重申：“全党、全民将永远沿着胡志明主席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三、从柬埔寨撤军、改善对华关系
阮文灵清楚地看到柬埔寨问题给越南带来的恶果，并充分意识到要解决柬埔寨问题，必须首先改善对华关系。
为此，他推动越南国会于1988年12月22日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宪法序言中对中国不友好的词句。1989年宣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之后又排除内部阻力，于1990年9月促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越领导人成都会晤，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道路。阮文灵任期内，越南还调整了对华人的政策，决定归还没收的华人财产，并逐步改善了华人的生存和经营环境。
四、作风简朴、平易近人
阮文灵身为总书记，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为能了解第一手情况，他到农村时有意不通知省委书记，中午便吃随身携带的干粮，或用自己的干粮去换农民的煮玉米，为的是同农民面对面地交谈。
我亲眼看到，阮文灵乘坐的是普通小轿车，没有窗帘，车上只有一名警卫员，没有开道车和警卫车。他还效仿胡志明主席的做法，经常用笔名在党报上发表短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批评党内和社会上某些消极现象。
我先后六次见到阮文灵。
第一次是1990年5月19日，我以大使馆临时代办身份出席在越南主席府举行的纪念胡志明主席100周年诞辰招待会。越南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丁儒廉把我引荐给阮文灵。
第二次是1990年9月3日，我作为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到河内国际机场，为前去参加中越领导人成都会晤的阮文灵送行。
第三次是阮文灵于1992年访华后，我作为大使馆政务参赞，参加张德维大使在官邸为阮文灵夫妇举行的家宴。
第四次是1996年春，我作为新任驻越大使，前往胡志明市拜会阮文灵顾问。
第五次是1997年8月25日陪同中国医疗组前往胡志明市，为阮文灵看病。
第六次是两天后，阮文灵到中国医疗组住地看望大家，并和医疗组全体合影。
阮文灵顾问亲自到医疗组住地看望大家。
前去胡志明市拜会越共中央顾问阮文灵。
我清楚地记得，在上述场合，阮文灵多次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感谢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他说，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他曾多次前往北京，商谈中国援助问题。毛主席、周总理对援助越南考虑得十分全面、细致和周到。除武器、弹药外，连越南南方战士的蚊帐和长途行军时所需的压缩饼干都一一考虑到了。如果没有中国巨大、无私的援助，越南不可能取得抗美斗争的胜利，越南党和人民对此将永志不忘。
1998年4月27日，阮文灵在胡志明市逝世。按照越方安排，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在胡志明市举行，外交使团则由越方安排在河内向阮文灵的遗像致哀。
考虑到几十年来阮文灵为发展中越关系所做的努力，我向国内建议，让我前去胡志明市吊唁阮文灵，国内同意了我的意见。到胡志明市后，越共政治局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阮晋勇单独会见了我。他感谢中方发来唁电，也感谢中方派大使专程到胡志明市吊唁阮文灵，称此举再次体现了越中两党、两国的深厚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