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欧洲天主教会中，新兴的耶稣会更注重书籍装帧的精美和插图的丰富程度，在创始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的带领下，耶稣会形成了重视教育、重视书籍出版、重视绘制圣像和印刷插图的传统。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1543-1607）等人在1579-1582年期间曾多次进出广州城，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就有装帧精美的插图本圣经故事书。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都曾多次在信中要求罗马教廷寄来插图书籍，因为“中国人是甚喜爱看图画的…… 这样很容易解释介绍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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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他们反复强调寄来的书籍要“精印”，且“装订必须精美”，以便通过这些书籍，向中国人展示传教士也来自诗书礼仪之邦，从而与中国人印象中野蛮的西班牙商人划清界限。
早在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抵达肇庆时，他们就携带了几箱包括宗教、天文、数学、地理、建筑在内的西文书籍，这些书籍各种开本大小兼备，丝绒封套、镀金镶边、银勾装饰， 装帧印刷皆十分精美。17世纪初，利玛窦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他的藏书，后来建于北京的南堂图书馆此时已初具规模，其中更是不乏精美插图本。书籍中印有插图，这在欧洲被认为是对该书神圣地位的肯定，插图本自然就成了传教士从欧洲出发、准备携带图书时的首选。
晚明文人顾起元在南京出版的《客座赘语》中，就有对其所见西文图书的描述：“（利玛窦）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皆以白纸一面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今云南绵纸，厚而坚韧，板墨精甚。间有图画，人物屋宇，细若丝发。其书装钉如中国宋摺式，外以漆革周护之，而其际相函用金银或铜，为屈戍钩络之；书上下涂以泥金，开之则叶叶如新，合之俨然一金涂版耳”。可见，传教士所携图书不仅纸质上乘、印刷精美、装帧华丽， 而且，其中不乏“细若丝发”的描绘人物、建筑的插图，这些 都给当时中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利玛窦逝世后，耶稣会士金尼阁在欧洲为中国筹备图书馆藏书时，也倾向于选择装帧豪华的大开本，其中自当不乏精致的铜板插图。
然而，1616-1623年的“南京教难”期间，内地教堂被关闭、捣毁者无数，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当时身在南京的曾德昭神父说，“我们的房子、家具，尤其是所有的书籍，都被洗劫一空”，这里提供给我们两方面信息：首先，在教难之前，南京教堂就已经拥有一批西文书籍了，很可能就是顾起元在南京所见之西文插图书；但是，这些书籍在17世纪初期的教难中遭到了毁坏，未能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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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明清之际除传教士随身携带、或由教廷和教会不断向内地寄送的书籍外，有记载的西文书籍大规模入华就是金尼阁携来的“七千卷”图书。1613年，接替利玛窦担任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的龙华民， 派金尼阁返回罗马，向教廷汇报耶稣会在华传教的进展，其主要目的是请求教廷准许耶稣会内部建制、将中文作为一种传教语言、增派传教士、寻求经济资助、收集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以及申请在中国建立“堪与欧洲第一流图书馆相媲美的中央图书馆”，此外，还准备在南京等地建立规模较小的图书馆。经过长途跋涉，金尼阁于1614年底回到罗马。
实际上，在金尼阁从中国启程之前，龙华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申请在中国设立图书馆的计划，其中第一步就是说服教皇同意设立并资助北京图书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金尼阁将利玛窦遗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即《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进呈教皇， 并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Augsburg）出版。鉴于耶稣会在华传教取得的巨大成就，教皇很快就同意了在北京设立图书馆的建议，并捐赠了约500卷图书，此外，教皇和其他的耶稣会会长每人还捐赠了1000枚金币用于购书，显赫的美第奇（Medici）家族和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的达官显贵们也都纷纷献上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在这笔捐款的资助下，从1616年5月开始，金尼阁离开罗马，先后到达当时欧洲的图书出版中心里昂、法兰克福、慕尼黑、科隆等地，购置了大量图书，还由里昂出版商卡登（Horace Cardon）将教皇赠予的500卷图书加以“豪华装帧”，一律采用大红封面，加印教皇纹章和烫金书名。期间，金尼阁还收到了许多作家和出版商赠送的书籍。在里昂，金尼阁和后来一起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参加了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图书展销会，然后经由科隆到达布鲁塞尔。此时，教廷终于批准传教士可用中文译写圣经，这为日后中文圣教图书的大量出版提供了合法依据。
金尼阁1615年在德国出版的利玛窦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拉丁文初版题名页。图中人物为“远东传教之父”沙勿略（左）和着儒服的利玛窦（右）。紫光轩藏。
1617年1月2日，在布鲁塞尔，金尼阁曾给中国耶稣会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明他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大成就就是收集了一批书籍，这些书籍和天文、数学仪器的总价值高达1万金币。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及其工作室绘制的两幅穿中国服装的耶稣会士画像，可能就是在金尼阁游历弗兰德斯（Flanders）期间，以金尼阁为模特创作的。金尼阁的“购书之旅”止于布鲁塞尔，没有继续进入当时因宗教战争而贫困的低地国家，为了避免传教遭到当时已经兼并葡萄牙的西班牙腓力三世（Felipe III, 1578-1621）政权的干预，金尼阁也没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因此，这批由耶稣会士后来带进中国的图书中，并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版的书籍。
1618年4月16日， 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1620年7月22日到达澳门，我们在开篇就提到了这段航程的艰辛和生死未卜，整个船上的传教士只有三分之一幸存，金尼阁就是其中之一。但此时，历经千辛万难终于携书回到中国的金尼阁却发现， 中国正值激烈的“南京教难”期间，政府明文查禁洋教，耶稣会北京住所已被关闭，包括大量书籍在内的耶稣会在南京的财产也被没收。直到1623年以后，耶稣会士才再次进入北京，这批书可能就在这之后运到了北京。
3、
关于这批图书的数量，金尼阁并没有留下记录，一般采用与金尼阁同时代的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学者、教友的记述，称其为“七千余部”。
1623年，李之藻为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一书作序，其中提到“金子者赉彼国书籍七千余部，欲贡之兰台麟室，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并对此举称赞道，“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盖旷古于今为烈”。在1628年刊行的亚里士多德《宇宙学》中译本《寰有诠》的序言中，李之藻再次提到，“我明天开景运……时则有利公玛窦浮槎，开九万之程；既有金公尼阁载书，逾万部之富……文明之盛，盖千古所未有者”。对于李之藻前后所记金尼阁携来“七千余部”还是“万部之富”这一数量上的矛盾，杨廷筠早在成书于1621年的《代疑篇》中就给出了解答：“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外物，有装璜图书七千余部，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若然并国中所有即万部不啻矣，此非可饰说也。书籍现顿香山澳，已经数年，为疑 议未息，贡使难通，俾一朝得献明廷。”
可见，杨廷筠也认为金尼阁携来“装潢图书”应为“七千余部”，如果再加上重复的和篇幅太小的版本，总数应当不下万部。此外，从杨廷筠的记载中可知，1621年金尼阁仍受到1616年由沈榷发起的“南京教案” 之波及，只能携其书滞留澳门；虽则如此，内地教友如杨廷筠等人早已闻听此事，正翘首以盼朝廷为传教士翻案，以便将这批图书献于明廷。可见，即便是禁教和教难期间，内地和海外 的信徒们仍保持着某种联系，互相传递着宗教和文化上的信息。
根据原北京北堂图书馆馆长惠泽霖神父的考证，到1949年，金尼阁携来图书仍有757种629册藏于北京北堂图书馆中， 考虑到这批图书经年的迁徙、出借和损毁，惠泽霖和钟鸣旦都认为，金尼阁所携图书应当比629卷要多一些。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学者对这批图书所谓“七千卷”的“夸张”描述呢？
惠泽霖神父认为，这种描述可能基于中西文书籍的大小比例来估算的。金尼阁所携图书多为大开本，不仅每页文字印刷密度高， 其页数也往往是中文图书的10倍以上，因此，可能在中国人眼中，金尼阁所携来的一卷西文大部头图书，就相当于十卷中文图书。为了向不能亲眼见到这些图书的中国人更直观地介绍， 金尼阁本来的近700册书籍就被描述成“七千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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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书目》序言说“本目录不包括已经被于贝尔·热尔曼·维尔哈伦（Hubert Germain Verhaeren）单独编入《北堂图书馆目录》（Catalogue of the Pei-T'angLibrary）的北堂藏书”。
北堂藏书现在已经归属国图管理，国图1958年接受北堂藏书时，与北堂书目核对，只少4本。后来善本部查点，数目是3662种，5144册，少了439种，多了11册。 1987年随国图迁入此紫竹院新馆后，使这批珍贵的历史遗产得到了最佳保护。
这批藏书就包括了金尼阁携来图书757种629册。国家图书馆的外文善本主要由西文善本组成，共有5,600余种，2.5万余册。
其中著名的北堂书就有4,101种，5,133册，系指收藏于北京原西什库教堂图书馆的外文藏书…… 这是国家图书馆网页上内容。
1995年大英图书馆LARS LAAMANN先生去北京看北堂书，文章里提到“很偶然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内发现数目不详的北堂藏书”。另2位大英图书馆的先生去国图看北堂书，认为国图保留的早期欧洲印本之全，在亚洲无与伦比，甚至有在欧洲几乎绝版的书。
北堂所收藏的西方书籍多是16至18世纪西方学术价值较高、装潢精美的宝贵典籍。其种类繁多，从目录可以看出，北堂藏书除《北堂图书馆目录》中的第1-5类、第7类是纯粹的宗教类图书，共1974册外，其他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宗教类图书占藏书总量不及1/3。因此，北堂藏书堪称16-18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资源宝库。同时，也能证明当年的传教士入华的传教策略确实是利玛窦策略：以科学技术吸引中国人入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