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汉袭秦制，这是没有错的。

刘邦，也没有废除秦朝的郡县制而恢复分封制——他采用的，是“郡国并行和宗室功臣共治”的全新体制。

《史记·高祖本纪赞》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太史公说，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的治国方略，就像是循环轮转的，终而复始（没有创新）。至于周代到秦朝之间，其弊端可以说就在于过于讲究“礼仪”那一套了。秦朝不但没有改变这种弊端，反而加重了残酷的刑罚，这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所以汉朝兴起，改变前朝的弊端，使老百姓不至于倦怠，这是符合“天道”的。

司马迁所谓“汉兴”之“承敝易变”，高祖实行的“郡国并行和宗室功臣共治”就可算是一项最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不得已而为之的重要成分。

首先，汉王五年（前202年），刘邦假意推脱，实则心中向往地接受了群臣的谏议，沿用秦王政的“皇帝”称号。

这也是表示了要像秦始皇那样实行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国体”形式。关于此，《史记·高祖本纪》中有生动记载，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查看。

其次，总体上，汉承秦制，高祖沿用了绝大部分秦朝的法律法规和治理方式，由此来保证汉帝国的稳定有效运行。

《高祖本纪》中，亦有详细记载。

再次，刘邦“从现实出发”，在实行皇帝专制的同时，又开辟了分封“宗室”和“功臣”的一条路径，既保证了刘氏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又笼络了立国过程中的重大“功臣”。

汉初，对原秦国疆域仍实行郡县制，设六十二郡，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其中的十五个郡。同时，在原六国之地，分封了若干“宗室王”和“异姓王”。

“异姓王”，共七个，或为重大功臣，如韩信、彭越、黥布、吴芮（部下梅鋗有大功）；或为投诚而来的“王”，如项羽所封的燕王臧荼等。

在某种程度上说，封外姓王，是刘邦的一种妥协。而且，曾一同戮力共定天下，实现立国大业后黑不提白不提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最早要挟封王的，就是汉灭楚的第一大功臣韩信。汉王四年，楚汉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韩信就抱怨说自己的官太小，刘邦听从张良劝说，封他做了齐王。

而更早，为了扩充实力，刘邦就已封了魏国太尉信为韩王。

开国之初刘邦封的七个“异姓王”，只不过是顺水推舟做人情的延续。

但高祖心里明白，对刘氏江山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异姓王”，于是必欲除之。

最早被杀的，是燕王臧荼。韩信亦被除掉。还有逃亡匈奴的卢绾和韩王信。赵王张敖被捕后降为宣平侯。唯一幸存的，是孱弱的长沙王。

刘邦称帝至去世，共用了七年时间解决“异姓王”的问题。

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第四章《汉初事迹》对此有相近记述。

除掉“异姓王”的同时，他大力分封刘氏“宗亲王”。

这些“宗亲王”，享有领土、自设行政机构和军队、收取租赋，可以治理辖民。

低于“宗亲王”的，高祖还分封了一百四十余“侯”，包括了几乎所有其他“功臣”和“宗亲”。

这些“列侯”，享有封地和租赋，但不治理民众。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高祖曾率大小功臣“刑白马誓盟”，确定“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此语以丹砂书于铁券，装于金匮，藏于宗庙，相当于以国家最高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

此誓约中还说：“国以永宁，爰及苗裔”。

这类似于秦始皇所说的“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概括地说，汉高祖实行的“郡国并行和宗室功臣共治”，既是一种妥协，又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革新。

在当时，对于凝聚长期战乱后的民心，以及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是符合时代大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