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之前一直在钓鱼台国宾馆居住的江青，突然搬到了北京西山。说起来，这背后还有着一系列深刻的背景。

钓鱼台国宾馆

当时，江青已经在钓鱼台居住了几年时间。她最早住在5号楼，可由于那里离马路比较近，对声音特别敏感的江青觉得不够安静，便在1966年底提出搬家的要求。

经过一番认真挑选，江青最终选中了11号楼，那里不仅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的环境也比较幽静，很合她的胃口。

然而，到了1968年下半年的时候，江青却又一次兴起了更换住处的念头。这一天，她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资料后，顿时紧张不安起来。

原来，这份资料把克格勃描述得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而江青此时又是国内的风云人物，她不禁担心自己成为了对方的目标。

很快，江青随之怀疑起11号楼里被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她马上命令自己信任的工作人员在楼里进行仔细检查。

就这样，检查工作持续了好几天，却一无所获。可多疑的江青并没有因此放下心来，萌生了再次搬家的想法。

这一天，江青对自己的秘书杨银禄说：“小杨呀，我不想在这栋楼继续住下去了，我总怀疑11号楼有窃听器，觉得不安全，这算是一个原因吧；第二，这栋楼离12号楼太近，如果主席来12号楼办公或休息的话，我怕影响主席；第三，我看10号楼比11号楼大一些，房间可能多一些，到了10号楼我可住在一层，以后不再费力地爬二层了……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把我的想法跟总理说说，如果总理同意我的意见，你再给（汪）东兴同志打个电话，请他派人到10号楼仔细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检查完了，再用紫外线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当杨银禄将此事报告给周恩来后，对方立即表示同意，并问道：“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杨秘书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周总理下了指示：“请东兴同志办。”

周恩来

江青得知周恩来的意见后，感到非常高兴，提出马上去10号楼看看。不久，她在警卫员和杨银禄的陪同下前往10号楼，钓鱼台管理处处长张振良和一位服务员已经在那里等候。

当服务员将10号楼所有的套间都打开后，江青看完觉得非常满意。根据她的要求，当这里一切整理工作结束后，这位风云人物便于1969年春节前搬了过去。

就在江青乔迁新居后不久，一场发生在中苏边界的冲突，令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间的关系雪上加霜，危机四伏……

这场冲突的发生地，是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然而，对于珍宝岛的归属一直没有定论，双方均曾声称对其拥有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军队从1947年开始在珍宝岛巡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双方关系火热，该岛继续维持着之前的状态。

随着中苏两国从60年代初开始交恶，珍宝岛由于其敏感地位备受关注。从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人员在这里发生了多次冲突，从对骂到推搡再到棍棒武斗，不一而足。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3月2日，双方在珍宝岛上爆发了武装冲突。这之后，中苏都在江岸集结了大量军队，态势十分紧张。

珍宝岛

不仅如此，苏联方面对中国进行了核威胁，表示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一时之间，核战争的阴云笼罩在神州大地之上。

这期间，虽然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接触，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总的来说成效不大。出于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担忧，1969年10月中旬，中央发出通知立即加强战备，并决定在10月20日之前将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军队将领疏散到外地。其中，朱德去了广东从化，叶剑英去了湖南长沙，刘伯承去了湖北武汉，陈毅去了河北石家庄，聂荣臻去了河北邯郸，徐向前去了河南开封……

这样一来，留在北京的高级领导人就只剩下了周恩来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他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住进了西山，这里面也包括江青。

江青搬到西山后，还进入这里的防空洞进行体验。结果，她只在里面呆了十几分钟，就感到缺氧不舒服，很快又出来了。

在这里住了没多久后，江青觉得有些烦，就又回到了钓鱼台，专程去看了17号楼的地下室。她回到西山后，给杨银禄打电话，让这位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将17号楼的地下室改建成永久性的防空设施。

杨银禄

对于此事，中央办公厅十分重视，为此写了专题报告并做出了设计方案。周总理进行批准后，修建工程随即开工。

在工程顺利竣工后，江青亲自前去进行检查。看着眼前的一切，她表示很满意，并提了一些具体要求，比如在这里存放一些压缩饼干、腊肉等食品，以及急救药棉、棉签、纱布、酒精等医疗用品。

到了1970年2月初，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想法：在自己居住的10号楼建一个坚固的防空洞。同之前一样，这一提议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并很快建成了。在这个防空洞里，不仅安置了床铺，还储备了同17号楼地下室一样的食品和医疗用品等。

与此同时，这期间传来了北京周边地区可能要发生地震的消息，令江青的神经再次紧张起来。一天，她严肃地对工作人员们说：“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对我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我的身体、生命受到损害，党和人民就受到了损失……”

说完这些后，江青带出了正题：“为了防震，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要想想办法，不用我替你们操心吧？我建议，在我的卧室、办公室、客厅等经常办公、休息和活动的地方，搭建牢固的防震架，摆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们在三天之内搞好，还不能干扰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既然首长发话了，工作人员们自然不敢怠慢。很快，他们将江青的意见报告给汪东兴，再找来人研究方案，准备材料、车辆和人员，只等方便的时候动手。

这一天晚上，江青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趁这个机会，工作人员们争分夺秒，用了两三个小时就把活儿干完了。于是，她的卧室、办公室和大客厅都有了坚固的桌子、条案和架子。一旦发生地震，江青还可以钻进去躲避。

江青和毛泽东

等江青开完会回到10号楼后，对这番成果表示满意。可到了第二天，她起床后又把杨银禄叫了过去，这样说道：“光采取防震措施还不行，如果地震发生了，你们还得把我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你们要练习如何背我、抬我。你把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我现在就看你们练习。”

于是，杨秘书将众人叫到了楼厅。江青坐在一张沙发上，看着他们进行男背女、女背女的练习。大家练了一遍又一遍，各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等她满意了才停下来。

同样是在这段时期，一天江青又把杨银禄叫过去，说了这样一番话：“小杨，现在的国际形势很紧张，苏联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现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咱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例如学会急救，包括包扎、涂药、人工呼吸、对伤者进行转移等……”

说到这里，正题来了：“更重要的是学会开汽车，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我自己也要学开车。你今天就召集大家开个会，进行动员。都要行动起来，你首先带个头。”

不仅如此，这位首长还循循善诱地继续说道：“学开车不能影响工作，你们要在我休息的时候学。咱们都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你们要把学开车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杨秘书将此事报告给汪东兴后，对方也表示很支持。很快，一辆苏联制造的旧嘎斯69吉普车被送了过来用作教练车。杨银禄身先士卒学了起来，在两个月后顺利拿到了驾驶执照。不仅如此，其他的工作人员也陆续学会了开车。

嘎斯69

而等江青正式搬回钓鱼台后，也马上提出要学开车。对此，杨银禄等人忧心忡忡，担心首长会出安全问题。

可大家都知道，江青这种性格的人，想干的事是非干不可。于是，在组织上同意后，一辆可以自动换挡的红旗轿车成为了她的教练车。

不仅如此，为了确保江青的安全，工作人员和警卫局汽车修理厂的技术人员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安装一个辅助制动器。这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教练就可以进行刹车，避免造成事故。经过试验后，效果还不错。

负责教江青开车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专车司机李子元。李师傅1967年4月开始为江青工作，对这位首长已经足够了解，他来教正合适。

江青刚开始学车的时候兴致很高，上车后高兴地说：“我也要学开车了！”接着，她好奇地问李子元：“小李，你看这怎么操作？我仪表不看，就管方向盘和制动，这离合器怎么踩？”

李师傅告诉她，这个车是自动变速的，不换挡没有离合器，就把方向盘、制动这两项掌握好了就行。然后，他将转弯、把方向盘、刹车等操作的注意事项介绍了一遍。整个过程中，江青一直笑容满面，情绪很好。

江青

于是，在李子元的教导下，汽车开始起步。出了10号楼后，先是向右拐过了11号楼，又转向15号楼和17号楼，再掉头回来。

就这样，在大约40分钟的时间里车走了三个来回。江青感觉累了，便说道：“小李啊，我感觉有点累，有点出汗了”。于是，在车里的护士连忙拿出毛巾递给她擦汗，之后就回10号楼了。

前两天学车时，一切都比较顺利。可到了第三天，在从17号楼开往10号楼的路途中，意外发生了：江青转弯时不知怎么地将方向打死了，虽然李子元拼命回轮，却已经无济于事……

就这样，这辆红旗轿车上了一个30度的土坡，撞到了一棵小杨树上，这才停了下来。此时的李子元大惊失色，当场流出了汗……

李师傅定了定神说：“江青同志，你感到紧张了吧？是不是害怕了？今天特别悬哪，你看这车都斜成这样了，这要是再往前这车就要翻个儿了……”

不过，这时的江青倒没有发火，而是问车前面撞坏了没有。李子元下去一看，只见左边大灯坏了，发动机盖也拱了起来。她对此颇为淡定：“不碍事，这点小毛病回去修一修吧。”

那天回到10号楼后，得知此事的杨银禄对江青说道：“江青同志，今天够悬的！”她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碍事，不碍事。”杨秘书接着问：“以后不学了吧？”对方笑眯眯地说：“学！”语气十分坚决。

红旗车

然而，就在那一天后，江青再也没有学过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