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但这也是中国文化和艺术大发展的时代。
在魏晋时期士大夫阶级的审美需求显著提升，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当时的人们非常在意容貌的好坏。
我国历史上知名的美男子，也多出于这个时代，而从这些美男子的共同特征上，我们也能看出魏晋时期的文化发展趋势。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中国古人就已经对相人之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发展。
他们相信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外在特征，如面容、体态和举止等，就可以揭示其内在品质和道德行为，并且还能够预测其未来的命运。
这种相人之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一个人的相貌被视为其品德和命运的象征，因此人们非常注重审美观念和相貌的好坏，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更加关注容貌的高雅。
在《国语》一书中，有着许多关于相人之术的记载。
例如在书中的一个故事中，就记述了单襄公观察到晋厉公的“视远步高”这一特征，他由此断定晋国必然会陷入混乱之中。
▲晋厉公剧照
到了汉代，随着阴阳五行思想和天人合一理念的大行其道，中国的相人术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在这个时期，文人们开始将人们的各种外貌特征与品行联系在一起。
他们坚信人的外形是上天赋予的，因此必然体现了上天的意志，这成为相人术的理论基础。
汉代和魏晋时期，人才选拔机制通常是通过当地官员或名士的推举来进行的。
这些官员和名士除了调查年轻才俊的名声和才华之外，还会仔细观察他们的面相。
文人们相信，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容、五官的形态以及身体的姿态等外在特征，可以揭示出他们内心的品质、性格和潜力。
有些人甚至总结出了许多规律，进一步推动了相人术的发展。
因此，在当时，相人术变得非常流行。
▲牛辅游戏形象
比如董卓的女婿牛辅在会见客人之前，就会让相人师先替他观察一下来人身上是否有“反气”，再找占卜师测算会面的吉凶。
在确定没有危险后，他才会与客人相见，这种谨慎的态度可以看出牛辅对于面相的重视程度。
王浑的妻子钟氏则通过观察断定，向自己女儿求亲的男子年寿不长，并因此直接推掉了婚约。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阶级对于面相的看重。并将其作为判断他人和处理人际关系的依据。
他们相信通过观察面相可以洞察到人的性格、命运和吉凶福祸，从而做出相应的决策。
在魏晋时期曹植和王朗都曾经写过《相论》，来阐释外貌和人性格与命运之间的联系。
在类似的书籍中，以刘劭的《人物志》内容最为丰富，其也对之后中国相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劭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对人物个性进行了类型学的划分。
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对应人的筋、骨、血、气、肌，进而再一一对应义、仁、智、礼、信五常，还详细列举了不同外貌特征所对应的属性。
▲《人物志》书影
这些学说的流行导致士大夫在交际时会对他人的外貌非常留心，这种对于容貌的关注逐渐催生出了人们对容貌的审美需求。
这让魏晋时期的美男子，甚至得以和那些忠臣良将一同被载入史册。
在有了审美需求之后，新的容貌评价体系也随之建立，而好的体型则是评判外貌的前提。
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体型的追求，主要体现在“高大”和“清瘦”两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现在的审美趋势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当时人们对于高大的追求，从史书的记载中也有所体现。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正史上一般不会专门记录历史人物的体型和外貌，但在《三国志》、《晋书》等书籍中，却出现了很多对身高的描写。
比如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赵云“身长八尺，姿颜雄伟”等等。
▲诸葛亮剧照
这些记载显示出在当时社会中，高大的体型被视为一种令人敬佩的优点。高大的身材代表着力量、威严和统治力，因此当时的人们对此非常崇拜。
这种专门描写历史人物身高的现象，在其他史书中是比较罕见的。
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身材高大的男子更受青睐。
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时期人们追求的完美身材不仅仅只有“高大”，而多是“高大、强壮”的形象。
比如许褚除了“身高八尺”，还有“腰大十围”的特点。
但到了两晋时期，人们笔下的美男子则多像魏舒这样，用“秀伟”来形容了。
而这种审美转变的出现，和两晋时期相人学说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魏晋时期的人们相信万物皆由气而生，气分清浊，清气生成美的东西，浊气生成恶的东西，人需要炼化自己的精神，将其转为清气才能有好的外貌和品质。
清浊两种气体的特征也大不相同，其中清气上浮，浊气下沉，因此人们会认为那些瘦削之人是炼化了更多的清气。
人们开始崇尚瘦削的体态，将其视为精神炼化的象征，这也导致了当时的审美标准，从魁梧转向了瘦削。
▲影视剧中的魏晋男子形象
三国时期战乱频繁，人们自然对于魁梧有力之人更加崇拜，英勇强壮的形象象征着力量和战斗的能力，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随着两晋社会归于安定，士大夫阶级对于武力的追求也在慢慢消失。
与此同时，晋代统治者十分提倡孝道，将孝顺视为一种人们必备的美德。
而古代守孝之人往往因为过度悲伤变得“形销骨立”，所以那些瘦弱的人，在当时往往会被认为是更有孝心的人，这也导致了体型审美趋势的转变。
后来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了南北朝时期，我们现在看到的北魏佛像大多较为清瘦，这显然是受到了当时审美趋势的影响。
而拓跋宏的汉化政策在文化领域是向南朝学习的，这说明崇尚瘦削的审美观念，在南朝依然还是主流。
瘦削高大的体型是魏晋时期成为美男子的基本条件。
但在魏晋时期，想要真的成为潘岳、卫玠那样受到世人追捧的存在，还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光洁白皙的皮肤“爱白”一趋势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比如魏国大臣何晏的皮肤就十分白皙光洁。
魏明帝认为这一定是他偷偷在脸上施粉才这样，于是有一天他故意让何晏吃下了一碗滚烫的面条，大汗淋漓的何晏不停擦汗，但脸上光洁依旧，魏明帝这才相信他是天生如此。
▲何晏剧照
而何晏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之一，这也能看出皮肤白皙很受追捧。
东晋时王羲之在评价杜弘治的神仙外貌时，也非常着重的提到了他“面如凝脂”的特点，这说明这个审美趋向被很好地延续了下来。
炯炯有神的双眼王羲之在称赞杜弘治外貌的时候，还提到了其“眼如点漆”的特点，这也是魏晋时人们评价外貌的关键所在。
当时的人们相信眼睛是体现人精气神的关键，因此只有有着炯炯有神双眼的人才算得上出众。
这种观点对当时的画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据《世说新语》记载，画家顾恺之曾经想为殷仲堪画像，但殷仲堪却说自己外貌丑陋不愿意做模特。
顾恺之则安慰他说只要自己对殷仲堪的眼睛稍加润色，其外貌的缺点就会被掩盖不少。
顾恺之的这段话，也说明了他坚信眼睛对于人的容貌好坏有着一锤定音的效果。
▲顾恺之画作
据传顾恺之在画人像的时候经常不画眼睛，他自己调侃说因为画了眼睛人物就会活过来。
但事实上是眼睛的神采是最难捕捉的，就连顾恺之都没有把握将人物的眼神精准地呈现出来。
光洁白皙的皮肤和炯炯有神的双眼，是当时成为美男子的必备要素，这说明魏晋时期容貌清秀的男子更受欢迎，这也是之前朝代所不曾出现的审美现象。
魏晋时期士大夫阶级对于外貌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他们对于道德的追求。
因为按照天人合一的理论，外貌本来就是用于评价内心的指标之一。
而在古代玉和君子的美德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这让士大夫们无不把成为“玉人”当做自己的目标，这也是古人对美男子的最高评价。
▲裴楷画像
比如在当时被女性看杀的卫玠，就有“璧人”的称谓。
另一名著名的美男子裴楷，则被称为“玉人”。
潘岳和夏侯谌在一同出行的时候，则会被人们称为“连璧”。
这都体现了时人对于美玉的追捧。
除了代表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之外，玉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光洁明亮，而这和晋人对外貌的追求完全相符。
比如白皙的皮肤和有神的双眼，都是光洁明亮的象征。
晋人对于外貌的看重，源于他们对于外界评价的重视。
其本来作用是鼓励人们注重形态管理，也不能放弃对于德行的追求，但随着审美风气的逐渐形成，外貌和品性之间的关系逐渐被疏远，对于外貌的过度关注开始出现。
▲影视剧中的帝王与男宠
在两晋时期由于男性对于外貌的过分追求，导致出现了很多外貌出众的男宠。
他们仅仅依靠容貌，就获得了权贵的宠爱。
这和最初士大夫阶级注重容貌管理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对于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而男风的盛行对于民间家庭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两晋时期出现了不少歌颂同性恋人的文章，这让传统的夫妻关系产生了新的变数，这对于维持农耕社会的稳定，也是颇为不利的。
魏晋时期人们对于男子美貌的追求，虽然来源于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但其本源却是士大夫阶级的政治追求和信仰在乱世中的消亡。
他们失去了传统文化中赋予文人的人生目标，这让他们不得不将重心放到自己身上，继而衍生出对于容貌的过度看重。
虽然魏晋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美男子，但何晏等人也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可如今他们却只能因为白皙的皮肤被人记住，这对于他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
▲魏晋名士聚会图
在回顾魏晋时期对外貌的过度追求和审美标准转变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首先，外貌并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内在品质、才华和道德修养同样重要。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发展自己的内在素质，而不是过分追求表面的美貌。
其次，审美观念的变化也提醒我们要保持对传统价值的理性思考。
在社会进步和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尊重不同的审美观点和价值观，避免过于片面地追求某种特定的外貌标准。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美丽之处，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个体的多元性和内心的成长。
最后，审美观念的转变也提醒我们要摒弃对于他人外貌的歧视和偏见。
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和平等对待，无论他们的外貌如何，我们都应该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看待他人，关注他们的内在价值和贡献，而不仅仅看重外在的容貌。
总而言之，回顾魏晋历史中对外貌的过度追求和审美标准的转变，可以让我们反思和思考如何更好地平衡外貌与内在品质，以及如何树立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观念。
参考资料：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名士风流——魏晋士人形象研究》，李修建著，2008年5月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