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瑰宝无数，但能留存至今的实在不多，这就好像“千里马与伯乐”一样，五千年来的宝贝不少，但也要遇到“伯乐”才能体现其价值。

就比如上海博物馆中的一张字帖，曾是垃圾桶里的“废纸”，如今却成了价值2.7亿的国宝。

1969年，“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破坏老物件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应当的事；那年月虽然已经出现了类似博物馆的相关单位，但对老物件的保护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为什么一直称为“老物件”？说白了，那年月没人知道什么是“文物”，即便专家也要给大运动让路。

1969年10月，当时的上海博物馆接收了一批老物件，果然是“老物件”，老的残破不堪，那年月即使博物馆也几乎没有“文物修复”一说。

至于“鉴定”，那就全凭肉眼了，是不是文物专家把关，那还要看环境。

当时有一位负责书画鉴定、传拓工作的年轻人，名叫“万育仁”，他的工作相对比较轻松；直白点解释，那时候也没什么“书画”让他鉴定、拓印等，结果他就成了事实上的“杂役”。

往日里，万育仁的主要工作就是学习、参与运动文献，回到博物馆，他能做的只剩四处打扫卫生，“倒垃圾”更成了分内的事。

这天，万育仁搜集了好几只垃圾桶准备一起倒，无意间发现其中一只垃圾桶被塞得特别满。

倒不是这只垃圾桶中的东西多，而是一张被胡乱揉成团的“废纸”特别扎眼，蓬松的架在垃圾桶里，这样其他垃圾就倒不出来了。

万育仁知道，馆里最近到了一批“老物件”，这张废纸大概是被鉴定为糟粕了。

既然垃圾倒不出来，万育仁只能先用手将那张“废纸”掏出捅，或许是职业习惯，他将揉成团的废纸展开来看了看。

手感上，“废纸”的质地明显不是近现代产物，且纸张泛黄，甚至还有点点霉斑。

打开一看，这是张草书字帖，万育仁的本职工作就是“书画鉴定”，见到字帖更有了兴趣；可看到字帖的题跋，他着实吓了一条，上面写着：晋王羲之上虞帖。

当然，题跋不止这些，但仅仅“晋王羲之”四个字，就足以让万育仁脑袋嗡的一声，难道这是王羲之的墨宝？

“王羲之”的名气太大了，他早年从卫夫人学书，后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其博采众长，备精诸体，变汉魏书风，创妍流新体。

尤其王羲之的正书、行书，后人赞其“古今之冠”，被历代奉为“书圣”，只可惜他的墨宝几乎没有留存下来的，传说他的“兰亭序”还在李世民（或唐武周）的墓里。

如今在“垃圾桶里捡到王羲之的墨宝”，这是万育仁万万不敢相信的，因此第一反应同样是：赝品。

这么想其实也对，别说在1969年，即便到了今天，考古、史学等各路专家也会说：王羲之作品真迹无存，传世均为后人摹本。

可即便如此，“后人摹本”也不可多得，万育仁还是极为认真地检查着这张“废纸”。

就见“废纸”左右两上角皆有 “集贤院御书印”半墨印、“内合同印”朱印。

从专业角度看，“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就是宋人所称的“金图书”；暂且不说这张字帖的真伪，仅是印痕就足以称得上“珍贵文物”。

除了这些还有泥金，上题“晋王羲之上虞帖”，以及“政和”、“宣和”双龙朱文圆印；由此大抵可以推断，这是“宋徽宗”赵佶的泥金书签印，不出意外，题字也是他写的。

由此判断，这张“废纸”的年代至少在南唐，而且能让“才子皇帝”宋徽宗又是盖印，又是题字的，“难道真是王羲之的墨宝”？

虽说万育仁判断“废纸”不一般，但由于年轻，且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因此他并没有声张，甚至没让别的专家帮忙鉴定。

万育仁百感交集，默默地从垃圾桶里捡出那张“废纸”，放进口袋后继续“杂役”工作，这事似乎告一段落了。

直到1975年，万育仁才敢将珍藏多年的“废纸”拿出来，并展示给博物馆棺长“沈之瑜”看。

“沈之瑜”是一位资深专家，当他看到这张字帖后同样倒吸一口凉气：这样的东西，万育仁是怎么藏好不被别人发现的？

万育仁将当年的事诉说后，沈之瑜感慨万千“幸好这是垃圾桶里的一张‘废纸’；也幸好它是“废纸”，国宝文物才能在今天得以重现。”

沈之瑜虽然和万育仁的感觉一样，认为这张字帖不简单，但从字帖内容来看，又觉得太过随意了。

字帖内容为：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这那是“书圣字帖”，明明就是一张“肚子疼的请假条”嘛！

沈之瑜一时也不敢确定，后又请来多位书画方面的专家“联合鉴定”。

之后专家一致认为，这就是“王羲之的《上虞帖》，但并非王羲之亲笔所书，应为唐人临帖。”

这张字帖是王羲之给朋友的回信，由于“腹痛”太突出，因此《上虞帖》又被称为《夜来腹痛帖》。

字帖的内容也挺有意思，其中“修龄”是王羲之的弟弟“王胡之”的字、“重熙”指的是王羲之的妻弟、同为当世名人的“郗昙”。

这封信翻译过来，大抵意思是：朋友曾邀请王羲之、王胡之、郗昙等朋友一起聚会，结果王羲之忽然肚子疼，而且不知道另外几位朋友的下落，因此只能“请假”不去了。

经鉴定，《上虞帖》为麻纸本，草书，7行，58字，从作品风格推断，应为王羲之晚年“书风”。

后经考证，这张《上虞帖》应为唐人临摹，可追溯的收藏在明代晋王府，归韩逢禧所有、至清初为“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所藏、清嘉庆时被“翰林”商载所收、后又归大兴程定夷。

史载，明代人詹景凤曾将此贴著录于《东图玄览》，其推崇为“唐摹之绝精者”。

1975年，经“谢稚柳”专家鉴定，又经软X光透拍，南唐内府收藏“内合同印”朱印和“集贤院御书印”墨印得以显现，由此可定，《上虞帖》确为唐摹本。

如今，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成了上海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价值2.7亿；当年垃圾桶里的“废纸”，摇身一变成了珍贵文物，其中唏嘘，您又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