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27 11:38·思想与社会
在《中国博物馆：后毛时代的政治学表征》(Museums in China: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fter Mao)一书中，马秀雅(Marzia Varutti)提出了理解中国博物馆现象的另类路径。在她看来，当代中国的博物馆热潮、文化遗产运动与传统文化复兴是政治建构的广泛衍生物。1这一大胆的论断将博物馆从自身机构的历时性序列中抽离出来，并将其置于特定政治话语和持续社会变迁的理路上进行思考，充分揭示了理解中国博物馆基本图景的复杂性。李军在《文化遗产与政治》一文中，通过对“政治”的中西话语比较得出结论，即政治相当于我们、你们、他们的区别，而且涉及物质形态(国旗、国徽和国宝)、观念形态(民族性、文化身份)等要素。2李军针对政治区别所提出的“保障装置”极具启发性。博物馆、合法性观念与官方政治构成了解读中国博物馆政治表征的整体图式，笔者将着眼于更为宏观的历史与民族问题，相应的，“政治即是区分”的表述也变得更为复杂，其涉及历史资源与民族身份的发明、重构、区分与共谋等多重维度。
在有关“中国”的官方话语和政治表述中，“历史悠久的”与“统一多民族的”这两个形容词往往会以前缀的形式构成“国家”的定语。长久以来，这种具有“范式”效力的表达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到了“日用而不觉”的地步。为什么选择“历史”与“民族”这两个概念呢?它们的魅惑力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笔者看来，有关历史与民族的书写参与了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构建过程，作为官方政治文化形态的物化机构3，博物馆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理，关注中国博物馆过去70年的建设、叙事与技术实践同样能够窥探国家层面的政治表述与演变轨迹。
在中国博物馆的实践中，以历史和民族表征政治的整体图式正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主要标志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国家级博物馆的建成与开放。4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在于它们构成了中国政治表征的博物馆体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着眼于古代中国(距今170万年前到1912年)的悠久历史，中国革命博物馆侧重于近现代中国(1840—1949年)的革命史迹，这两者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关注过去与历史的观念与展示。民族文化宫关注的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教育，展示了中国地域空间和少数民族的政策与理念。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国博物馆对政治合法性的表达奠定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影响了地方博物馆实践，且迅速成为一种博物馆“风尚”。虽然有关历史与民族的政治表征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与侧重，但是博物馆政治叙事的基本结构一直延续至今。这对理解当前博物馆运动热潮与文化遗产泛化极具启发性。
以下笔者将从历史与民族两个维度出发，审视博物馆形态(博物馆叙事与博物馆技术)与合法性观念(社会进化观、阶级革命观、民族认同观)是如何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来形塑与表征国家政治的。
一、传统与古代：博物馆中的文明观
大卫·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在《过去即异邦》一书中认为，记忆确认个体认同，而历史则使集体意识不朽。5也就是说，解读与阐释过去、历史和传统是一种将现在与未来合法化的政治策略。为此，国家通过传统文化、古代中国和悠久历史的阐释，并将其作为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的“指导思想”，通过国民教化的宣传达成政治表征的目的。从观念形态来看，国家组织传统、古代与历史遗产的逻辑并非一以贯之，1950年代至1990年代，改造传统的工具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突出表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全国范围内的通史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兴过去的工具发生了变化，即以美学的荣耀和普世来追求一种文明上的不巧、统一与连续，表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与全国范围内的“文明”展。接下来，笔者将着眼于这两个时期的观念形态与博物馆形态，进一步讨论博物馆叙事与博物馆技术对中国传统观与文明观的政治表征是如何达成的。
开放于1961年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致力于收藏国家的重要历史文物，该馆的“中国通史陈列”建构了从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的完整图式，展示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这一普及历史知识、弘扬中华文明的展览以及全国流行的通史展背后的观念形态与政治哲学是什么呢?博物馆究竟在表征一种怎样的历史观与政治观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从时间序列来讲，这种博物馆叙事深受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线性进化学说6和马列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遵循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化逻辑。其次，在“厚今薄古”“古为今用”7等历史哲学与政治口号的影响下，“黑暗”“落后”8成为传统文化与古代文明的隐喻性修辞，部分历史被重新解释，比如秦始皇的历史形象。9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也贯穿在博物馆叙事与技术中，展品以“物质证据”和“历史见证”的面目出现在博物馆空间中。相应的，博物馆展示将抽象而复杂的历史具体化与客观化，进而达到宣传的效果。
自20世纪90年以降，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的变革，博物馆表述开始从理性政治单位的直接表征转向历史复兴与文化策略的间接表征。历史学家冯客明确指出，文化民族主义对国家的想象应该是一种建立在独特历史、文化与领土基础上的文明体。10也就是说，当代国家观念形态走上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文明的道路，文化自豪感、国家归属感、民族爱国感成为诠释过去、表征政治的文化修辞。在上一时期被批评为“黑暗”“落后”的古代历史摇身一变，成为建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有效资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博物馆实践主要体现为博物馆数量的增加、类型的丰富以及原有陈列展示的改造提升(扩建或新建)。11其中，原有博物馆形态的改造并非局限于博物馆建筑、规模与设施，有关过去表达的叙事与技术也随着观念形态的变化做出了调整，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以及一些省级博物馆的展览。虽然博物馆的整体叙事依然在马列主义的进化序列层面上展开，然而美学式的展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消解力量开始发挥作用。美学主义的博物馆策略不仅意味着博物馆空间的去政治化，同时也是一种适应观念变化之后的再政治化尝试。
博物馆美学主义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简洁的标签说明实现了展品的去场景化，这使得一种审美凝视成为可能，这种博物馆技术让展品自身而非展品之间的关系成为政治表征的重点。其次，美学主义策略通过强调展品所彰显的非凡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克服了真实历史的断裂，构建了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延续性与文明继承性。最后，美学主义的策略让博物馆展览中的艺术成为替代性的纪念性工具12，并获得了“纪念碑性”13的意义—保存记忆、构建历史、制度不巧。
二、革命与近代：博物馆中的政治观
博物馆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表征之所以没有办法纳入上述篇幅，原因在于这段历史的观念形态与政治隐喻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命题，而是与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开启的新制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传统文化与悠久历史是一种“他者”的历史，而革命史迹与近代历史则是一种“自我”的历史。因此，我们也会看到有关古代历史的政治表达与博物馆表征出现了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有所调整与修正的现象，而国家对自身命运的记忆与书写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唯一的变化在于增加了有关“未来主义”的“乌托邦”环节。14接下来，笔者将详细讨论有关近代历史与革命记忆的观念形态，并进一步探究作为“记忆场所”的博物馆是如何通过叙事与技术手段实现其政治表征的。
如何确认统治者的优越性与先进性，并建构出不断发展和丰富的意识形态与观念形态是所有新生政权普遍面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被表述为中国摆脱落后、走向光明的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被贴上了“现代性”的标签。这种自我建构并非是自足的，而是通过将作为“他者”的传统文化视为进化序列的顶端而实现的。其次，通过转喻的修辞手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迹与中国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共产党”在历史叙事与观念表述上往往以“中国人民”“新中国”“救世主”等词汇出现。由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共同记忆。最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并且以取得国家政权而告一段落。15因此，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土地、财产的理论叙事也成为现代革命观与政治观的关键。在讨论完现代革命与历史的建构理念后，笔者将转向政治表征的物质形态—博物馆，以具体的博物馆形态、叙事与技术为路径，讨论具体空间内现代革命的政治表达。
博物馆对中国现代历史与革命叙事的政治表征始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于1961年7月正式开放，基本陈列为“近代中国陈列”，生动再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群众英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光辉胜利的历史。201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展览被纳入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在完成革命表征延续的同时，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国际地位提升”“改革开放转型”以及“迈向未来”的新篇章。16与此同时，近代革命历史的政治表述并非止于这几个国家层面的博物馆类型，革命纪念地和革命纪念馆也是呈现共产党历史、事件、人物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场所，甚至连艺术形态也被官方挪用到近代革命的政治表达上。现存于中国美术馆的一些绘画作品创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过记录与捕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时刻来创造与维系共产党和民族英雄的集体图景。17因此，从中国革命博物馆到“复兴之路”展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与政治观的表征始终处于与过去、未来的协商过程中，并最终得以构建与巩固。
刘宏宇以“复兴之路”展览为研究对象的博物馆(展览)民族志分析相当细致与精彩。在谈到博物馆技术时，他援引盖诺特·波莫尔等人的美学观点，认为博物馆通过美学效果和美学氛围的空间装饰来刺激和唤醒观众的情感本能。18笔者认为，真正发挥效力的并非是博物馆的美学技术，而是一种“共鸣”的情感机制或诗学策略。在分析影响观众理解博物馆的展览效果时，史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出了两种有效的技术工具，那就是“共鸣”与“惊奇”。19前者指的是超越展品本身而唤起观众参与的效力，后者指的是展品凭借自身独特性而引发的观众驻足。20在表征革命历史时，作为博物馆技术工具的“共鸣”强调这些寻常展品的联系性与指涉性。换句话说，这些展品之所以出现在博物馆，并被赋予遗产价值和革命意义，与其说是自身的独特性与非凡性，不如说是它们与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的关联性。21有关革命的博物馆叙事围绕抗争、牺牲、捐躯、解放等关键词展开，相应的，“共鸣”的博物馆技术将展品作为历史的记载物来组织，以此唤醒观众共命运的情感共鸣，并以想象的方式参与到过去的历史事件之中。
在革命的政治表征中，地图、照片、图片、图表、立体模型、文件、档案、实物等原件或复印件在博物馆叙事层面重复与强化着官方意识形态，在博物馆技术层面则通过情感的唤起与共鸣让观众获得一种临场的既视感和真实性。这种博物馆叙事不仅在个体之间建立了经验的共通性，而且也促进了国家文化的均质化，从而实现了国家政治的内化与普及。
三、多元与一体：博物馆中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有关过去的表征是双重性的：传统文化与古代历史经历了从进化序列的落后到美学主义的复兴，近代历史与革命记忆则通过将群体主张置换为民族图景的方式形塑政治的合法性。这两种阐释过去的策略集中体现在国家博物馆的空间中，并通过“观众的到场”扩大到全国层面，实现观念形态的宣传与强化。在讨论完历史遗产的政治表征后，这一部分将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国家建构的另一个方面—民族认同和民族表征。前述两部分构成了“神州大地”的时间表征与谱系再造，而这一部分则侧重于“神州大地”的空间表征与多元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中华民族的地域范围内妥善处理少数民族，构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成为关键。费孝通在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2，这成为回答、认识与解决民族问题的“标准答案”。作为理解民族认同的核心观念，“多元一体”不同于所谓的民族自决，也不同于民族同化，而是一种平等包容的民族政策。约翰逊对此总结得更为妥当，即“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是相互建构的”23。从我国现有的少数民族发展格局来看，“互相性”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它们享有许多主体民族无法享受的优待和照顾。
作为中国56个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和繁荣的象征场所，民族文化宫拉开了博物馆表征中国少数民族的序幕：民族特色风格的建筑、民族服饰、乐器、工艺美术、面具等物质展示，各民族与不同国家政权关系的展示，各民族团结与成就展示，这些奠定了民族主题博物馆叙事内容的基调。省级民族类博物馆或文化厅、大学的民族类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民族地区的生态博物馆也基本上沿用了民族文化宫表征民族的叙事典范。
概括而言，在博物馆空间中，以民族表征政治的博物馆叙事与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博物馆中，以模型、服饰、地图、画卷等形态出现的各民族“共同在场”隐喻了“民族大家庭”的概念，这种民族团结与共同命运的政治修辞成为民族表征的关键所在。在托尼·本内特看来，博物馆具有在特定空间内形塑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能力，以此在博物馆空间以及不同的社会与文明方案中再造一个可以动员的实体。24换句话说，博物馆作为一个集合不同类型实物、实践与人物的场所，其机构的能动性重新整合与生产了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叙事。
作为一个实物、实践与人物集聚的环境，博物馆具有一种形象再生产的特殊效力，少数民族文化在博物馆中被本质化、物象化和客体化。为什么鲜活的少数民族文化被固化了呢?在《艺术与能动性：一个人类学理论》一书中，阿尔弗雷德·盖尔基于转喻概念提出了“人物合一”的洞见25，进而分析了实物、博物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少数民族固化到疆域地理范畴的地图，用以代表某个民族文化的服饰、工艺品、住所、乐器、面具等实物，强调民族少数民族内部文化同质性26的图版、照片、人造模型等辅助品。这些技术层面的实践采用了“部分代表整体”“部分代表内在关系”“将高深而复杂的存在简单化”等一系列化约策略与政治修辞27，完美地将遥远而陌生的少数民族置于可视化的博物馆空间中，进而从心理和观念上实现对少数民族的展现。
博物馆是一个集聚与建构族群记忆和想象诉求的天然场合，而且博物馆的观念、叙事与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认同的集体观念密切相关。28在此，博物馆与民族认同、民族观念之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透过博物馆，民族观念得以更广泛地宣传与普及；博物馆，尤其是民族主题博物馆的发展也是民族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博物馆在强化与巩固民族认同与民族观念并将其延续下去的同时，也会积极回应社会、文化、政治情境的变局，进而调整博物馆的叙事策略与技术手段。
余 论
行文至此，笔者分别从古代历史、近代革命与民族认同三个维度阐释了国家层面的博物馆体系是如何表述政治权威与文化逻辑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社会主义建设同等重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为代表的国家级博物馆参与了政治观念的建构过程，并且通过“社会开放”宣扬与巩固了国家合理性的政治结构。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图景，相应的，中国博物馆也通过改造提升、叙事策略、技术手段等一系列实践来继续保持对国家架构内文化图景的整体把握，进而保证表征政治的有效性。虽然侧重点有所变化，但是表征政治的两个资源和维度—历史与民族却并未发生变化，并构成了国家身份表述的结构性资源。
可能有人会对此框架提出质疑：博物馆实践真的会如此“处心积虑”吗?它们是如何“嵌入”国家的政治表征话语中的呢?就前者来说，民族国家的合理性本身即是一种修辞建构，是一个基于自身可识别特征而建构的分类范畴。29在这里，文化与政治范畴的建构逻辑并非是科学理性的，而是情感与象征的。就后者来说，我们可以援引本内特的“博物馆政治合理性与公民教化”30的论述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文字、地图和博物馆之于想象的共同体建构”31的讨论，这些富有创见的思考基本上都承认了博物馆担负的展示民族国家文化与政治图景的责任，进而通过“公众参观”将可视化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观念普遍化。
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博物馆的政治表征代表的是一种国家立场，即博物馆如何通过分类、编目和组织来收藏与展示一种国家化的文化。32这种文化“国家化”“园丁化”的思想与实践发端于19世纪的欧洲，后来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对内文化建构、对外文化竞争的标准做法。
近些年来，新博物馆学运动、文化理论与跨学科的思潮正在呼吁博物馆逃离国家的框架，从而寻找文化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比如，有感于21世纪博物馆时代的新动向，迈克尔·罗兰提出“博物馆也许不再被视为收藏沉默的艺术品的场所，与以前相比较，博物馆及其藏品被更广泛地认为是研究物质性与认同的新的证据来源”33。这孕育着博物馆研究的新路径，即关注博物馆空间内集聚的意图、观念、实物、叙事、技术等要素，以此来阐释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博物馆表征政治的实践或者说博物馆的政治功能是合理的，是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产物。因此，对此进行研究的意图也绝不是盲目的批判与解构，而是冷静的观察与理解。在笔者看来，经由历史的回溯来重新发现博物馆如何表征政治的过程仅是整个研究议题的开始，或许接下来要探究的问题更加有趣：走出政治表征和国家框架的博物馆是否会带领文化走向理性与完美?以消费、资本与艺术的力量来消解政治对博物馆操纵是否会迎来博物馆发展的美好光景?
注释
1Marzia Varutti, Museums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fter Mao,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4, p.14.
2李军：《文化遗产与政治》，《美术馆》2009年第1期。
3Sharon Macdonald, Collecting Practices, Sharon Macdonald (ed.),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85.
4吕济民主编：《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73页。Marzia Varutti, Museums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fter Mao,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4, pp.53–54. 虽然吕氏和马氏都关注到了这一时期国家层面的博物馆实践，并将其与“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氛围与博物馆运动联系起来思考，但没有进一步探究其在中国博物馆政治表征图式中的开创性价值。除此之外，笔者之所以挑选这一时期的历史、革命与民族三个主题博物馆而忽视其他博物馆，并非“削足适履”之策，而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其他博物馆都可以纳入这三个博物馆典范所表征的政治范畴中，比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可以看作是革命主题在党史层面上的呈现，中国美术馆的绘画展是表征近代革命历史的尝试。
5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13.
6〔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新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7吕济民主编：《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第64–72页。
8唐·富勒(Don Fowler)曾经说过：“过去是一场灾难，这并非指的是过去本身，而是统治过去的统治者。”Don Fowler, Uses of the Past: Archa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American Antiquity, Vol.2, 1987, p.238.
9Marzia Varutti, Museums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fter Mao,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4, p.151.
10Frank Dikötter, Culture, Race and Natio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 1993, p.590.
11Wu Heng, Museum and Change: Regional Museu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Bergen, Ph.D. Dissertation, 2011, pp.85–98.
12Annie Coombes,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Fred Myers (ed.), The Empire of Things: Regimes of Value and Material Culture, UK: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1, p.236.
13〔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页。笔者认为，按照巫鸿对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纪念碑性”的阐释，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珍宝与文物精品在博物馆场景中获得了与历史上宗庙、礼器、都城、宫殿、墓葬、随葬品等相似的纪念碑性，成为一种宗教与政治的表达。
14刘宏宇：《呈现的真相和传达的策略：博物馆历史展览中的符号传播和媒介应用》，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56–57页。
15刘宏宇：《呈现的真相和传达的策略：博物馆历史展览中的符号传播和媒介应用》，第56–57页。
16刘宏宇：《呈现的真相和传达的策略：博物馆历史展览中的符号传播和媒介应用》，第44–53页。
17Marzia Varutti, Museums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fter Mao,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4, p.164.
18刘宏宇：《呈现的真相和传达的策略：博物馆历史展览中的符号传播和媒介应用》，第27–29页。
19Stephen Greenblatt, Resonance and Wonder, Ivan Karp and Steven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p.42–56.
20Stephen Greenblatt, Resonance and Wonder, Ivan Karp and Steven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42; Patrick Houlinhan, The Peotic Imagine and Native American Art, Ivan Karp and Steven D.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p.205–211.
21Marzia Varutti, Museums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fter Mao,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4, p.98.
2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23Hjorleifur Jonsson, Yao Minority Identity and the Location of Difference in the South China Borderlands, Ethos, Vol.1, 2000, p.68.
24Tony Bennett, Civic Laboratories, Cultural Studies, Vol.5, 2005, p.525.
25Alfred Gell,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12.
26Marzia Varutti, Miniatures of the Nation: Ethnic Minority Figurines, Mannequins and Dioramas in Chinese Museums, Museum and Society, Vol.1, 2011, pp.1–16.
27Susan Pearce, Objects as Meaning; or Narrating the Past, Susan Pearce (ed.),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19–29; Kenneth Burke,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506.
28Marzia Varutti,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nd Forgetting in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Museums, Outlines-Critical Practice Studies, Vol.2, 2010, pp.69–82.
29〔美〕迈克尔·赫兹菲尔德著，连煦、黄罗赛译：《冷漠的社会生成—寻找西方官僚制的象征根源》，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62–67页。
30〔英〕托尼·本内特著，赵子昂、强东红译，柏敬泽校：《博物馆的政治合理性》，《马克思主义美术研究》2007年第1期。
3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第153–173页。
32黄宗伟：《博物馆的苦涩与黑暗》，《博物馆与文化》2019年第18期。
33〔英〕迈克尔·罗兰著，汤芸、张原译：《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48页。
文章原刊：《文博学刊》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尹凯，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转自史学研究
